刘佳明：中共对西方学术界的渗透情况简述（下）

当讨论中国的海外渗透的时候，CSSA 是不可能绕的过去的东西，而在专门讨论 CSSA 之前，就必须先讲一下所谓“五毒”的问题。五毒就是：藏独、疆独、法轮功、台独和海外民运。早在 2002 年的时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在教育外事工作会议上讲到：驻外使、领馆教育处 (组) 配合我国外交工作总方针，组织广大留学人员在国家重大外交活动中，在与台独、藏独和“法轮功”邪教组织以及海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以及推动优秀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等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2007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披露：根据《神州学人》，5 月 26 日下午，驻休斯顿总领馆教育组召开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娜州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座谈会…近 30 位高校的联谊会主席参加了座谈会…各个联谊会主席争先发言，介绍自己在为中国学生服务、宣传和推广中国历史文化、打压敌对势力活动空间以及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工作。

根据 2005 年教育部发布的《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经济责任制实施暂行办法》，驻外机构的预算当中是明确有一项宣传经费支出的，该文件第 19 条指出：宣传经费支出：按规定拨付学生联谊活动补助经费，学生联谊会年初应向教育处（组）编报学生联谊活动的详细预算，年终应向教育处（组）报送经费开支情况。如果这个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根据《牛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章程》，“联谊会的资金来源为大使馆拨款、捐赠、赞助和活动门票收入”。而根据另外一份研究报告，“2006 年中国驻美大使馆给北卡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中秋/国庆的四笔拨款分别是一千二百、一千七百、一千一百七十三和一千四百美元，总共是五千多美元。”

那么，CSSA 到底规模如何呢，截止到 2013 年，CSSA 在美国至少有 196 个分会，而这些分会是按地区，或者说按领区划分的，换句话说，2003 年成立的美国西南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一共管分布在加州、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夏威夷等好几个州的 18 个分会，而该“总会”则接受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领导，或者我们说的温和一点，“指导”，意思就是——根据其章程：换届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名单得首先让洛杉矶领事馆批准。真是民主的不得了，和香港选特首一样民主。并且呢，根据 Foreign Policy 杂志的记者获得的 CSSA 内部通讯则显示，领事官员的确是定期和 CSSA 沟通的，而且为了避免大学管理层发现该组织正在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因为有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学校相关规定的嫌疑），领事馆会将经费直接打入 CSSA 领导人的私人账户，或他们会设立一个单独、非官方的秘密账户来收钱。最后，同样是根据 Foreign Policy 的一篇报道，截止到 2018 年 4 月，至少有七所美国大学有着中国共产党党小组，比如 UIUC、俄亥俄州立大学等等。也正因为如此，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 2018 年 2 月的一次听证会上才说，来自中国的学生、教授和科学家在美国校园里充当的就是 "非传统的情报收集者"的角色。

再说回“五毒”，从 1990 年代初开始，中国外交官就对美国大学举办的一些活动，请的一些人表示了正式的不满，例如，《华盛顿邮报》1991 年报道说，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致函几所美国大学，包括哈佛、MIT、康奈尔，谴责它们邀请达赖喇嘛。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外交官有些时候压根就不太理解什么叫学术自由，他很多时候一要闹事就直接找学校行政部门，发号施令，让他们去把这些活动给取消了，然后行政的就得跟中国外交官说，某某系要搞这个我们也管不了啊，我们尊重学术自由，行政部门只是办事而已，然后这些在中国当官当惯了，横着走走惯了的官员就死活不能理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 2009 年的时候，旧金山总领事就跑到伯克利去了，要找副校长，递交给他一封信，说中国政府反对达赖喇嘛访问伯克利，要求取消活动，副校长就说，我们学校要维护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感谢您的来访，再见。

但是呢，在另外一些时候就不是这么好玩儿了，中国人开始动用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硬的手段了，而这也是最近这几年，说穿了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更频繁的发生的情况。我这里因为篇幅原因，就举那么一个例子，也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例子。2017 年的时候，UCSD 请达赖喇嘛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然后中国政府就疯了，开始报复。9 月的时候，有人发布了一份中国留学基金委的文件，简单总结就是他们不给想去 UCSD 的中国学生学者任何资助了，停止公派留学，你们有钱你自己去，但甭想从国家那儿拿钱了，而差不多同时，UCSD 和国内的合作项目，比如和华东师大的，和复旦的，都完全停掉了。我在这里必须要补充一点背景性的知识，因为考虑到读者当中不是所有人都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为什么我要以 UCSD 这个案例为代表来表明中国这种渗透和施加压力给学术界带来的影响，其实很简单，也很直接。UCSD 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他们学校有非常著名的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教授，写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著作，然后他们学校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毕克伟，他们几个带头搞了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博士项目，这 20 年培养了很多博士生。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自然必须亲自到中国来看档案，而中国的档案制度我想读者们心里也有数。中国政府把合作项目一停，这就完蛋了，UCSD 的学生就没法到中国来看档案了，因为外国大学的学生，尤其如果学生是外国人，如果想进档案馆看档案，必须要有中国的一个单位给你开介绍信的，没有就不让你进。合作项目停了，自然就人没给开介绍信了。不仅不能开介绍信了，华东师大、复旦跟 UCSD 搞得学术交流、培训、会议等等，全部停掉，那这就很影响一些学生的毕业进度和教授的研究了。

搞成这个样子，就会催生另外一个问题，即自我审查的问题，比如大家就会担心如果我说了这个，写了那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我不能去中国搞调查研究，怎么写书，不出书怎么在学术界发展？当然，相比于记者来说，学者被拒签的情况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多的，有两个比较典型，其中一个是读者们都非常熟悉的，研究中国高层政治，与中国海外反对派群体交流甚密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另一个是 Georgetown 大学研究新疆的米华健。更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同样是研究新疆、内亚的，现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许临君（Eric Schluessel），他就在访谈中说，他在研究、写作过程中，总是要担心某些内容是不是要影响他在中国的联系人的安危，而这种担心，据他说“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的工作。我知道我个人不会怎么样，但是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呢？”实际上，根据一份报告，出现这种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在边疆研究，西藏新疆中亚的方向。印第安纳大学的 Michael Brose 教授说，他现在跟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当代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根本就没法做，而且在招博士生上也是一样，他压根就不招想做当代新疆西藏问题的学生（印第安纳大学的内亚研究专业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自我审查搞成这个样子，太影响学术了）。

其实啊，以上几位至少还都是外国人，情况都算好的了，有中国籍或者在中国有家人的学者更是风险大。有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说她为了研究自我审查的问题，采访一大堆学者，这种和中国多少有联系的学者一律拒绝接受采访，哪怕研究者说可以匿名甚至隐去受访者所供职的学校，这都不行。

不过，在最后，我倒是想提一个关于中国的案例，最近在网上似乎又被当事人重新拿出来说事了，就是滕彪和陈光诚的事。2015 年的时候，滕彪想和陈光诚在哈佛大学办一个公开的活动，大概是对话、讨论之类的东西，结果就被校方谈话了，说校长马上要去中国见习近平了，你搞这个，不好，别弄了，影响合作项目。本来滕彪想坚持举行，但是最后校方的压力太大，还是给取消了。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