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磊，男，济南异议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1962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原山东省政府法制办干部，1997年被辞退。他此后参与大量维权和抗议活动并撰写文章和诗歌。2022年12月20日因不堪新冠折磨，从25层的家中堕楼，年仅60岁。本期选取巩磊诗文6篇，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脉动的灵魂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鲁迅在百年前呐喊，龙应台在三十年前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现在转入了2017年，中国人终于把自己拖入空前绝望的专制暴政的死囚，这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耻辱罪恶的结局。

64囚徒秦志刚说，想低调过日子，赚钱养家，不想冒头。这其实是很多人的初心。现在谁要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但周围的人会把他看着大傻逼，就是自己也感觉自己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但是雾霭已经侵入你的肺，骑着单车的19岁的聂树斌被人盯上了肾，走在社会主义阳光大道的雷洋被噎住了气管。那些光天化日之下的野蛮、愚昧、邪恶、暴政，权贵利益集团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暴力机器施加给网民、百姓的无孔不入的恐怖！那些主流媒体的铺天盖地的谎言和欺骗！

邪恶获胜，是因为众人袖手旁观；专制独裁登峰造极无底线，是因为纵容退让，麻木不仁。马相伯痛心疾首的说我作为一条狗叫了一百年就没有叫醒国人！中国人，全体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你为什么不呐喊。有痛你就大声叫，你怒你就发，就站出来走向街头！最起码你围观发帖转帖，为自己，为尊严，为公平正义为良心无愧，更为子孙后代！你等待什么？你左顾右盼的观望什么？

［疯狂］他们像疯狂了的疯狗一样疯狂

&nbsp;2011年3月27日，是星期天。早晨，天气晴朗，惠风和畅，让人神清气爽。原以为按前几个星日的惯例，gb会带我去派出所拘禁一天，以免给茉莉花添乱。等到9点半，没有动静，就知道今天大概没有事了，就给s教授打电话，一起去英雄山民主广场看看。其实s教授上个星期天就约我，我因为gb和到我宿舍带我去泺源大街派出所拘禁我，我早已躲开了，gb给我打电话，我说在外地，不了了之。我负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gb可以随时拘禁我。想低调一些，但是s教授没有去过，我们虽然通过电话，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正好有个见面的机会。 10点半，我们如期见了面。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英雄山更是人流如潮。在英雄山人们常聚会的地方，人比过去更多。S教授很快进入他们之中，我在外围转悠，我是敏感人物，在这些人群里，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gb，周围gb早就把我盯住了， 所以我尽量不参与其中。但是他们的辩论没有任何的逻辑与常识，比如党制定法律，党的领导说法律怎么样就是怎么样，hu就是法律。等等，我忍不住了，就想纠正说，党制定的是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权力机构才有权制定法律法规，党有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建议权，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我本来是普法宣传，还没有等我开口，说时迟那时快，很多听众突然摇身一变如天兵天将，妖魔鬼怪、如魑魅魍魉降临，一个白净面孔的瘦消的50多岁的人抓住了我的领口，周围其他众人迅速把我围起来，有的为了表现积极，趁乱隔着很多人踢了我几脚。有一个翻我的口袋，找我的数码相机，我平静的据理以争，说你有什么权利搜我的口袋，他马上松了手。有的说带他去公安局，我说走啊，去公安局，我犯法了吗？他们看我不害怕，马上闭口不提公安局。其他的人不依不饶，说他照相了，发往国外反动网站，得让他交出来，我早已把相机送给了别人，为了尽早脱身，我说我把刚才拍的删了，拿出手机，删除了所有照片，其中一个拿过去给他们看说，是删除了。我什么也不说，昂扬走出了包围圈。今天他们隐藏了这么长时间，都露面了。在此，谢谢那些保护我的热心的群众，他们阻拦，劝阻，暗自催促我快离开这里。群众也许在这里更明白了我们的民主。当然比起北京王府井，上海和平电影院上去就抓，还是幸运的。呜呼！我国我民啊! 很长时间里，我都会联想到动物世界里的非洲鬣狗群起疯狂争夺猎物的场景，真是太像了。 

&nbsp;&nbsp; 竟然集合起所有杀人机器

&nbsp;&nbsp; 让13亿民众在无尽苦海里挣扎

&nbsp;&nbsp;&nbsp; （ 三）&nbsp;&nbsp; 

&nbsp;&nbsp; 是的，觉醒了 看清了

&nbsp;&nbsp; 13亿人愤怒的眼睛里喷射着

&nbsp;&nbsp; 众神之神正准备世纪大审判的

&nbsp;&nbsp;&nbsp; 有关社会上的琳琳种种

&nbsp;&nbsp; 都无法表达我深邃广袤的内容

&nbsp;&nbsp; 底层写作。。。。。。

&nbsp;&nbsp; “国保，请看我证件”

&nbsp;&nbsp;&nbsp; 他们的祖师爷是杜月笙

&nbsp;&nbsp;&nbsp; 他们的队长是强哥许文强

&nbsp;&nbsp;&nbsp; 他们的启蒙学校是上海滩

&nbsp;&nbsp;&nbsp; 他们的教材是斧头帮

手里拿着可以是绳子也可以是鉄钩

&nbsp;&nbsp;&nbsp; 专门向弱势的街头求生者索取性命

&nbsp;&nbsp;&nbsp; 他们是一群私生子

&nbsp;&nbsp;&nbsp; 法律没有给他们安上户口

&nbsp;&nbsp;&nbsp; 所以他们的表情常带有尴尬

&nbsp;&nbsp;&nbsp; 他们没有灵魂没有人格

&nbsp;&nbsp;&nbsp; 在深圳街头是光着屁股的人

&nbsp;&nbsp;&nbsp; 没有灵魂没有人格所以蛮横残忍

&nbsp;&nbsp;&nbsp; 他们动藉致人于死伤

巩磊，男，济南异议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1962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原山东省政府法制办干部，1997年被辞退。他此后参与大量维权和抗议活动并撰写文章和诗歌。2022年12月20日因不堪新冠折磨，从25层的家中堕楼，年仅60岁。本期选取巩磊诗文6篇，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脉动的灵魂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呐喊》，2017，就等着你！

鲁迅在百年前呐喊，龙应台在三十年前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现

你，说的就是你！  ——巩磊诗文选

說起俄羅斯近代史上的宗教迫害，指的是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對東正教教會的排擠打壓。我在蘇聯生活時，對此有所耳聞，但由於蘇聯對歷史篡改與真相的封鎖，加之蘇聯時期新聞傳媒鐵幕一般的禁錮，對這段歷史的細節知之甚少。20世紀80年代末，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受迫害史的零散書籍，才在莫斯科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秘密印行，在街頭巷尾悄然兜售，使它成為最先突破蘇聯新聞出版審查桎梏的宗教歷史讀物。

1991年蘇聯紅色帝國轟然解體。90年代是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受迫害史類圖書出版的輝煌時期。我讀過的不少名作，如《1917-1827年的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與蘇聯政權》（1993）、《至聖牧首吉洪的文件》（1994）年、《兩個時代的分解處》（1994）、《戰爭年代的國家與教會》（1995）、《紀念1937-1938年政治肅反運動的犧牲者》（1997）、《受難者十字架：1917年至1956年對俄羅斯東正教的迫害》（1997）等一批好書均為那時推出。

我的教父布茲尼克(Mihail
Buznik，1947- )是個篤信上帝的人。他是莫斯科當代著名詩人，法國蘭波詩歌獎得主，俄羅斯國家文學獎候選人。他常對我講起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受迫害史。他說，列寧不僅是東正教信仰的背叛者，也是俄羅斯迫害東正教教會的罪魁禍首。列寧在1870年出生時，按照俄羅斯信仰習俗在教堂受洗，成為東正教教徒，但他在高中時便背離了信仰，將他佩戴的十字架拋入垃圾堆，成為一名憎惡和反對東正教的人。1905年，列寧更寫下《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文，指出宗教最卑鄙、最危險和最惡劣，是麻痹人民的鴉片，所以要堅決與之鬥爭。列寧還說，蘇維埃將推行電氣化，電燈會走入家家戶戶，人民將對著電燈祈禱，因為電燈是中央政權無所不能的象徵，它可以取代上帝。

隨著教父布茲尼克的講述，我的眼前出展了一幅暴力和血腥的全景畫：1917年11月，列寧策劃的“十月政變”得逞。他於1918年2月2日簽署命令關閉東正教教堂、修道院、神學院以及教會所屬教產，整肅神職人員，因為他們“有傷社會風化”。1918年9月，列寧發動紅色恐怖，即對沙俄權貴階層，白軍官兵和所有敵對勢力等實施的大規模處決和系統的鎮壓行為。蘇俄紅軍克里姆林宮衛隊長瑪律科夫在其回憶錄中寫道，1918年春，列寧入主克里姆林宮。那時，克宮院內所有大門上都懸掛著俄羅斯東正教長老、聖人的聖像。列寧看在眼裡，氣在心中。5月，他不僅下令摘除和焚毀所有聖像，還親自和蘇俄紅軍戰士一同推倒克里姆林宮院內的大十字架。7月30日，列寧下令克里姆林宮院內所有教堂停止鳴鐘。1919年，他竟然取締東正教兩個最大節日——耶誕節和復活節。2月7日，俄羅斯東正教教會都主教弗拉基米爾在基輔-別切爾大修道院被紅軍殺害，成為列寧紅色恐怖時期，第一位殉難的東正教教會高級神職人員。紅軍還喪盡天良地褻瀆逝去的東正教長老聖骨。他們先後搗毀了克里姆林宮教堂、聖三一謝爾蓋大修道院、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亞歷山大·斯維爾斯基修道院和切爾尼科夫斯基修道院的聖人陵寢，褻瀆聖骨63尊。10月，列寧紅色恐怖宣佈結束，但對教會的打擊卻未停止。1919年，俄羅斯有600餘座東正教教堂和1000餘座修道院被關閉，550名東正教神職人被蘇俄紅軍槍殺和絞死。1920-1921年，全國被殺害的東正教修士和主教高達到2萬餘人。坐落於紅場的喀山大教堂被紅軍搶劫後炸掉。莫斯科市中心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先是被暴民洗劫，後被拆掉大鐘，推倒穹頂，之後又遭炸毀。著名東正教聖地奧普金納修道院被勒令關閉，布林什麼維克在修道院長老的墓地上修建了一座車庫……

前不久，布茲尼克向我推薦了俄羅斯著名學者米列克（Alfret Milek,1922-2009）批判列寧紅色暴政的著作《紅色海市蜃樓》（2007）。書中有章節詳盡描述了蘇俄紅軍1919-1920年對東正教教會的恐怖侵犯。作者寫道：“那一年，莫斯科市中心地區開始頻繁地出現對教會的打砸搶，到處都燃燒著一堆堆篝火，焚燒從教堂摘下的聖像、搶劫來的《聖經》和古老的東正教典籍，甚至連俄羅斯經典音樂家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的樂譜也被付之一炬。教會聖人的棺槨也被挖出來焚燒洩憤。而那些蘇維埃紅色近衛軍們則圍著火堆唱起革命歌曲，年輕人拉著手風琴，人人露出猙獰的笑臉。成群的共青團員圍坐在從教堂搶奪來的聖像旁，用匕首將聖像上的金銀裝飾刮下，準備當作貴重金屬出賣（見《紅色海市蜃樓》，第273頁）。

2016年，莫斯科聖吉洪人文大學推出了兩卷集的專著《1917-1937：遭受迫害時期的俄羅斯教會，同時代人的證詞》。書中講到列寧在1922年5月加快了迫害東正教教會領導層的腳步，他4日下令逮捕東正教教會最高領導人——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 of Moscow
,1865-1925)，將他關押在頓斯科伊修道院，給他羅列的罪名是反對將東正教教會財產國有化，下令莫斯科法庭追究他的刑事責任，並在關押地對吉洪進行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大牧首吉洪不僅是俄羅斯東正教教會最高領袖，也在數千萬俄羅斯教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當年目擊者回憶說，成千上萬的人擠滿關押地附近的廣場。遠處停著一輛馬車，它是來接走大牧首的。大批荷槍實彈的紅軍官兵和秘密員警在關押地到馬車之間組成一道人牆。人們等了很久，關押地的大門才打開，大牧首吉洪走了出來了。他披散著淩亂的灰色長髮，臉上的鬍鬚也在風中顫抖。他臉頰乾枯，雙眼深陷，赤裸的上身穿著一件破舊的軍大衣，沒有穿鞋。情緒激動的教民們不約而同俯身跪下。大牧首吉洪一面緩緩地走向馬車，一面雙手三指合一為人們祈福，淚水從他倍受折磨的臉龐流下。目擊者說，這是俄羅斯一個震撼人心的歷史時刻，就連押解大牧首吉洪的蘇維埃政權的鷹犬——士兵和秘密員警也在這位受難者面前虔敬地低下了頭。

大牧首吉洪在被關押期間飽受折磨和摧殘，於1925年3月26日因心臟病去世（一說被蘇維埃政權毒殺）。檔案記載，俄羅斯出席大牧首吉洪葬禮的人比參加列寧追悼會的人還多。人們晝夜不停地與大牧首道別，葬禮第一天就發出了六萬支蠟燭，道別隊伍綿延數公里……

俄羅斯20世紀之初，由於紅魔布爾什維克的出現，全社會出現了史上前所未有的、尖銳的善與惡對立。蘇俄存在的70年，是共產制度對宗教信仰瘋狂迫害的70年，其殘酷程度遠超基督教創立初期。列寧的終生奮鬥目標就是反對上帝。1922年，他的手腳已經部分癱瘓，口齒也含混不清，仍主持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和發表《建立反宗教宣傳委員會》的決議，呼籲為在俄羅斯徹底消滅東正教信仰，建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努力，但在百年之後的今天，這一切最終仍都化為了烏有。

說起俄羅斯近代史上的宗教迫害，指的是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對東正教教會的排擠打壓。我在蘇聯生活時，對此有所耳聞，但由於蘇聯對歷史篡改與真相的封鎖，加之蘇聯時期新聞傳媒鐵幕一般的禁錮，對這段歷史的細節知之甚少。20世紀80年代末，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受迫害史的零散書籍，才在莫斯科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秘密印行，在街頭巷尾悄然兜售，使它成為最先突破蘇聯新聞

艾斯：紅色恐怖：東正教史上血腥一幕

德中關係走向何方？德國外長貝伯克訪中的探路之行，能向世人展示什麽樣的前景？令世界矚目……。

月初，法國總統馬克宏訪問中國，受到習近平的熱情接待，不僅在北京以國禮迎接，還南下廣州繼續交心。北京的慷慨立足於14億人口的諾大市場，簽下巨額數字訂單，可說是「穩準狠」地拿下了馬克宏。投桃報李，馬克宏在不同場合數次表態：「希望歐洲可以獨立自主」等。馬克宏在結束訪華行程後，其發言在歐洲和美國引發震動，馬克宏訪中雖然抱得「大金娃娃」，但法國媒體的批評聲一片，美國前總統川普批評馬克宏在給習近平拍馬屁，在歐洲內部引發的負面效應，遠遠超過正面的影響。

4月13-15日，德國外長貝伯克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並與中國外長秦剛共同主持第六輪中德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貝伯克外長在針對中國的立場上，特別是人權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等，向來是立場鮮明，從不退讓。一些歐洲官員和媒體甚至寄望她可以「澄清」歐洲立場，謀求抵消馬克宏訪中對歐盟造成的負面影響。

如何審視眼下中國外交與世界格局的動蕩？特別是歐盟究竟如何與中共打交道？歐洲這盤大棋局的未來走向與趨勢？筆者談談一些粗淺與凡俗的想法與觀點，與讀者分享。

讓中國最為得意的是，今年以來，東盟、中東、歐洲、南美等國家領導人絡繹不絕赴京訪問，有媒體稱之為「訪華熱潮」，客觀來說，是俄烏戰爭幫了中國大忙。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未來簡史》寫道：「進入21世紀後，曾經長期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瘟疫、饑荒和戰爭已經被攻克，智人面臨著新的待辦議題：永生不老、幸福快樂和成為具有『神性』的人類。」而現實世界卻殘酷的掛起了「紅牌」：持續兩年的新冠病毒肆虐橫行，整個世界曾籠罩在恐懼的陰霾之下。屋漏偏逢連夜雨，疫情未了，俄烏戰爭爆發，已持續一年有餘，瘟疫與戰爭正肆無忌憚的挑戰人類，伴隨著能源危機、糧食短缺等，直接影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歐洲，人們遭到瘟疫與戰爭的雙重肆虐與襲擾，面臨能源供給、經濟發展、物價高漲、社會穩定等現實問題，百姓罷工罷市接二連三，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大環境遭到了重創。

疫情以來，中國經濟與各國一樣，一路下滑，但還真碰上了「關上了一扇門，卻打開了一扇窗」的奇事。俄烏戰爭，為中國開啟了新的機會，開闢了新路。數年來，中國在整個世界鋪設「一帶一路」新市場，而對中俄周邊國家還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一籌莫展。這場戰爭，使普京與習近平抱成了團，自稱為「不是盟友，勝似盟友」。中國的能源供應、中歐的陸路貿易運輸，中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五「斯坦」國家的「一帶一路」合作、中蒙礦產開發、運輸貿易合作等，均得到了迎刃而解。2022年世界經濟一片疲弱、暗淡與頹勢，而中國的GDP同比增長還是達到3%。世界銀行預測：2023年全球的GDP增長約為2.9%，中國經濟增速將大幅升至5.2%，中國有望成為拉動2023年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歲末年初，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中國之行，開啟了訪華序幕。接著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馬來西亞首相安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國總統馬克宏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巴西總統盧拉等訪問中國。為什麽各國首腦紛至沓來、接踵而至呢？疫情過後的整個世界，都期望經濟早日復蘇與發展，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市場，2022年其製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製造業規模已經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無疑是馬太效應「大者愈大」。

換句話說，搞定了與中國一家的經濟合作，等於落實了整個世界近三分一的市場，智者都希望晝夜兼程、快馬加鞭，促使本國經濟扶搖直上。所以，沒有什麽大道理，對中共來說，經濟、利益與諾大的市場就是硬道理，在現實利益面前，價值觀是否只能委屈求全了？

這幾天，德國外長貝伯克訪問中國，她的關注熱點真不能小覷：一是綠黨對外政策，以捍衛人權、保障和平的價值觀外交為基礎，這與中共格格不入；二是德國綠黨在中國政策方面，特別是人權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等方面，始終抓住不放，可說是針尖對麥芒；三是馬克宏訪問中國時大話連連，顯然觸碰和違背了美歐價值觀原則，美歐都在期盼與傾聽貝伯克義正詞嚴的聲音。

馬克宏在中國除了談「歐盟戰略自主」，還在台灣問題上不夠嚴謹與表態粗糙，他說：最不好的狀況是歐洲在台灣議題上變成「跟隨者」，「受到美國的政治議程和中國的過度反應影響」，「我們為什麽要按照別人選擇的節奏走呢？」

而貝伯克外長在中國強調：「歐盟的對華政策與法國的對華政策是保持一致的」，她讚成馬克宏關於「歐洲應該從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制定對華政策，而不是系統性、盲目性地追隨政策」言論。這應該是貝伯克的顧全大局，對外保持高度的一致。實話實說：貝伯克顯然是在修補與「糾偏」。在中共的話語與政策中，「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允許外國勢力干涉。」也就是說對「台灣問題」說三道四，就是涉及中國的政策，所以說貝伯克外長強調的「保持一致」只是套話。再看看一些實例，來研判其「一致性」：1、去年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法國總統馬克宏曾向朔爾茨提議「一起去中國」，稱這樣可以向中國展現「歐盟團結」，但朔爾茨拒絕了這個提議，為什麽？是否在「歐盟戰略自主」及「台灣問題的看法」上，當時已經存有隱憂，朔爾茨處事處世向來謹小慎微，不敢也不願跨越雷池。朔爾茨也許早有預感，不願為馬克宏背書背鍋。馬克宏訪中表態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態了：「許多歐洲領導人不會像馬克宏那樣發聲，但可以說，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像馬克宏一樣思考美歐關係。」但這些天，卻仍未見到朔爾茨站出來表明立場。2、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北京時就強調：「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極為重要，沒有人可單方面以武力改變該區域的現狀，對可能發生的緊張情況應透過對話解決。」這一表述與馬克宏在台灣問題上的表述大相徑庭，雖說都表明了「一中政策」，但在「維持與改變現狀」的態度上截然不同。本周二，歐盟委員會通過發言人重申了歐洲對台灣立場：「歐盟拒絕以任何形式的武力改變台灣海峽現狀」，這一表態再次強調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主張。3、貝伯克外長的說法與馮德萊恩基本一致，「呼籲緩和台灣海峽的沖突」，「我們不能對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無動於衷」。自由進出也符合德國的利益，軍事升級將給世界帶來「最壞的情況」。這個說法是梅克爾執政時期制定的《印太準則》基本立場。所以說，在對華政策的台灣問題上，法國、德國、歐盟是否出現了嚴重裂縫與矛盾？用俗語來說，是瓜剖碁布、還是瓜剖豆分了呢？

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並非眼下德國「紅綠燈」執政聯盟的新政策，而是已有年頭了。2007年10月，德國執政黨CDU/CSU通過一份亞洲政策文件，闡述了外交政策中更多價值取向的重要性，該文件讚揚了日本、印度、韓國和台灣是民主體制最鞏固的亞洲國家，德國應加強與同享「共同價值」亞洲國家的雙邊關係，並與美國及澳洲合作。

這些年來，德國政府的在執行與落實政策方面有跡可循：自此，台灣每次總統選舉後，德國官方都會發出祝賀信函，肯定與讚揚台灣的自由、公平選舉，及台灣高度的民主與法制。

2019年元月，針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的有關談話，德國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在國會答覆議員質詢時稱：德國政府秉持一貫立場，向中方清楚表達「德國無法接受用武力威脅台灣的作法」。德國外交部次長羅思（Michael Roth）書面答詢：「德國一向認為台灣問題只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在雙方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唯有在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兩岸的現狀才可以改變。」

2020年9月1日，德國政府發佈《印太準則》，不僅預示著德國將介入印太地區事務，還將推動「印太戰略」的歐洲化，對整個印太地區以及世界局勢產生深遠的影響。人權作為重點領域，德國將持續關注印太地區國家的人權狀況，這表達了德國將加大價值觀因素在對華關係中的比重。其目標是尋求加強與印太地區夥伴國家之間的「多元化」經濟合作，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並試圖以「規則主導」方式制約中國經濟模式的影響力。

2020年9月14日，梅克爾與習近平舉行視頻對話時，重申了兩點：1、南中國海和太平洋，如果該地區發生沖突，便會損害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將對德國產生直接影響。2、歐盟的價值，在歐盟以外地區同樣有效，德國堅持人權價值觀、國際貿易公平等原則，並堅持同印太地區的「與德國共享民主與自由原則」國家（應該包含台灣）緊密合作。梅克爾也規勸中共：不要輕易動用武力，造成世界的戰亂，每一個國家必須共同來承擔責任，維護世界和平。台灣的問題，只能採取和平理性的唯一方法解決，德國不會同意該地區發生和平以外的手段與沖突。

2021年4月20日，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上發表演說，在回應議員提及普丁領導的俄羅斯與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何者對世界和平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生活方式威脅更大時，她提請大家關注台灣問題：「看看南海與台灣現在發生的事，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對德國來說，是落實價值觀外交政策的原則性問題，是德國各黨派保持一致的原則基礎，不會隨著馬克宏的北京許諾翩然起舞、一味迎合。

美國與歐盟同樣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國家聯盟，為什麽美歐不能挺身而出引領世界經濟呢？2021年的美國與歐盟製造業，分別各占全球製造業約15%，美歐製造業之和超過30%，與中國製造業不相上下，同樣占據世界三分之一市場。但歐洲的現實問題是：一、德國的支柱產業是汽車、機械製造、電子電氣、化工等，與美國的支柱產業幾乎碰撞。在「美國第一」的政策保護下，歐洲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總是遭遇高關稅壁壘。而中歐企業之間的互相吸引力更大，一是兩者產業結構更為互補，二是兩地互相接納的政策、關稅等，均較為理性與溫和，這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便利與機會。二、拖累歐洲經濟復蘇，還有個重要原因，俄烏戰爭成為歐洲經濟恢復的大環境阻力。俄烏戰爭走向如何？未來是否會引發世界大戰？以及歐洲的能源危機明擺著是長期問題，將嚴重影響產品的單位成本，這也是歐洲企業家資本向亞洲和中國轉移的重要原因。原本美國也是好去處，但是美國財政嚴重的入不敷出，通脹率一直處在天花板之下，俄烏戰爭初期時轉移去美國的資本，又在重新尋找更為安全的新方向。三、歐盟的實力體現在團結與合力，這樣才能與中國對等和匹敵，這也是梅克爾當年反對中國在歐洲一國一國的「分而治之」，實行商貿蠶食政策的原因，她提出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思維，歐盟小體量國家占據70%以上，據此協定，中國向整個歐盟開放市場，整個歐盟國家可享受相同的條款與規則。但是引人深思的是，新近中國只提出與歐盟恢復對話，而不再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道理很簡單，希臘、義大利、匈牙利等已經有了「一帶一路」協議，現在德國、西班牙、法國等紛紛簽署了合作大訂單，豈不是被中國各個擊破、分而治之的蠶食了。馮德萊恩、博雷利堅持原則雖然可敬可佳，殊不知歐盟已逐漸淪為「空床」，凝聚力漸漸的渙散了。

筆者經歷了中國的「文革」時期，深知「抓革命促生產」的惡果，「抓革命」，搞意識形態鬥爭，是促不了生產的，只能使經濟每況愈下。美歐國家應該立足於：解決能源危機，能源互補，恢復經濟建設，協同遏制高通脹，逐漸穩定百姓情緒，恢復各行各業的正常工作秩序，這才是恢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礎。

歐洲塑造了人類的現代文明，可眼下的文明土地上，俄烏戰爭又將歐洲帶回了叢林法則時代，梅克爾執政時期輕而易舉遏制了俄烏對峙與矛盾，為什麽今日的歐洲一籌莫展？

舉世仇恨普京與俄羅斯，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停止戰爭、解決沖突與伸張正義必須有個程序。從一開始就不應該使這場戰爭爆發，猶如當年梅克爾一樣，醜話說在前面，「不同意烏克蘭加入北約」。事實上現在也未接受烏克蘭加入北約，為什麽戰前不能承諾呢？即便是代理人戰爭，也得找一個匹配、等量級的國家去迎戰俄羅斯，我為烏克蘭的遭遇不值。

歐洲是現代文明的開拓者，理性而智慧，這麽簡單的道理怎麽想不明白呢？既然北約、歐盟不願意上戰場，直接迎戰俄羅斯，為什麼還讓瘦弱病體的烏克蘭繼續再戰北極熊呢？俄烏戰爭必須停止，否則烏克蘭會死更多人，損失會更大。

舉個社會上市民吵架鬥毆的例子，兩人、或者數人群聚鬥毆，在旁觀者眼裏，通常的是非原則為：誰先動手誰就是錯者。難道為了伸張正義，眾人就得在一邊遞刀送棍，直到將先動手者打伏打敗為止？顯然不行。在刑事法中，這叫幫兇，是同犯，同樣有罪。正確的方法是先將鬥毆雙方拉開，阻止鬥毆，然後通過相關機構，來協調和解決鬥毆事件，最後判定究竟誰錯，誰承擔責任，誰賠償損失等。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也同理，就說俄烏戰爭，俄羅斯是侵略者，有兩種方法：一是要麽歐盟、北約一起上，幹脆發動世界大戰，打出個原則與真理，將俄羅斯打服打敗。只是這樣幹，是否能達到目的？倘若承擔不了世界大戰、人類毀滅的後果，就得採取另一種方法：就是立即阻止與制止戰爭，停戰之後才能解決問題。可邀請聯合國參與調解（歐盟、北約等於是參與國了），討論責任問題，賠償問題，重建和修復城市問題，抑或是審判戰犯問題。

而在一旁慫恿助力，使戰爭持續不斷，最後使烏克蘭遭受尤為慘重的損失，失去的國土更多。對那些在一旁遞炮送坦克的國家，屆時別說俄羅斯會追究責任，就是烏克蘭也會對這些國家提出索賠，因為它們使烏克蘭的損失擴大與加重，烏克蘭一定會提出追究這些在背後的慫恿者、同案犯責任。

所以，結束戰爭是眼下的首要工作，持續的戰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若要期盼俄羅斯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先決條件已不復存在，當年美國是聯中抗蘇聯，而如今俄中已成一體。所以，只有俄烏停戰，才能為歐洲恢復經濟生產與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穩定環境。

德中關係走向何方？德國外長貝伯克訪中的探路之行，能向世人展示什麽樣的前景？令世界矚目……。 
月初，法國總統馬克宏訪問中國，受到習近平的熱情接待，不僅在北京以國禮迎接，還南下廣州繼續交心。北京的慷慨立足於14億人口的諾大市場，簽下巨額數字訂單，可說是「穩準狠」地拿下了馬克宏。投桃報李，馬克宏在不同場合數次表態：「希望歐洲可以獨立自主」等。馬克宏在結束訪華行程後，其發言在歐洲和美國引發震動，馬克宏訪

世界動蕩中的德中關係

本書關於人權、民主、自由和法制的詮釋，完整而細緻，是洛克政治學和美國憲政精神的精湛展示，可以是起草憲法草案的參照。本人相信，目前可見的近二十多年中國當代憲政研究文章，應是從此書有所借鑒。由劉曉波先生主持修訂，于2008年12月8日發表的《零八憲章》，很有可能受到了本書的若干影響。

本期轉載該書的第二十問到第三十問。本書這一部分內容，對人權的本質和普遍性做了分析，也駁斥了“國情特殊論”和“人權相對論”等謬論。

二十問：人權具有普遍意義嗎？中共一再強調國情的特殊性，鼓吹“相對人權”論，請問你的看法如何？

答：人權當然具有普遍的意義，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是造物主創造的，任何人，不論膚色、性別、國籍，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無二致。我們不能說，造物主賦予了在法國出生的華人言論自由權利、但未賦予在中國本土出生的華人言論 自由的權利；我們也不能說，在法國的中國人需要言論自由而在本土的中國人不需要言論自由。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在論及人權時，都強調人權“天賦”和“不可轉讓”的概念，及人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人權的價值，恰恰就在她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人對人權的需要，猶如生命需要水、空氣和陽光一樣的普遍和絕對。否定了人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就等於否定了人權本身。因為，當政者在抽象肯定人權價值的同時，用所謂“國情特殊性”可以具體地殺掉這項人權、那項 人權。譬如，當政者可以藉口“文盲太多、不懂選舉”的“特殊國情”，剝奪公民的選舉權；也會以“發展經濟最需要的環境是穩定”的特殊國情、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由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等等。因此，“國情特殊論”和“相對人權論”，都是扼殺人權的藉口。試問中共，你們在引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些為禍中國數時年的理論時，為什麼強調它們是“普遍真理”、而對“中國國情特殊、不適和馬列”的論調大加鞭撻呢？

提到中共的人權理論，還要批判一點，就是它的“喂飽論”。中共說什麼，中國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中共能解決吃飯問題，把這些人喂飽，就已經了不起了，就是解決了最大的人權問題。簡直荒謬絕倫。且不說目前還有個別地方的老百姓人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就算都豐衣足食了，能叫有了人權嗎？那不是人權，那是動物權。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不但要吃飽，人還有精神方面的更高層次的追求。把“喂飽”也算為人權，無異於將人與動物等同起來。中共之所以把“喂飽”當成人權，是與其將百姓一貫視為非人、視為動物的觀念一脈相承的。

二十一問：你剛才提到犯人也是人、也應保障其基本人權，我覺得這好象觸及到了 人權的某些本質問題，是否可以再多論述一下？

答：在現代文明國家，坐監犯人的基本人權獲得了比較充分的保障。舉例來說，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如挪威、瑞典等，監獄中的犯人不僅活得有尊嚴，不僅飲食營養得到保障，不僅有電視看、有書讀，而且，犯人可以在獄中受教育、修學位(坐兩年牢可拿個碩士學位)、寫文章發表......，還有，犯人可以在獄中與家人團聚、與配偶同房、生子，單身犯人可在獄中結婚......。如此做法，乃基於幾個基本前提：

(一)犯人是人，不是狗。是人，就要保障其基本人權；

(二)犯人觸犯了某條法律，被判刑入獄，其人身自由已受到限制，其某些人權已被剝奪。但是，上帝賦予他的、未被法律剝奪的那些人權，他仍然應當享受。

(三)將犯人關押起來，有三個作用，一是不要再對他人造成傷害(限制了犯人的自由以保護多數人的自由)；二是對犯人進行懲戒，使其今後不要再犯；三是對其他人示出警告，不可效法。關押犯人的目的絕不是剝奪他應當享受的那些人權。

印度某地對過失殺人犯實施人道管理，讓他們定期回家與家人團聚、享受人倫之樂與親情溫暖。結果，此道明顯降低了犯人出獄後的再次犯罪率。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看其監獄對待犯人的態度就知道了。”此話之所以有理，就是因為，對人權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標準，連監獄犯人的人權都照顧到了，普通公民的人權保障，當然就可想而知了。

二十二問：什麼是人權意識，如何提高人們的人權意識？

答：人權意識，或稱權利意識，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我所理解的人權意識包括：

(一)公民應知道到自己擁有哪些人權，應知道人權的天賦性和不可轉讓性、不可剝奪性；

(二)公民自覺地為自己爭取被剝奪的那些人權；

(三)公民自覺地為他人爭取被剝奪的那些人權；

(四)公民自覺地捍衛自己的人權；

(五)公民自覺地捍衛他人、尤其是觀點不同者的人權；

(六)公民自覺地譴責、制止一切侵犯人權的行為。

一九八二年底，我們在創辦《中國之春》之後不久，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演講。中共組織人員對我進行圍攻。一名中國大陸公派訪問學者發言，批駁我的觀點說：“你講的中國沒有人權是不對的。我要以現身說法證明，中國是有人權的。我以前是個右派，現在，共產黨給我平了反，還給了我出國的機會，我非常感激。怎麼說沒有人權呢？”他的發言立刻遭到一位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的反駁：“你知道嗎，共產黨本來就不應該把你打成右派！你知道嗎，出國本來就是我們應當享有的權利，不是共產黨恩賜的！”對比兩個人的發言，可以看出，某些中國人的人權意識是多麼薄弱，甚至說，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因此，廣泛傳播人權意識，是民主運動的一項任務。

二十三問：你提到“公民自覺地捍衛他人、尤其是觀點不同者的人權”，你是就此多做些說明？

答：這正是我要重點闡述的。一個人為自己的人權而戰，易於理解。維護他人、尤其是維護與你觀點不同者的人權，維護你的政敵的人權，是不容易做到的。但，這正是人權意識的精髓。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稱為人權獲得了保障。伏爾泰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維護你講話的權利。伏爾泰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在美國看過一個電視劇《斯考基》(Scokie)，講的就是維護政敵的人權的故事。斯考基是美國芝加哥的一個猶太人居住區，芝加哥也是美國納粹黨(法西斯黨)的所在地。美國是個結社自由的國家，只要守法，什麼黨都可以搞。僅共產黨，就有好幾個。大家知道，猶太人與納粹党是死對頭。有一次，納粹黨要到斯考基區去遊行，宣傳法西斯主義。這下子，激起了猶太人的仇恨。猶太人告到法院，要求禁止納粹黨的遊行。雙方在法庭上唇槍舌戰。令人驚異的是，為納粹辯護、堅決維護其遊行權利的律師，是個猶太人。開始，猶太社區不理解他，甚至罵他是叛徒。然而，他的辯護詞折服了每個人。他說道，他的上輩也被納粹黨殺害過，感情上，他恨納粹。為什麼納粹能夠殺死那麼多猶太人，就是因為猶太人是少數，而少數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今天，納粹黨是少數，他們的主張是荒唐的。但是，他們的主張是一回事，他們的權利卻是另一回事。他們有遊行示威的權利，這是憲法所保障的。如果我們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就等於踐踏了憲法，也等於把我們的權利置於不被保護的境地，總有一天，我們猶太人會自食其果，再次遭到迫害。法院判決：納粹黨享有遊行的權利。

自覺保護持不同政見者(包括與民運意見相左的人)的人權，也就是保護了自身的人權。他的人權與你的人權，實際上是同一個保護傘。砸碎了他的保護傘，就等於砸了自己的保護傘。最好的實例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昨天你還在鬥爭別人，今天反被另一批人批鬥，誰也沒有保障。

保障人權，是民主運動的一項目標。民主人士將來要保障的，不僅只是民主人士的人權，不僅只是老百姓的人權，而且包括共產黨人的人權。

鎮壓法輪功是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罪行

二十四問：中共目前正在全國範圍內大肆鎮壓法輪功、中功和香功等氣功人士。你怎麼樣從人權觀點看待這個問題？

答，我讀過李洪志先生的 《轉法輪》。平心而論，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對其中一些觀點不能苟同。法輪功的興起，有其一定緣由。它提出的「真、善、忍」進修法輪功的修煉對肌體的作用，在信仰危機、道德淪喪、公費醫療解體的今天，的確吸引了很多修煉者。問題在於，不認同其觀點是一回事，他有沒有宣傳自己觀點的權利。別人有沒有信他觀點的權利是另外一回事。從人權意識上講，中共鎮壓法輪功是侵犯人權的行經。人人有選擇信仰的自由，人人有練功修行的自由。儘管你認為他的信仰是荒謬的。像剛才我舉的美國法律可以保護納粹黨有信仰法西斯理論的權利，就是一個範例。正因為我是基督徒，所抱的信仰與法輪功不同，我為法輪功信仰權、修煉權進修辯護，就像那位猶太律師為納粹党的遊行權利辯護一樣，應當更有說服力。請注意，我們辯護並非信仰本身，而是信仰的權利。江澤民在訪問歐洲時說,法輪功是個「邪教」，害死了一千多人，因而要鎮壓。中共政權為符合江澤民的言論，又匆匆為打擊邪教「立法」，給進一步鎮壓法輪功提供「法律依據」。

我們難以追查江澤民所說的數字是否屬實，但是，就「邪教」而言，就置人於死之言，恐怕中國最大、最害人的「邪教」應屬共產黨本身。請問，中國歷史上哪有一個強迫別人信仰的宗教？只有中共強迫別人接受它的馬列宗教。不信，就被批判、

勞改、入獄，甚至處死。今1999年是中共建政50周年。據統計，五十年中被中共殺害、迫害、政策失誤而致死的冤魂八千萬之多。相當於十六個香港人口。

江澤民為什麼不講這八千萬冤魂呢？請問，自從人類有史以來，有哪一個「邪教」有比共產黨害死的人多？中共的「人大」將「邪教」定義為「神化首要分子」、「散步迷信邪說」、「蠱惑、 矇騙他人」、「發展、控制學員，危害社會」。看看這些定義，我們會發現，它真是中共自身的寫照。正是中共，「神化其首要分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不准任何人向他們挑戰。尤其對毛澤東的神話，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正是中共「散佈馬列迷信邪說」，「蠱惑、矇騙全國人民」正是中共，發展、控制其黨員、危害神州大地。中共還有一「絕」：它還將自己的「邪說信仰」寫進憲法，強制全國老百姓永遠「堅持」其「邪教信仰」因此，應當說，按照它自己「邪教」的定義，共產黨就是世界上危害人類最大的邪教，而且比任何一個中共定義的「邪教」都要邪上千百倍！應予立即取締。

問題還在於，什麼是「迷信邪說」的嚴格定義？由誰來界定「迷信邪說」？為什麼中共可以隨意將法輪功定義為「邪教」而人民就不能將中共定義為「邪教」？連中國編的《辭海》也沒有將「邪教」納入其中而妄加解釋。因為，世界上沒有一部詞典對所謂「邪教」做過定義式的解釋。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人們通常將類似宗教式崇拜、但不是宗教真神的狂熱「崇拜」稱為「&nbsp;
CULT」。有的中英詞典將之譯為「邪教」並不十分準確。正確的譯法應當是「宗教式崇拜」。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是不能強迫人們信仰什麼、不信仰什麼、。美國憲法規定：政府不得制定國教。這意味著政府沒有權力定義哪個教是「正」哪個教是「邪」的。

政府要管的，是他們守不守法。信仰什麼，政府無權干涉。在美國有一個「撒旦」教，崇拜魔鬼，電視臺還專訪過它的教主，教主在電視臺大談特談崇拜魔鬼的意義和「好處」，說什麼大家「都崇拜撒旦，撒旦就會對大家好一些，不再幹壞事」。按理說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國家，崇拜撒旦是對基督教的公開挑戰。允許撒旦這個「邪教」四處「胡說霸道」無異于販毒者滿大街吆喝出賣毒品。為什麼要容忍他？為什麼當局要容忍

「邪教」、「異端邪說」、「異教」！這裡，與基督教的起源和受迫害的歷史有關。

大家知道，在西方，基督教與天主教雖然信同一本聖經，但組織體系不同。兩者的區別之一，基督教主張只能敬拜上帝，對任何其他的偶像和權威都不能敬拜。基督教反對天主教將教皇、主教、神父當作偶像和權威的做法。基督教也主張,人人可以和上帝溝通，直接從上帝得到救贖，無需由神父作為媒介。

基督教乃由天主教改革而來，叫「新教」。英文叫 Protestants,原意是抗議者、異議者之意。該詞起源於1529年德國新教諸侯對天主教諸侯的抗議。更早則起源于德國的路德改教。歷史公然，路德的宗教革命是突破中世紀宗教黑暗統治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一役。當時，新教徒被稱為「異教」受盡了「正統」天主教會的迫害。美國是怎樣被開發的？起源于歐洲「異教徒」向美國的移民。為什麼移民？為的是逃避宗教迫害。我曾同美國的很多基督教探討過信仰自由的問題。他們說，基督徒被迫害的歷史，使他們認識到，維護信仰和宗教自由有多麼的重要！他們曾被打成「異端」深知「異端」指控之害。

為什麼不能將其他信仰隨意指為「異教」「邪教」？這是出於以下的認知。

第一，人自身對「真理」的認知是有限的、相對的、只有神，才是真理的化身和真理的解釋者。

第二，神創造人之後，也給了自由的意志，其中包括自由選擇的意志。甚至神賦予了人背叛他的自。由。當人真的背叛之後，神又以大愛來救贖人類。但是，神也給了不接受救贖的自由選擇，只不過，人也有對這種自由選擇付出代價而遭受神的最終審判。

第三，如果不容忍/「異端」，自己也可能有一天會被定為「異端」而遭受迫害。只有保護了所謂「異端」，才能保護自己所謂的「正確」。猶如一根木棒，不保護其端點，中心早晚會被傷及。將木棒的一端視為「異端」砍掉之後，那些不怎麼「異端」的部位就會立即暴露在外,成為新的「極端」和「異端」而受到注目。假如這新的「異端」也被砍掉，砍來砍去，木棒越來越短，最後連最「正確」「中心」也顯露於外，難免也被當成「異端」而遭到橫禍。

第四，你可以在言辭上宣傳自己是「正統」、是「正教」，可在言辭上指責別人是「異端學說」、是「邪教」，可通過宣傳以自己的「正確」爭取信徒，糾正別人，但是不得對其他信仰者進行人身迫害，特別是政治迫害。

第五，如果認為自己的信仰是正確的信仰，應當對自己的信仰抱有自信。對於那些「異端邪說」，用不著恐懼。應當相信，真理與謬誤的較量，真理終究會獲得勝利。應當相信，在經過互相和平的較量和對比之後，絕大多少「被蒙蔽」的群眾會終將會

拋棄邪說而擁抱真理。鎮壓，永遠是壓而不服。在信仰問題上對不同異見者採取壓制、迫害的做法，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是怯懦的表現。

第六，不同信仰之間，也有互相競爭、適者生存的機制。對自己不喜歡的「邪教邪說」，不去理它，或任其自生自長，自生自滅；或積極一點，努力宣傳自己「正確」的信仰，在優勝劣敗的大環境中，使信徒們有另一種選擇而逐步將之轉向。這比強力征服要有效得多。

大家都知道美國有一家很有名的報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但是，知道其主辦單位的恐怕不多。這份極具影響力的報紙，是基督教中曾被視為「異端」的一個教派「基督教第一科學教會」主編的。大概是1984年,我在波士頓的哈佛大學講演後，曾接受過該報的採訪，也參觀過這個教會的總部，其富麗堂皇的建築，是波士頓一個著名的景點。基督教第一科學教會是大約兩百年前由一名叫瑪麗的（Mary BekerEddy)的女士創辦的。她寫了一本《科學與健康》的書。該教派除了信奉聖經之外，還視瑪麗的學說為真理。在教堂崇拜時，也宣讀《科學與健康》的信條。該教派主張，人患了疾病，主要應該禱告，尋求神的醫治，他們有大量的病例，證明禱告可以醫治疾病，甚至絕症。這一點，與法輪給有異曲同功之妙。

從醫學觀點看，基督教第一科學教會也好，還是法輪功也好，對疾病效果有其一定道理。一通過心靈的撫慰，通過心情的沉靜，通過意念的轉念，通過信心的重建，或通過心理的暗示，肌體的免疫系統得到恢復，從而有利於戰勝疾病。

但是，任何治療都有其局限性，將之絕對化，就走向了極端。正統的基督教之所以視第一科學教會為「異端亅，除了對其治病效果絕對化的質疑之外，主要反對其對瑪麗的個人崇拜。因為基督教主張，除了上帝這一真神之外，對其他任何的偶像不得崇拜。儘管主流基督教排斥第一科學教會，但並不象共產黨打壓法輪功那樣，將其趕盡殺絕，將其信仰的權利予以強制性剝奪。

第一科學教會曾有過輝煌的歲月，但現在趨於沒落。九六年，我曾走訪了紐約皇后區的一家第一科學教會。其信眾已大不如從前，接待我的都是些白髮蒼蒼的老人。

在西方，要論「邪」，莫過於我剛提到的撒旦教，它崇拜魔鬼，但是，只要守法，就不能在法律上將之定義為「邪教」而加以取締。一九九六年因為「巫術」是否為「邪教」而加以取締，曾鬧上法庭。結果，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宣判，安照美國法律，人們有信仰自由，「巫術」有權存在，應受保護。中共說什麼美國也不允許「邪教」存在，並舉出「大衛教」的列子，為其鎮壓法輪功辯護。這是對事實不瞭解或故意歪曲。美國政府之所以對「大衛教」採取行動，根本不是它的信仰，而是它涉嫌 姦污少女之故。對普通信徒，美國政府一個也沒有鎮壓。

臺灣也有過不容「邪教」的教訓。我們大陸人大概都聽說過一貫道。至今很多老年人一聽到一貫道就不寒而慄。因為中共在建政初期對一貫道的殘酷鎮壓，使他們依然記憶猶新。十幾年前，臺灣也將一貫道視為「異端」。當然，臺灣當局並沒有像中共迫害一貫道和法輪功那樣，對一貫道大舉殲滅，只是不允許其公開合法活動。後來，一位社會學者深入到一貫道對其「興旺性」進修研究。他發現一貫道並沒有像傳說中的那樣可怕，反而一貫道教導人與人之間要互相關愛、互相幫助，也沒有做奸犯科的行為。這位學者寫成研究報告，建議政府將一貫道合法化。他的建議得到採納。我在美國費城曾與這位為一貫道平反的教授暢談過宗教的起源與宗教自由問題。他認為，臺灣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化的過程中，大批農民湧入都市，人們在城市中的孤獨與疏離，急切地想尋回傳統農業社會裡的親情，一貫道正好滿足了人們的這一需求。現在，一貫道不僅在臺灣合法化了，還成了政客們競相爭取的票源。

這裡，我再闡述一個道理，一強制就是「邪」。如果非要給「邪教」下個定義的話，我看用那種用強權強迫別人信奉自己的信仰、不信就將之迫害的團夥，才是地地道道的「邪教」。按此定義，共產黨才是真正的「邪教」。本來，信不信共產主義，信不信馬列主義是自己的私事，屬於信仰問題。只要是自由的、出於自願的信仰，信仰共產主義，並且不用強迫性手段脅迫別人也跟著你信仰共產主義，在民主國家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美國就有好幾個信仰馬列主義的政黨。我們說，共產主義 做為一種學說或信仰,並沒有什麼「過錯」。共產黨錯就錯在強迫別人也要信仰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剝奪了他人的選擇自由。

在以色列，有一種社區叫「坎布斯」，專門為信奉共產主義的人而設立。全世界信仰共產主義的人都可自由地到那個社區生活。願意實踐者進入該社區時，交出所有財產，便可享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式的共產主義生活。願意離開者，帶走自已的財產，飄然而去。進入或離去，完全自由。據說，不少以色列的政治家都體驗過「坎布斯」的生活。要說共產主義，那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因此，就選擇自由而言，再「好」的信仰，你強迫別人去信，都會成為最「壞」、最可怕的信仰。再壞再邪的信仰，只要是自願的，不干涉別人的，在行動上不犯法的，都是可以容忍的。在加拿大還出過這樣一件事:一個病人在病重時被送入醫院，醫生給他輸血，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卻反過來控告這家醫院。原因是他信奉一種特殊的宗教一一不接受他人輸血的宗教，而且他的家人事先將此事告訴了醫院。結果，他贏了訴訟。你看，世界上還有這種怪事，人家救了你，你還告人家！細想一下，其中確有道理，因為尊重信仰自由和選擇自由，本身是一種不可侵犯的人權。


因此，我雖不能苛同法輪功的信條，但是只要其信仰出於自願，只要它不做強姦、貪污、販毒、偷竊等作奸犯科之舉，法輪功信仰的權利就應當受到尊重。誠然像任何一個組織、宗教、政黨、公司等這類人群機構一樣，法輪功中也可能有個別的犯法分子，所謂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對於不法分子應當按照刑法個案處理，但決不能因個別人就株連整體，將此取締。論壞人:貪污犯、走私犯、誘姦犯、強姦犯、侵犯人權犯，大概任何一個組織，比起共產黨來都要望塵莫及。按照共產黨的這個邏輯，共產黨早該被取締十次百次了。


上面我們討論了世俗社會的是非問題和公民權利問題，在這兩個層面上，權利永遠高於「是非」，權利永遠優於「是非」，權利永遠先於「是非」，權利永遠重於「是非」。因為，世俗社會的「是非」是人的爭論；而世俗社會公民的權利，是上帝的賦予的。「是非」的爭論，是低層次的問題；公民有沒有權利信仰、宣揚、爭論「是非」，則是更高層次的問題了。砍掉了更高層次，公民連爭論、信仰的權利都沒有了，那麼剩下的只有強權來判定「是非」，來判定判斷「善」、「惡」。其結果必然是一個極權的統治。


在這裡，我要告訴共產黨員，將來在民主中國建立之後，如果你們仍然信仰共產主義，你們將有這個權利。假如僅僅因為單純的共產主義信仰而受到迫害，到時我也會挺身而出，為你們的權利進行辯護！

二十五問:最基本的人權、即人身自由與你你安全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

答：這要研究一下對人身自由與安全形成最

大的威脅來自何方。來自鄰居？來自同事？來自工作的公司老闆？顯然

都不是。那麼，是搶匪？是殺人犯？固然，這兩者都對公民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構成威脅，但這兩者多是個人行為，而且，多數公民可以用小心謹慎避開他們。對人身自由和安全威脅最大的，是有組織的暴力，是政府對公權力的濫用，是政府無端地逮捕和拘禁公民。因為，政府具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權力和能力，而個人，在政府這個“合法暴力”者面前，顯得太無能為力了。正因為如此，保護公民最基本的人權，必須通過一系列限制政府對個人隨意施加暴力的法律來實現。這些法律包括：

(一)政府不得違反法律程式來逮捕、拘禁、審判公民；

(二)政府不得沒用正當的、法律規定的理由來逮捕、拘留公民；

(三)在非緊急情況下，政府不得沒用逮捕證和拘留證而逮捕、拘留公民；

(五)政府不得在審判和法院判決之前對“被捕者”(嫌犯)定罪，不得將“嫌犯”視為犯人對待(無罪推斷原則)；

(六)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要求法院對逮捕理由進行審查的權利；

(七)政府不得對“嫌犯”進行刑求和逼供信；

(八)政府不得剝奪“嫌犯”保持沉默的權利；

(十)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聘雇律師的權利；

(十一)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要求保釋的權利；

(十二)政府在逮捕、拘禁、審判公民的過程中，如果有任何違法行為，公民有權對政府進行控告，並有權要求政府賠償。政府不得剝奪公民的這一權利。等等。

而這一切法律的執行，都是建築在司法獨立的基礎之上。沒用司法的獨立，上述一切均輪為空談。

二十六問：你提到文化大革命。請問，為什麼中共統治下的人權記錄如此惡劣？

答：原因很多。我只想說明一點：共產黨根本不把人當作人，何來人權？這與共產黨的信仰有關。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信仰的是唯物主義。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將一切(包括人)都物化了。共產黨教育人的目標，是把人變成黨的“馴服工具”，“一 顆革命的螺絲釘”，以便“黨指向那裡就打到那裡”，“黨擰到那裡就在那裡發光”。這種教育，是要消滅一切個人意志，消滅一切權利意識，最後，人變成了非人，淪為共產黨黨機器的工具。中共這部機器，不但不把老百姓當做人，連自己的領袖也免不了被非人地處置。前有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被活活整死，現有趙紫陽遭受軟禁。我們與趙紫陽的政治觀點有很多不同，但基於“持不同政見者的人權亦應受到保護”的立場，我們仍然為他的基本人權進行呼籲。

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改變，人們非政治化的自由度增加了。但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結社的權利，遊行示威的權利等，仍被共產黨無理地剝奪。王丹等一大批追求民主、人權的人士，僅僅發表了一些建設性的言論，就被長期關押，並被剝奪了一切公民的權利。據徐水良、魏京生、劉剛、傅申奇、張林等坐過牢的民運人士透露，中共監獄內，對犯人的毒打、侮辱、虐待、折磨，如同家常便飯，根本不把犯人當人對待。我們必須對中共這些違反人權的行徑進行譴責。

二十七問：單單就中共迫害人權的行為進行譴責，施加壓力，是改善中國人的有效途徑嗎？

答：施加壓力，包括國際壓力，當然是要做的。但並非唯一途徑，而且，並不是最有效的途徑。這裡，我要提醒大家，中共目前正在玩弄一種人權三角遊戲，我們必須看清它的面目。所謂三角遊戲的上演是這樣的：(一)中共如同綁匪，綁架持不同政見者，做為人質(肉票)；(二)人權團體及人權人士呼籲放人。中共放話，提出放人的條件及贖票價碼；(三)美國、法國等西方民主社會與中共談判，開出價碼，如放鬆尖端科技、軍事技術、特殊投資專案(例如核能發電)對中國出口的限制等。中共獲其所需，隨即釋放人質。然後，中共再綁架一些無辜，進行下一個人權三角遊戲迴圈。在這場遊戲中，人權團體好象得了分，西方社會好象也保持了人權衛士的形象。其實，這是與狼共舞，這場戲完全由中共導演，得分最大的是中共。民運必須識破中共的把戲。我們不否認，呼籲放人是必要的。但我們的工作重點，應放在防止中共無故抓人上，應放在動員民眾制止中共的綁票行為上，如果不改，人民有權利發動革命，剷除這個綁架集團。關於革命問題，後面還有討論。

二十八問：請問，什麼叫法治？它與法制有什麼不同？

答：法治(Rule
of Law)，字意非常清晰，就是以法治理、以法治國。它是針對人治而言。法制(Legal System)，指的是法律制度和體系，兩者不可混淆。現在，中共宣傳要健全“法制”，但並未強調要實行“法治”。可見中共清楚：法律體制“法制”可以健全起來，但不一定實行“法治”。

具體來說，法治應包含如下內容：

(一)法律由公民制定，法律是公意的體現；

(二)法律清晰，法制健全，辦事有法可依；

(三)不合理的法律，公民有權修改；

(四)政府執行管理職能時，依法辦事、辦案，不可越法律雷池之一步；

(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機構與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二十九問：據說，法律體系分為兩種：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德法法系(大陸法系)。你是否可做一些說明？

答：我只能做一簡單的說明。大陸法系的特點是，從古代《羅馬法典》到《拿破崙法典》，再到現代一本本的繁瑣法律條文，一切以成文法為依據，強調公民遵守法律設定的規範，沒有陪審團制。海洋法系不同，起初沒有成套的成文法律，以法官一個一個的判例為依據，即以前的判例及判決書自動成為今後的法律和判案標準，逐漸演化出一套行為規範和法律體系。英美法系重視陪審制度。當然，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兩種法系互有滲透，今天，英美海洋法系國家的立法機構也通過了很多清晰明瞭的法律條文。

兩種法系各有優缺點。海洋法系對“好人”的保護不遺餘力，其陪審團制度等於設立了雙保險：陪審團宣判嫌犯無罪，法官必須維持陪審團的判決而不得宣佈其有罪；反之，陪審團宣判嫌犯有罪，法官那裡還有一個關口，他可以推翻陪審團判決而開釋嫌犯。這樣，大大減少了冤假錯案，充分保護了好人。可是，陪審團制度應用不當或推到極端，將導致一些壞人漏網，即過分保護好人的結果也可能保護了一些壞人。相比之下，大陸法系由於缺乏陪審團的雙保險制，懲罰壞人的結果，可能使個別的好人受到冤枉。

另外，海洋法系中，由於很多案子要以過去的判例、而不是以清晰的法律條文為依據，律師的角色就顯得十分吃重。加上陪審團的作用，法官的重要性似乎比不上大陸法系的法官。在大陸法系，一個人的學識、能力和判斷力，將影響整個案子的審判結果。

【編者按】 
本書關於人權、民主、自由和法制的詮釋，完整而細緻，是洛克政治學和美國憲政精神的精湛展示，可以是起草憲法草案的參照。本人相信，目前可見的近二十多年中國當代憲政研究文章，應是從此書有所借鑒。由劉曉波先生主持修訂，于2008年12月8日發表的《零八憲章》，很有可能受到了本書的若干影響。

本期轉載該書的第二十問到第三十問。本書這一部分內容，對人權的本質和普遍性做了分析，也駁斥了“國情特殊論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連載三)

习近平把今日的中国带回文革式的中国，人们又得面对“洗脑”的问题。何谓洗脑？本来，一个人的脑袋影响另一个人的脑袋是正常的，影响一群人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人群里交换意见，互相影响，是健康的活动，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所谓的groupthink（群体思维）也不一定是洗脑。Groupthink常常只是赶时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脑”的意思是一个站在众人上面的权威，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往下强加概念和价值观，惩罚出轨者。前苏联和东欧是明显的例子。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前提是政治权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纳粹化的德国，波尔波特的柬埔寨也是例子。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会洗脑。

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工程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而且侵入人们的意识比苏联的还厉害，甚至能够比肩邪教。

洗脑的途径和手法有两类：吸引人的和吓唬人的。吸引类常常是预测一个美好的未来：元代的红巾起义，清代的白莲教起义都预测弥勒佛的到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保证信徒死后会上天堂，马列主义预告理想共产社会会实现，习近平的中国梦宣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来临。这些诺言尽管多么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1）奖励要等到将来 2）必须服从的指示是现在的。

吓唬人的工具还更多，更有效。你不服从，我们给你警告。你不听警告，惩罚就来，你越不听惩罚越厉害：侮辱，隔离，监督，窃听，软禁，解雇，威胁家人，绑架，失踪，殴打，坐监，劳改，酷刑，一直到死刑。这些惩罚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脑的关键不是惩罚本身，是对惩罚的恐惧。 恐惧对思维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信息时代里，与害相辅相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洗脑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学来念书的中国大陆本科生很多不知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是怎么回事，没听说过刘宾雁是谁，对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类罪根本没意识到。应该说是不允许意识到。

但毕竟，人脑是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层面。外在的权威，从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多少？没洗的层面还在那儿。不一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还在那儿。

今日的许多中国人有意识分裂现象。这也能理解。在当前的环境里，意识分裂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饭喝酒，讲故事说笑话骂习近平是“习禁评”，不亦乐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国家机器的零件。意识分裂是很明显的，而不只是老百姓或知识分子这样，国家干部，一直到高级干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从自己的经验里，我就能举不少例子。比如，大约是2002年，清华大学派了一位副校长和一位汉办主任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学术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几位高级官员跟他们在“教授俱乐部”吃了一顿雅致的午餐以后，两个客人问能否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去进一步谈语言教学问题，是否能够安排普大本科生到清华来进修。我当然同意。谈了可能半个钟头以后，有一位说要上厕所，问我在哪儿。我说出门向左，右侧第二个门就是。 他走了。刚一出门，第二位客人问我“有没有天安门文件？”说的是我前一年和黎安友合编的极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书架子上有几本，拿了一本准备送给他，打开准备签字，他心急地说“不必不必，有信封吗？”我拿了个大信封，把书塞在里面，递给他。 过几分钟，上过厕所的朋友回来了。要是这位去了，那位留了，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两个人的脑子都“有层面”。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甚至在海外华人社会里，意识分层面现象相当明显。外面的表层是洗脑工程的产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着一些别的念头和价值观。但我们不能说那层外表只是假的，骗人的东西。从洗脑制度的角度来看，外表常常最重要的层面。外表标志你服不服从外面的权威。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

张爱玲的小说“赤地之恋”里，有一位年轻妇女在一场批斗会上受到很严厉的谩骂之后，悄悄离去，在暗地里痛哭。别人发现她，指责她刚才接受群众的批评是装的。她反应快，登时说，不，群众那么关心我，那样鼓励我进步，哭的是感恩泪。这么一句聪明话能帮她逃脱困境骂？能，但并不是因为别人看不穿她的谎言，而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等同于说“我向组织低头，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脑者的角度看来，这句话就够了。表层比内心重要。你服从我是我的目标，你自己怎么想是次要的。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写了一篇文章，到出版时，他問能否用笔名？我没意见，出版社也答应，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笔名。我们合写这篇文章并不是秘密。很多人已经知道，难道北京的有关部门蒙在鼓里吗？朋友解释，笔名的关键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对方保持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批评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批评，你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等等。谁不骗谁。但我不用真名挑战你，撕破你的脸皮。我“考虑”你，也希望你考虑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旧允许我回国。这个例子也够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一个人的外表，内心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与其说是“洗脑”倒不如说是“洗嘴”。

虽说习近平把中国带回文革式的社会，可是毛跟习的洗脑工程还是不同的。毛的更彻底。伟大舵手对年轻红卫兵说“炮打司令部”，“灵魂深处干革命”真点燃了他们火热的内心。当然，毛时代里也有很多外表和内心不同的例子，但到了习时代，几乎一切都在外表。我请问，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点燃了多少内心的热火？从外面看，毛和习都达到了“思想统一”的目标，但相对地来说，毛的成就是更实质的，习统一的是语言表层。

刘晓波2002年写了一篇“法轮功与人权意识的普及” 的散文，把毛时代的“强迫统一”和02年对待法轮功的强迫统一作比较。表面上看是一样的：报纸上，电视上，学校里，会议里骂法轮功是完全一样的，甚至用词一模一样，让晓波联想到文革的语言。但进一步想，他意识到02年与文革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在毛时代里，喊疯狂口号的人一般都相信自己喊的内容。思想统一是真统一。但02 年的统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说的配套话。话起作用就行，信不信是次要的。必要的话，向自己的良心说谎也都可以。在文章结尾晓波問：哪种“统一”是更可怕的？思想的统一？还是对良心说谎的统一？然后他更进一步地问：哪种政权更可怕？要求思想一致的政权？还是要求人们对良心说谎的政权？

有没有办法逃脱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制度？我说有。这个庞大的工程，尽管存在了几十年，还没有能彻底消除人们的正常认识和正常价值观。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人性的产物，不容易改变。中共践踏了人性几十年没能把它扑灭。在我看来，精神分裂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精神要是没分两个层面，那就更糟了。

习近平把今日的中国带回文革式的中国，人们又得面对“洗脑”的问题。何谓洗脑？本来，一个人的脑袋影响另一个人的脑袋是正常的，影响一群人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人群里交换意见，互相影响，是健康的活动，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所谓的groupthink（群体思维）也不一定是洗脑。Groupthink常常只是赶时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脑”的意思是一个站在众人上面的权威，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往

林培瑞：洗脑和洗嘴之间

1）中国：不存在替代性的政治力量？

众所周知，习近平中共控制国家的严厉程度在世界史上史无前例。它消灭了民间社会，消除了任何反对力量存在的可能性。李鹏曾经得意洋洋地宣称，在中国不存在替代性的政治力量。北京的逻辑是，共产党存在的唯一性就能保证它存在的永恒性。因此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它就将不可逆转地永世长存。习近平的党经常嘲笑国内外舆论，说，这里没有共产党之外的任何替代性政治力量，因此中共永远不会倒台，万寿无疆。

北京当局把中国社会不存在替代性政治力量为自己垄断政治权力辩护，这显然是倒果为因。把对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剥夺的违宪行为当做自辩的前提，这是荒谬，更是野蛮。你不准人结社，结果就没有结社而来的政治社团力量。于是你说因为没有替代的政治力量，所以如果没有了共产党，社会就会大乱。天下哪有这种逻辑？如果你遵守宪法，不就有替代力量了吗？你用反宪法行为作前提，是双重野蛮。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就真实的中国社会而言，自从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之后，在中国国内，“替代性的政治力量”虽未组织成型，却出现了散落在中国社会各角落的“六四人”。在2022年疫情严酷封控的后期，又出现了轰然而起的白纸运动和白发运动。从年轻一代到白发世代，这些都是可闻可见的替代性政治力量 。

2）转型的要件：组织性和标杆人物

缺憾在于，由于前所未有的严酷镇压环境，中国大陆民间的政治力量，目前还缺乏组织性，同时缺乏一批公开亮相的、众望所归的，海内外公认的领袖人物群。

在转型时期，这种组织及其象征性的标杆人物，是必要条件之一。

遥想晚清康梁孙黄及袁世凯张謇，印度甘地，苏联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索尔仁尼琴，吐蕃（藏族）达赖喇嘛尊者，捷克哈维尔，波兰瓦文萨和雅鲁泽尔斯基……无不象征了并引领了他们的时代。

二、习近平在制造“后中共历史”

最近，习近平残酷地惩戒并监禁潜在的反对派，举世公愤；然而此举也使反对者成为公开的堂堂正正的政治对手，从而正在翻开后中共历史的一页。这些习近平用莫须有的“罪行”钦点的、造就的政治敌手，实质上是习在给他们加冕，为他们在历史上定了位。

1）许志永 丁家喜的加冕

在中共党外，许志永、丁家喜联袂出现了。

2019年12月，多位中国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随后中国公安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抓捕参加聚会的人士。其骨干人物”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和丁家喜在2020年2月15日于广州被捕。

2023年4月10日，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许志永14年有期徒刑，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12年。

在这样的时间，漆黑的深夜；在这样的地点，高耸的牢墙，中国人，特别是自我认同为“新公民“的人们，听到了“我们要在自己这一代完成民主，不要留给我们的后代”的誓言，听到了当代“的康梁孙黄的呼唤，”新公民运动“是当年梁启超”新民运动“在当代的回声。

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受难，赋予他们沉甸甸的精神分量，赋予他们以深广的号召力，从而变成在公民社会的凝聚力，形成前赴后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

来自正面与反面的授权

在他们之前，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殉难，在他们之后，有彭立发和白纸运动的狂飙突起。习近平中共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的政治迫害及其高调宣判，给他们带上象征中国受难的桂冠，从而使一个更加有形的有象征性旗帜的运动进入酝育和成长的历史流程中。这是来自正面的政治授权。

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关押他们，正是从反面给他们加冕。赋予他们在中国公民运动中的代表性。这是来自反面的政治授权。

历史轨迹的启示

再往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形成的辐射力，《美丽岛》杂志及其之后的对异议人士的大审判而形成的受审者及其律师群体的大聚集，使得“党外”成为的公民社会的凝聚中心，成为公开的可替代性政治力量。最终成为台湾的主流反对党——民进党。于是，民进党与国民党两党政治格局拉开帷幕。

这条道路，迟早要呈现于中国历史的轨迹中，正如丁家喜在法庭陈词中所说的，中共“他们非常卖力的反向学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经验，堵死了专制政权垮台的1000种可能，但专制政权依然会以1001种方式垮台，这是历史的规律。”

【许志永：美好中国一一我的法庭陈述&nbsp;（摘要）

我想有一个梦想，美好中国，美丽且自由，公正、幸福。那是民主中国。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那是法治中国。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弱者在法律保护之外。司法公正，法官独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以法律和良心公正裁判。那是自由中国。我们有信仰自由，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们有公共参与自由。

丁家喜：法庭陈述：专制必亡&nbsp;（摘要）

一、一个跨世纪难题 
1）中国：不存在替代性的政治力量？

众所周知，习近平中共控制国家的严厉程度在世界史上史无前例。它消灭了民间社会，消除了任何反对力量存在的可能性。李鹏曾经得意洋洋地宣称，在中国不存在替代性的政治力量。北京的逻辑是，共产党存在的唯一性就能保证它存在的永恒性。因此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它就将不可逆转地永世长存。习近平的党经常嘲笑国内外舆论，说，这里没有共产党之外的任何替代性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