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鸣：权力末梢的癌变与党国的黄昏 ——从中共恐惧乡村自治看中共政权的不可持续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自 1949 年执政以来，构建了一套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度集权体制。这套体制的核心逻辑在于“党管一切”，它如同一张绵密且紧绷的权力之网，从北京的中南海权力中枢，逐级渗透，最终死死扼住偏远山村的每一寸田垄。表面上，这种覆盖全社会的动员体制展现出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与威权震慑力，但若剥开其强硬的外壳，其深层内核实则根植于对人民自组织能力的极端恐惧。
基层自治曾是中国社会绵延数千年的稳定器与减震阀。从秦汉时期的里甲连坐、唐宋时期的乡约书院，到明清时期高度发达的宗族自治社会，乃至民国初期的乡团与自治委员会，中国的乡村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平衡。
传统的“皇权不下县”并非权力的懈怠，而是一种政治智慧。它通过承认乡绅、宗族和民间组织的合法性，让基层社会实现了自我调节、纠纷化解与资源配置，极大减轻了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
自治组织在民众与官府之间充当了防护墙。当基层出现利益冲突时，社会往往能通过自治组织这种非行政手段自我“消肿”，避免了任何细微矛盾都直接演变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
然而，中共对这一传统文明成果的系统性摧毁，源于其深刻的革命经验与“路径恐惧”。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路径是经典的“农村包围城市”，其精髓正是在国民政府行政力量触及不到的权力缝隙中，利用乡村的自治空间建立起平行的红色恐怖政权。
正因为中共曾是这种自治红利的受益者，执政后的中共对此展现出了一种近乎病态的警惕。它深知：一个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乡村，就是一颗可能孕育“造反”基因的火种。在这种“受害者心理”的驱动下，执政者患上了全能控制的强迫症——必须彻底铲除乡村社会的一切自发秩序，将党的支部、书记和行政指令像钉子一样嵌入每一寸土地。
这种对权力的绝对迷恋与垄断，正在演变为拖垮其政治寿命的沉重枷锁。当政权强制取消了乡村的自我修复功能，它也就被迫背负起了一个巨大的诅咒：国家必须为每一个村庄的道路、水渠、每一场邻里纠纷、每一名赤贫者的生计负全责。
这种“行政末梢肥大化”不仅导致了财政开支的无限膨胀，更使得社会矛盾失去了缓冲，所有基层的细小火星都会直接烧向权力中心。这种试图通过窒息社会活力换取的“绝对安全”，正因其高昂的财政成本与紧绷的维稳压力，将中共政权推向了一个不可持续的临界点。
二、消失的乡村自治智慧与社会韧性
要洞察中共当代治理的异化与病灶，必须回溯中国传统治理中“皇权不下县”的政治高度与治理智慧。这并非中央权力的软弱，而是一种基于治理成本与社会和谐的精妙考量。
自秦汉确立郡县制以来，虽然国家设立里甲制度辅助征税与征兵，但权力的触角通常止步于县级官僚。县以下的广袤乡村，实则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以乡绅声望为内核的自治体。乡村的日常纠纷、兴修水利、扶贫助学，大多依赖族长与乡贤的威望进行调解。这种模式在没有消耗一分钱国家财政的情况下，化解了大量的社会戾气。
这种基于血缘的温情治理，使基层社会在面对自然灾害或动荡时，能够迅速通过宗族祭田、义仓进行自救，而不必像现代体制那样，万事皆仰赖中央拨付那杯水车薪的救济。
从宋代开始，中国乡村治理进入了“契约文明”的高度成熟期。乡规民约不再仅仅是道德说教，而是具有约束力的基层宪章。
以北宋《蓝田吕氏乡约》为代表，乡民自订规章，通过“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实现公共事务的自理。这是一种原始但高效的基层民主雏形。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不仅管理土地和祭祀，更承担了修路筑桥、地方治安（保甲自卫）甚至初级教育。这种“自下而上”的秩序构建，使得中国社会即便在王朝更替、中枢瘫痪的动荡期，基层社会依然能像不倒翁一样保持基本的社会功能与道德底线。
民国时期，尽管政局波谲云诡，但乡村自治展现出了向现代转型的新气象。当时的政府虽试图通过乡公所进行管理，但实权仍握在地方乡民手中。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各地乡绅联合会与自发武装（如乡团、保卫团）在管理治安、平抑粮价、抵御匪患方面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949 年中共建政后，这种传承两千年的治理生态遭到了毁灭性的覆灭。中共不满足于仅仅获取赋税，它要的是对每一个灵魂、每一粒粮食的绝对支配。它用刚性的行政指令和阶级斗争话语，粗暴地取代了柔性的民间契约；用基层党支部书记，残忍地放逐和消灭了受人尊敬的乡贤。当宗族被污名化、乡绅被肉体消灭、自治被视为反动，中国基层社会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
这种权力的野蛮入侵，割断了社会自发的温情脉脉，导致基层社会丧失了所有“自我消肿”的缓冲机制。所有的民间矛盾，从此不再有“和事佬”，而是直接演变为“刁民”与“官府”的生死对决。
三、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的六级行政体系
如果说历史上的乡村自治是让国家治理“举重若轻”，那么中共构建的行政架构则是典型的“举轻若重”。为了实现对社会每一个末梢神经的绝对管理和控制，中共建立了一套庞大到令人窒息的“六级行政体系”（中央、省、市、县、乡、村）。这套体系不只是治理工具，而且是一台吞噬财富、挤压社会生存空间的钢铁巨兽。
在传统的“皇权不下县”时代，国家供养的官僚规模极其有限。以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六个朝代的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官民比。
1.秦朝（公元前 221—前 206 年）。人口约 2000 万，各级官吏约 20 万人，官民比约 1:100。
2. 汉朝（西汉中后期）。人口约 6000 万，官吏约 13 万—15 万人，官民比约 1:400。汉代实行郡县制，但地方基层仍依赖乡啬夫、里胥等半官半民的役吏，算上这些，实际官民比约 1:200 左右。
3.唐朝。人口约 5000 万（盛世时），各级正式官吏约 2 万多人，另有大量吏员、胥吏协助。若算上胥吏与军户、宗室等吃公粮者，官民比约 1:300—1:500。唐制官少吏多，实际行政体系效率较高。
4. 宋朝。人口约 1 亿，各级官吏约 40 万，另有胥吏、军人、宗室俸给数百万。若广义计入全部财政供养人口，官民比约 1:100—1:150。
5. 明朝。成化年间人口约 6 千万—7 千万，官吏约 2 万多，正式官员加胥吏、军户数百万，官民比约 1:150—1:200。
6. 清朝。乾隆时期人口约 3 亿，各级官吏仅 2 万多人，但加上幕僚、胥吏、军人、八旗等供养人口超过 300 万，官民比约 1:1000（狭义官吏）至 1:100（广义财政供养）。
然而，中共的六级体系在每一级都复制了完整且冗余的权力模块：不仅有党、政、军系统，还寄生着人大、政协以及庞大的群团组织（如妇联、团委、工会、青工部、武装部等）。并且每一个层级都有一套互相对口、叠床架屋的机构。这种设计导致了行政人员数量的指数级增长。在许多偏远的贫困县，全县的产业产值甚至覆盖不了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地方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这庞大官僚群体的工资、福利与退休金。所谓的“财政预算”在发完工资后已寥寥无几，导致财政彻底异化为纯粹的“吃饭财政”。
根据 2023 年的数据，中国公务员总人数为 717 万人，事业编制人员数量为 3100 万，两项合计 3817 万，全国人口按 13 亿算，官民比为 1:33（广义财政供养）。如果将那些依附于体制的编外人员如农管、城管、辅警等加进去，广义财政供养人员还会更多，据许多研究中国官民比的学者保守估计，中国的官民比在 1:20（广义财政供养）左右，也就是每 20 个人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
每一名靠财政养活的人员，都是压在体制脊梁上的沉重砝码。这些密密麻麻的寄生节点，不仅切断了中央与基层的真实信息反馈，更通过无穷无尽的表态、开会、考核、政治学习，虚耗着整个社会的活力。
四、从土地财政到民生掠夺
当“六级行政体系”演变为一个只进不出的黑洞时，传统的税收早已无法填满这头怪兽的胃口。中共地方政府在失去基层自治的成本缓冲后，不得不步入一种“饮鸩止渴”的毁灭性财政模式。这不仅是一场财富的转移，更是一场对国家未来的残酷献祭。
过去三十年，中共地方政府充当了中国最大的“土地掮客”。通过垄断土地开发权，政府像“拆迁队”一样铲平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代之以钢筋混凝土的泡沫。
地方政府通过推高地价，迫使民众倾其所有甚至背负数十年债。这不仅是购买住房，更是民众在为臃肿的行政体系“定向买单”。
这种掠夺导致了极其恶劣的连锁反应。当百姓的收入被房贷锁死，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瞬间归零。消费萎缩导致制造业停工，制造业停工导致工人失业，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消费寒冬。这种“通缩螺旋”如同一个绞索，死死套在中共经济的脖子上。
当“卖地求生”的路子被堵死，财政枯竭的地方政府并未反思其体制的臃肿，反而利用其最后的垄断权力，将黑手伸向了民众生存的底线——“向呼吸征税”：水、电、气、交通等公共资源，本应是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如今却成了变相加税的工具。频繁且毫无底线的调价，实质上是在对民众的生存权进行最后一次残忍收割。
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地方政府开始在“存量市场”疯狂寻找财源。从“天价罚单”到对陈年往事的追缴补税，行政权力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与躁动。这种从民众指缝里“抠钱”的行为，虽然能换取短暂的现金流，却彻底摧毁了社会最后一点信心。
由于没有自治组织的制衡，基层官僚拥有不受限的行政裁量权。他们通过乱罚款、摊派费用、违规征收等手段，将行政成本强行转嫁给本就贫弱的底层民众。这种“内卷化”治理不仅没有提升效率，反而将官民关系推向了临界点。
当一个社会的每一分财富都被政府以土地、资源、费用的名义收缴殆尽，这个社会将失去所有创新的可能和抗风险的能力。
这种“竭泽而渔”的财政逻辑，正将整个社会推向死局。
中共曾长期通过“经济增长”来换取政治合法性。然而，当它开始通过掠夺民生资源来维持官僚体系的呼吸时，这种契约已自动废止。
这种掠夺式的财政模式，标志着中共已进入了执政末期的“流氓化治理”。它通过暴力和垄断维持着庞大机器的运转，但每运转一秒，都在加速社会资源的枯竭。当最后一点民脂民膏被榨干，这个庞大的寄生体系将因失去宿主而面临最终的崩盘。
五、失去缓冲的火药桶
在失去了乡村自治这一“社会减震器”后，中共构建的六级行政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所有的权力都向上集中，意味着所有的矛盾也都在向上汇聚。一个失去自治能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火药味浓厚、随时可能爆燃的社会。
历史上，乡贤、宗族和民间契约能够化解九成以上的基层矛盾。而如今，中共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取消了这些非正式的调解机制，试图用行政命令包揽一切。
基层官僚往往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负责。在土地征用、环境污染、邻里纠纷中，他们要么是利益相关者，要么是冷漠的执行机器。
当村民不再拥有自发组织的能力，他们也就失去了理性的集体协商渠道。当温情的调解被冷冰冰的法律条款或粗暴的截访所取代，基层治理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在自治社会，矛盾通常在村口、祠堂就能解决；而在全能政治下，任何微小的火星都会通过行政链条迅速引向中枢。
既然“党管一切”，那么民众在利益受损时，自然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党。从房屋拆迁到医疗事故，所有的民间怨气不再被社会组织消纳，而是直接转化为对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权的仇视。
所谓的信访制度，本质上是中共给民众留下的一个虚假希望。当地方政府为了绩效而疯狂截访、围追堵截时，这个本应作为“排气阀”的机制，反而变成了制造更大爆炸的“高压锅”。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这不仅是权利，更是责任的分担。
中共对人民自治的恐惧，导致了民众在基层治理中的全面缺位。当村民对公共事务没有发言权时，他们会对公共秩序产生深刻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在太平盛世表现为冷漠，在动荡时期则迅速转化为破坏力。
因为不信任人民自治，不管发生什么纠纷，政府都得介入。介入必然产生不公，进而产生矛盾，有了矛盾，政府必须投入更多资源维稳。这种治理逻辑在财政资源充足时尚能维持，但在当下财政枯竭的背景下，这套体系正面临解体。
基层干部在重重考核与高压维稳下，早已失去了治理动力。他们通过编造数据、应付检查来维持一种“治理假象”，而真实的社会矛盾则在黑暗中疯狂滋生，等待着那个触发雪崩的最后一片雪花。
这种治理困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中共通过扼杀基层自治换取的“稳定”，本质上是支付了高昂利息的政治高利贷。当行政开支无法覆盖维稳需求，当债务压力大到无法维持这套臃肿的官僚机器时，积累了数十年的社会矛盾将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剧烈方式总爆发。
六、饮鸩止渴的“安全”幻觉
在摧毁了乡村自治的天然屏障后，中共被迫站到了社会矛盾的最前线。为了维持那脆弱的“稳定”表象，政权不得不投入天文数字的资源。这种“刚性维稳”已不再是简单的社会管理，而演变成了一种极其昂贵且不可持续的财政自残。
在自治社会，冲突的化解依赖于人伦、情感与民间调解，成本近乎为零。但在全能政治下，任何不满都被视为对政权的挑战。
中共为了压制一切异议，建立了一套涵盖数字监控（大数据的“网格化”管理）、肉体监控（海量的辅警、保安、农管与截访人员）以及利益收买（对特定群体的封口费）的全方位系统。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数据：中国的内保（维稳）支出长期保持在与军费相当甚至更高的水平。这意味着政权防御自己人民的开支，已经超过了抵御外国入侵的开支。这种财政结构的扭曲，标志着政权已进入“内部敌对”状态。
维稳不仅消耗财富，还衍生出了一套庞大的利害共同体。每一笔维稳经费的拨付，都养活了无数基层的黑恶势力、外包保安公司和监控器材供应商。
基层官僚往往发现，社会越是不稳，他们能申请到的维稳经费就越多。这种激励机制导致基层权力为了获得更多财政拨款，有时甚至会故意激化矛盾或编造威胁，使维稳成为了一场永无止境的“猫鼠游戏”。
当土地财政崩盘，地方债务高企，这套昂贵的维稳机器开始面临“断电”的风险。过去，政府遇到上访或抗议，往往能通过财政拨款“花钱买断”矛盾。但随着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手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来平息民愤。
这是一个更深层的危机。当地方政府连警察、辅警和基层的工资都开始拖欠时，这套维稳机器的齿轮就会发生松动。原本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极可能因为欠薪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新来源。
因为没有自治组织的缓冲，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刚性对冲。这种体制在平时看起来固若金汤，但一旦财政无法覆盖那庞大的安保网络，整个系统会在瞬间土崩瓦解，而没有任何中间机制可以阻止这种溃败。
每一分投入到监控头和截访人员身上的钱，都是从教育、医疗和科研中压榨出来的。这种资源错配不仅扼杀了社会的创新力，更让民众对未来的期待降到了冰点。
维稳开支的疯狂扩张，本质上是中共为“不信任人民”所支付的滞纳金。当这笔金额超过了政权的支付能力，那一叠叠厚厚的维稳账单，就将成为祭奠这个体制不可持续性的墓志铭。
七、崩溃边缘的财政真相
如果说维稳案例是体制的“外伤”，那么地方债的数据则是其致命的“内伤”。中共之所以能够维持庞大的六级行政体系并强行抹平社会矛盾，其核心逻辑在于不断通过举债来支付治理成本。然而，随着土地财政的坍塌，这场名为“发展”的杠杆游戏已经演变为一场无法收场的财政大崩盘。
中共地方债务的规模早已超越了任何经济学的安全红线，呈现出一种失控的态势。根据官方披露，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 50 万亿元人民币。但这仅仅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真正的风险潜伏在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据估算，这些披着企业外壳、实则由财政背书的债务规模高达 70 万亿至 90 万亿元。
当借新还旧的游戏玩不下去时，骨牌就会开始倒下。
2023 年起，以贵州省为代表的多个欠发达省份公开向中央“躺平”，承认靠自身能力已无法挽救债务。随后，当地城投公司宣布将债务期限延长至 20 年，且前 10 年不付本金。这在现代金融语境下，无异于一场官方承认的“债务违约”。
另外，中国国内多个地级市相继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试图通过变卖办公楼、学校、医院甚至拍卖未来数十年的经营权来还债。这种行为标志着政府已从“经营未来”转变为“典当祖产”。多个城市出现了公交车停运、环卫外包公司欠薪、公立医院缩减开支等异象。当政府连基本公共品都无法提供时，其统治的契约根基便荡然无存。
当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降薪、裁员（特别是针对协管员、辅警等非编制人员）来止损时，曾经支撑六级体系的庞大基层队伍正从“统治的工具”转变为“统治的隐患”。
地方债的崩盘并非纯粹的经济问题，它是“行政权力无节制扩张”与“社会自治彻底缺失”共同作用的恶果。
这些冰冷的数字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的政治制度正处于一场系统性的“休克”边缘。当土地财政的红利被掏空，当债务的杠杆断裂，那套曾经耀武扬威的、企图监控每一寸田垄的全能权力，正因为其沉重的自重，加速坠入不可持续的深渊。
八、结语
回望中国治理的千年变迁，乡村自治从未仅仅是一种管理手段，它是中华文明社会韧性的根基。从秦汉的里甲到民国的乡团，这种“自下而上”的秩序不仅为国家节省了海量的行政资源，更为社会矛盾提供了宝贵的缓冲地带。然而，中共自执政以来，出于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和对人民自组织的极度恐惧，亲手阉割了这一古老的智慧。
中共政治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不是外部势力干扰的结果，而是其内在基因的必然表达。它不信任人民，所以注定被人民抛弃；它不尊重自发秩序，所以注定在混乱中崩溃。
当最后一枚监控摄像头因为欠费而熄灭，当最后一名维稳辅警因为欠薪而离岗，那个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全能帝国，必将在其统治的荒原上，伴随着财政大雪崩而轰然坍塌。
（2026-1-23）
2026 年 2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