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清：王炳章委託律師未果，廣州司法局公然違法 ——我代理王炳章案

一、无所不在的监控

今年 3 月底 4 月初，王炳章家属通过电讯与我联系，称王炳章在韶关北江监狱受到非人道待遇，希望聘请我担任其申诉律师及会见王炳章。不料，不久广州市司法局就知道了此事，约我到司法局谈话（显然，当局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监控）。

当时找我谈话的领导要我找个什么理由退出这个案子，我向他阐明，我会见王炳章的目的仅是履行律师的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司法权益，我并且承诺绝不在媒体上炒作此案。该领导就要我写一个书面报告给司法局，他将请示上级看是否同意让我介入此案。

二、这个制度让好人变坏人

在这次谈话中，该领导说如果上级同意我会见，我需要将会见王炳章的笔录给司法局看一下。而这样的事涉及律师的职业道德，也是法律不能允许的。于是我说“这个问题，我要事先征得他家属和王炳章本人同意。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得监控，但当局凭着现有技术对我们的会见内容会了解得一清二楚；当局秘密监控，是当局的事，但我如果不征得其家人和王炳章本人同意，就私下将笔录给你们看，这违背法律，也有违我们做律师的职业道德，因此这样的事我是绝对不能干的！

三、不可理喻的愚昧

我不是人权斗士，也无意于挑战现行的政治制度。我会见王炳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了解其在狱中的状况及代理其法律事务。有朋友为我担心，对我说中国政府认为王炳章是主张暴力革命的，我代理此案会有危险。我说，当事人的案情与律师无关，总不能说律师为杀人犯辩护，也就犯有杀人罪吧。当我谈了代理此案意图和具体操作后，许多体制外的精英都认为，代理王炳章案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并说中国政府肯定会让我会见王，因为他们要做样子给美国人和国际社会看。

根据司法局领导的要求，我于 2013 年 5 月 5 日给广州市司法局写了一份《关于能否代理王炳章案给广州市司法局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我

陈述了作为一个律师代理此案的正当理由，并说：撇开法律层面的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犯不谈，单就政治角度考量，律师能会见王炳章有益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我还说：“革命年代需要敌人凝聚人心，但和平建设年代，少一个敌人，则多一条路。能双赢又何尝不可呢！”我郑重承诺：“我作为律师，处理此事务的立场是：中立，低调，谨守法律。”

在后来与司法局领导的几次谈话中，我还口头表达“王炳章案涉及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如果我能代理此案，可起到疏通作用，有利于各方。如中国政府有意妥善解决此案，比如假释、减刑、保外就医等，将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合乎国家的利益。”

我这样主张，并非要做政府的掮客，为中共涂脂抹粉；我的意图是，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有面子，而在事实上，维护王炳章本人的法律权益，改善他的处境——特别是他身体的状况很糟。可以说，这是解决王炳章案的双赢的好方式，然而这些却为当局所不容，并且在办理此案中，当局频频刁难，设置障碍。

四、借律师事务所之手，从中作梗

为了能会见王炳章，我多次与广州司法局交涉。该司法局作为律师的主管部门，理应维护律师的合法权利，但事与其反。在台面上，他们知道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违反法律，说不出口，于是就借律师事务所之名来阻碍我会见王炳章。他们说“只要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手续齐全，你就可以会见”，但他们没有想到，我居然办全了律师事务所的手续；可是当我文件齐全地到韶关北江监狱去办会见王炳章手续时，当局又花样百出，从中作梗。

五、鸡蛋里挑骨头，百般刁难

2013 年 10 月 17 日下午，我持王炳章姐姐王金环签的委托书、律师所函、律师证到韶关北江狱政科办理会见王炳章手续，办事人员却以要王炳章本人的签名并按指模为由，不让我会见。我据法力争说：“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律师第一次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只需家属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然后由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签名即可。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让你们先将委托书带进去，让王炳章签名并按指模后，再交给我们不就得了吗？”他们说不行。为避免冲突，排除以后与办事人员纠缠，这次我只好空手而归，要王炳章家属寄一份王本人签名的委托书给我。

2013 年 10 月 29 日，我持王炳章本人签名的委托书，再次前往韶关办理会见手续时，一位自称是主管王炳章的狱警却说委托书的签名是假的。我说：你凭什么说委托书的签名是假的？未经当事人确认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无言以对，就改变态度对我说：“要先到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办手续，由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开具介绍信，就可以会见。”

按照该狱警的要求，我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到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去办理会见手续。接待我的人说要两个律师同时办理才行，并无理提出要看我与王炳章签的委托合同和收费发票。我说：“我与当事人签不签委托合同与你们无关；我作为律师收不收费，是我与当事人之间的事，与会见无关，法律也没规定律师与当事人签的委托合同要交给你们看呀！你们这不是故意找茬来阻拦律师会见吗？”他无言以对，但就是拒绝给我办理会见手续。

几天后，我按他们的要求，带一位律师再次到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办理会见手续，这次他没话好说了，只好收了我们的会见材料，但却说：“能否会见，48 小时内等电话通知。”结果是：第二天广州市司法局给了我一份《立案告知书》，有人投诉我私自接受委托；第三天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即联系该投诉人做调查作笔录。

凭常识可以判断：这个所谓投诉人是当局安排的，无中生有地对我栽赃陷害。委托与被委托关系是我和当事人之间的事，外人怎么知道我是私自接受委托呢？何为私自接受委托？难道委托与接受委托这种私权利也要经投诉人批准？！此事曝光后，引起外媒哗然、上海访民上街举牌对之抗议。

2013 年 12 月 5 日我再到广州市司法局，索要对投诉我之事的处理结果。接待我的领导却向我吐苦水说“你把我害惨了，我跟你私下里说的话，你都全部曝光了，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并说“此事现在正在调查之中，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有关王案，当局处的难处是：赤裸裸地以代理王炳章案来吊销我的律师牌，不仅国外反响会很大（中国不断宣称依法治国），国内也会引发抗议之声，毕竟我是在正常执业中所受到的迫害（上海就有 300 多访民在市政府门口打出“声援刘正清律师”的横幅）；我手续齐全，与家属签了委托代理合同，王炳章家属就此事还向外界发了声明，当局还敢说我是私自接受委托呢？

特别说明：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会见在狱中服刑人员，无需向司法局汇报，也无需到监狱管理局申请；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能见到王炳章，让此案走上法律程序，但当局对此案毫无解决的诚意，他们不在乎法律，就是要置王炳章于死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 120 期 2013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