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泳：找回“列宁党”：作为方法的“中共”（下）

反制度的“制度”：政治运动与运动式治理

斯大林时代与毛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高密度的政治运动，无论是在高层政治中经常性发生的政治清洗与权力斗争还是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的政治运动，当然，从苏共与中共搞“运动”方式的不同中，也体现了苏共与中共不同的特点，例如苏联更喜欢通过秘密警察与克格勃这种较为严密的技术官僚系统来进行，而中共则比较喜欢“发动群众斗群众”。而和高密度的政治运动相匹配的，则是被一个被从上至下由层层党政机关所管辖的党国，以及计划性地“制造阶级敌人”。党国通过计划经济、户口制度、农村的人民公社与城市的单位制度垄断经济机会与政治机会，使所有人的生活与工作都赖于体制，同时，党国通过发动自己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地巩固与再生产自身的意识形态霸权，提升自身的卡理斯玛权威，只有对“人民”的肉体与心灵进行双重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党国才能在每次的政治运动中爆发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同时，“制造阶级敌人”也往往与历次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例如建国初的土改运动就和农村中的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同样地，这段时间在城市也搞起了所谓的“阶级摸底”工作，城市与农村在阶级划分的运动中完成了共产党基层政权的建立，并树立起了第一批“阶级敌人”。【1】但建国时“阶级敌人”的制造只是个开始，伴随着未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批批名号不同的“阶级敌人”与“反革命”被批量地、有计划地生产，并且历次政治运动的开启，往往以批判这些“阶级敌人”开始，以制造了一批新的“阶级敌人”而结束。

90 年代后，随着城市中的单位制与农村的公社制度这些支撑毛时代党国动员机制的基层组织解散，政治运动的动员能力大幅度下降，不再能作为专政的主要手段，此时政治运动的代替品是“运动式治理”，这点我们在后文会详细叙述。随着政治运动的消失，技术官僚作为党国干部系统的一部分也开始崛起，有趣的时，与这种逻辑相符合的是坊间将毛时代中共干部区分为“红区党—白区党”的分类法，后毛时代颠倒了文革中的“红在专前”或者“宁可不专也要红”的顺序，代表着“红”与“政治”的红区党干部被代表“专”与“技术”的白区党干部，也就是技术官僚，压过一头。虽然这样粗略的二分法非常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共政治的宏观动态，但我们仍需要细致分析“红”与“专”、“党”与“政”以及政治运动间相纠缠的动态张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这个列宁式政党国家的政治动力学。

“红专”中的“专”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就是一种韦伯式官僚系统中理性因素，官僚掌握相关的政策条文与专业技术并据此划分职能分工，照章办事，有把“政治事件行政化”的趋势，而对“红”来说，它的含义则更为模糊，在毛时代语境中往往将它和“政治”联系起来，甚至在“红”与“专”的关系中，宁可为了“红”而牺牲“专”，在这种语境下，毛发动的文革也被视为党的领袖试图从科层化的官僚体系中夺取权力的努力。而“讲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秦晖对《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对比中，获得一些灵感。“ ‘鞍钢宪法’它的传承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里头每一句话都是针对‘马钢宪法’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来否定‘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和专家治厂的；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和科学主义的科层管理原则。大家知道，苏联虽然意识形态非常重，但是苏联的这套管理体制的西方色彩很重。他们理解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西方企业管理的那一套东西，但西方人是用于一个企业内部，而他们是用于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托拉斯来进行运营了。这一套当然就有一整套科层体制，后来这一套体制就被我们叫做‘管卡压’、叫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从大跃进开始就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它，到文革就更不用说了。”【2】在《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讲政治”的含义实际上是“反理性”与“反制度化”或“反科层化”，简单来说，“讲政治”或所谓的“讲党性”的根本含义实际上就是“听从领袖意志”，不能让领袖的权力被科层化组织与规章制度所限制与约束。所谓“红高于专”，“为了红可以不要专”，也就是领袖意志超越规章制度，而“又红又专”，也就是“领袖意志即是规章制度”，“红太阳即党国”。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试图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达到这一点，用“红”替换“专”，以代表领袖意志的“党性”打断或替代体制的常规化趋势。这种体制下的官员行为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正如周雪光所言，“向上负责的制度造就了官员两重性：一方面，日常工作中小心翼翼，避重就轻，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一旦把握上司意图，则积极跟进，以求赏识。因此，官员行为的动力并不如韦伯式组织的成员那样固守规则以图规避风险，陷入规则之牢，而是揣度上司意图，唯上司马首是瞻，从而为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启动和运作注入了重要动力。”【3】

随着农村中的公社与城市中的单位等支持了毛式体制高动员能力的组织基础解体，党国逐渐放弃了大搞“政治运动治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了技术官僚的崛起，也就是在“红”与“专”中导向了“专”。这种转变用汪晖的术语来说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与“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的转变”，在汪所言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共产党放弃并故意遗忘了“文革的 60 年代”中“群众路线”这类“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并将自身的经济发展策略嵌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霸权主义之中，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危机与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的变质，脱离了“群众路线”，丧失了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运动的特征”。【4】翻译成较为简单的中文，汪其实就是在说共产党用“专”替换了“红”，虽然汪给“群众路线”加上“社会主义伟大政治实践”的牌位，但实际上“群众路线”的本质就是“运动群众”，是一种对“群众”的规训，并为这些被专政的、原子化的、小写的、孤独的“人”制造了一种他们可以组成为大写的、集体的“人民群众”的幻觉，同时，所谓的政党与其“人民群众”间的“代表性断裂”，并不是后毛时代的新现象，无论在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这种“代表性断裂”是一以贯之的，毕竟在缺乏民众对政权权力“公共选择”的情况下，所谓“代表性断裂”的含义其实就是一党独裁或一党专政下党国与其被统治者间的利益背离与利益脱嵌。后毛经济改革中对“专”的强调，看上去似乎是对“红”的替换，但实际上“红”仍是中共干部系统所着重强调的因素，正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强调的那样，“坚持改革开放”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党的专政，技术官僚作为党的干部自然也要坚持党的领导，练好领会与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图这个“红”的基本功。

从宏观动态来看，政治运动也往往与“党”和“政”之间的关系相联系，从毛时代代到后毛时代，党与政之间的关系由“党政”的紧密结合变成具有内部张力的“党—政”关系。虽然后毛时代不再像毛时代那样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巩固“红”对“专”的专政，但党国并没有放对“运动”的热忱，它依然通过间歇性的“运动式治理”来完成对其内部官僚与社会的管制与规训，例如“扫黑除恶”运动、整治贪腐、“扫黄打非”运动与整治互联网专项运动等等。我们先来看看“运动式治理”对“党”与“政”关系的影响。正如毛发动文革的试图之一是从官僚系统手中夺权那样，常规化的官僚系统（不一定是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往往会架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而领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则必须要不定期的发动“运动”来打断官僚系统的常规化运作，让官僚系统保持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并借此巩固自身的专断权力。在毛时代，党与政之间是一元化紧密结合，而在诸次政治运动中，更是通过对“红”的强调，消弭了党与政之间的界限，而在后毛时代，随着红色技术官僚的崛起，党与政之间就出现了某些张力，从毛时代的“党政”变成后毛时代的“党—政”，而“运动式治理”则是在后毛时代中发挥调整“党—政”关系作用的权力技术，例如习时代较为频繁的“运动式治理”可以看作习近平作为党的领袖试图削弱政务部门职权与独立性，当然，这里的“独立性”只是意味着某种职能上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政务部门成为了脱离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同样的，“社会”作为一种在后毛改革中出现的“治理对象”，党国发起针对“社会”的运动式治理，不仅试图借此对社会进行规训，维持其碎片化、层级化，同时也是一种试图调整党国与社会间边界的尝试，频繁的“运动式治理”会扩大党国相对于社会的领地，并削弱社会本就岌岌可危的独立性。

让我们回到本节的小标题，反制度的“制度”，第一个制度并没有加引号，其含义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法理式官僚，并可以约束权力的滥用，而反制度就意味着党国的“政治运动”与“运动式治理”的本质其实是加强党的专政及党的领袖的专断权力，不断地将“行政问题政治化”，把行政问题转换为对“上级领导的意图”的贯彻。而后一个“制度”加了引号，代表的则是发动政治运动与运动式治理是列宁式政党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列宁式政党国家的“基因”，只有把“政治运动”或“运动式治理”常态化，或者说“制度化”，才能保持党的专政能力。

列宁的眼睛与主流化的“非主流”：党国的意识形态机器

意识形态控制不仅是列宁式政党国家用于控制其民众思想的关键，也是其保持专政的必要手段，通过控制了知识分子、新闻、教育、审查制度、宣传部门等等意识形态领域完成对意识形态党国机器的把持，党国不仅完成了对民众思想的控制，也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的殖民与侵略，而这是将民众维持在“思想的原子状态”的关键一节，人们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共沟通，就像是之前在网上比较火的那句话，“不谈政治的核心就是不骂共产党”，人们甚至将党国的意识形态规训内化成为了一种本能，或者说形成了在党国生存的“习性”或“惯习”，本能性地拒绝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与反思。同时，正如在前文提到过的，意识形态党国机器也在为这些被专政的、原子化的、小写的、孤独的“人”制造了一种他们可以组成为大写的、集体的“人民群众”的幻觉，而这种隶属于“人民群众”的幻觉正好与“人”的“思想的原子状态”相组合，构成了列宁式政党维持其意识形态霸权的统治基础，而这种霸权，实际上就是周雪光所谓中共“卡理斯玛权威”的本质。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虽然学界时常将“多元性”与“一党专政”视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部分，并将“非主流”文化的繁荣视作党国意识形态衰落的证据，但如果仔细观之，我们同样也可发现另一幅吊诡的画面，“非主流”与“主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前者还成为后者发挥其规训权力的支点，就像是被视作“反主流”的摇滚音乐，在中国反而出现了“统台摇滚”，非主流的摇滚成为党国意识形态的宣传角。

[1] 高华（2004），身分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https://www.hkiaps.cuhk.edu.hk//wd/ni/20181024-091256_1_usc_17_secure.pdf ；李里峰（2013），共产主义中国的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 (1945-1976)，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wp-content/uploads/legacy_files/featurefiles/Li%20Lifeng_Mass%20Movements%20and%20Rural%20Governance%20in%20Communist%20China.pdf

[2] 秦晖：解读中国奇迹——改革三十年回顾，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2185.html

[3] 周雪光（2017），chapter4 运动型治理机制，P141，《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4]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 年第2期；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