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英：毛泽东的军事神话（三）——降服朱德的毛如何在二打长沙施展火牛阵
话接上一期，从井冈突围到闽西建立根据地后，朱毛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1929 年 5 月，趁闽军混成第一旅正与粤军交战正酣之际，红四军从长汀出发偷袭了闽军后方的龙岩、永定，不过正如上一期我们所说，毛泽东并未对将他从井冈山带出的朱德感恩戴德，反而开始盘算拆台夺权，越过朱德这位军长直接指挥前线部队，这使得红四军在朱德的命令下两度攻占了龙岩城后又被毛泽东拉了出去，搞出了个滑稽的“三打龙岩城”，直到 6 月 19 日，朱德将毛撇开一边，径直打垮了闽军第一混成旅后直接夺占了龙岩，并在三天后 22 日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大会上大发肝火，批判毛泽东“搞家长制度的倾向”。
尽管自秋收暴动以来，毛泽东便是中共中央钦定的前委书记，但朱德和红四军干部们仍冒着犯上的风险，违抗了中央意志，将毛撤职，由陈毅为前委书记，混不下去的伟大领袖只能愤愤到闽西去指导地方工作，要不是周恩来插手，毛泽东可能就此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11 月 26 日，在周恩来“黄马褂”加护下如“闪电般”回归闽西的毛泽东第一件事便是在 12 月的古田会议上以“乱搞极端民主”和“用俘虏兵随意补充革命单位造成损失”为由批判了朱德一番将其压制下位，握住了红四军和闽西根据地的领导权。
讽刺的是，恰恰是伟大领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赣南 - 闽西的中共根据地得到了飞速发展，并组建了红六，十二两个军；1929 年 2 月从井冈突围而出的彭德怀也时来运转，趁着军阀混战之际一路冲杀，恢复了自己红五军的建制后与朱德合流。而毛泽东则是躺着就接盘了这段时间里朱德打下的一片根据地。
1930 年 2 月，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决定大干一番，他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上毛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特决定以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从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二打长沙这段时间坚持攻打大城市的思路实际上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权如出一辙，区别在于苏共有那么一套所谓教条，而毛只是“单纯地”想和古人一样靠攻城略地扬名立万，所以说，他日后吹嘘自己发明了“结合中国国情推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更是子虚乌有，纯粹是剽窃周恩来的思路而来。
但相比秋收起义，毛身边此刻多了不少聪明人，朱德、彭德怀和陈毅等人的劝说下，他的宏伟蓝图被暂时搁置，但当时盲目自信的人不止毛泽东一个，中共中央便有一位毛泽东的“知音”，那就是后来一直被中共党宣定位为“左倾”的秘书长李立三。
1930 年 6 月，中原大战打的如火如荼，认为定能趁天下大乱之际捡漏的李立三推出了自己的“立三路线”，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中国城市暴动计划，以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共党内部除何孟雄和陈独秀外一片沸腾，认为放弃农村夺取城市的“大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中央政治局也决议“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立三路线”一经颁布，朱陈彭等人无话可说，无人掣肘的毛泽东 6 月 22 日，便指挥由红四，六，十二军编成的红一军团（朱德挂名军团长，毛泽东任政委）杀奔南昌，打算成为“首个夺取省城的红军领导人”。不过江西省委主席鲁涤平早有防备，早早调第九路军及第 18 师回防南昌，看见对面严阵以待的毛泽东当场就如吃了鸡肋一般，6 月底到 8 月这段时间一直在南昌附近打转，打又不打，退又不退。等得知运气一直不错的彭德怀已经率红三军团于 7 月 27 日袭击长沙得手后，毛泽东才连忙带兵赶往长沙与彭德怀汇合，并定下了一个更异想天开的计划，8 月 19 日毛泽东在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说：“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此时预计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取武汉。”在向浏阳挺进的路上，毛泽东迎来了自己挂帅以来的头一次胜利—即 6 月 20 日在文家市逮到了湘军第 3 军戴斗垣旅将其歼灭。
不过彭德怀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红三军团进长沙没几天便在城内大肆劫掠搞批斗，不少还在湘军服役的官兵家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无端虐杀，中共自己就承认“一进城就杀了四百个反革命”，湖南省主席委主席何健年迈的父亲也被拉出来拷打了一番，7 月 5 日，何健亲率湘军第 16，19 师主力回师长沙与红三军团交战，劫掠成风的红军半天不到便被愤慨的湘军击溃，仓皇逃出长沙，负责断后的红八军 6 师师长陈毅安被当场打死，彭德怀只能率败军逃亡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与毛泽东合流。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 1929 年 11 月起到 1930 年 8 月 23 日，合流的红一，三军团正式编为红一方面军（仍由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兼总前敌委员会书记，彭德怀任副司令），手头兵力达四万之众的毛泽东意识到再度攻下长沙对其声望的影响，于是由他主持的总前委会议决定二打长沙，而刚从长沙被赶出来的彭德怀不赞同二打长沙，《彭德怀自述》写到：
8 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我军迫近长沙，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
如彭所述，何健已经集中了湘军第 15,16,19 和新编第 31 师在长沙外围构筑了以第一道铺鹿角，第二道洒竹钉，第三道拉高压电网的防线，另有第 77 师和新编第 5 师做预备队，且湘军上下因红三军团先前在长沙的胡作非为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以一般常理而言，稍有军事常识的人此刻就该撤退去攻打其他防守薄弱的城市，结果，6 月在文家市打了一场胜仗尾巴便翘到天上去的伟大领袖哪还管什么常识，第二天就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31 日，红一方面军从天际岭到东山一带展开进攻，结果“长沙之敌依托工事顽抗，不肯轻出，红一方面军主力未获歼敌战机。”；9 月 1 日，红一方面军展开全面进攻，仅有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黄土岭方向取得了一点进展；9 月 2 日当天下起了大雨，红军终于突破了湘军的前两道工事来到电网前，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指战员都认为何健搞的高压电网只是一般铁丝网，大批官兵不明所以的靠了上去当场便被电死，这时，“饱读古书”的毛泽东想到了借助古人的智慧，搬出了战国时期齐国名将田单破燕的火牛阵，红军从附近搜刮而来大批耕牛把浸有煤油的棉花团绑在牛尾巴上到晚间用火点燃试图冲垮高压电网，结果这些牛根本不听指挥，受了惊吓不但不向前冲，反而到处乱跑伤了自己人。
一计不成，毛泽东又再施别计，他让人又弄来许多禾桶，在每只禾桶上安装两个牯辘，用浇湿的被子蒙在禾桶前面挡子弹，红军官兵跟随在后面，推着禾桶向前挺进，但由于湘军火力强大，此计效果亦不大。毛泽东又想出挖壕沟，想把装着火药的棺材偷运到城墙脚下，炸掉城堡，但也是因对面火力太强根本靠不上去。多次运用古人的计谋足以证明毛泽东的书看的确实很多，可惜，伟大领袖的如意算盘打得虽好，却忽略了客观条件，打仗是要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而他缺乏这一基本的军事素养。就这样，红军在长沙城下磨蹭到了 11 日，第二次总攻也收效甚微。
9 月 13 日，考虑到以张发奎为首的为长沙解围的国民党政府军部队已陆续抵达，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撤往株洲，长沙之战给红一方面军带来的损失巨大，毛泽东战后承认：“单以一军团说，高级干部有柯武东刘作述两同志阵亡，死伤中级干部数十，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三军团损失亦不小。”
对红军从长沙撤退，张宗逊回忆起他们干的屠俘勾当：
“就在这时，红十二军部队在猴子石附近捉到长沙县敌政府派往湘潭专送军事通报的差役，得知长沙敌人计划由湘江西岸绕道到易家湾附近偷渡湘江，迂回我军后方。城里敌人从猴子石出击，妄图南北夹击红军。军长和政委指示，由我负责把俘虏和信件上送方面军司令部。毛泽东和朱德听了我的汇报以后，指示要严密看守俘虏，决不能让他跑掉。接着朱云卿参谋长指示，为了防止万一，你们把俘虏杀了罢，我按他的命令办了。”
从长沙撤围后，红一方面军一路躲避各路国军的追击才在 10 月逃到了吉安，因跑得太快，他的妻子杨开慧被丢在了后边被湘军抓获，11 月被处死，相传何健一开始不愿打死杨开慧，而是打算留着她和红一方面军“匪首”谈条件，因此在上午行刑故意没打中她的要害，但到了中午，围观的老乡看见杨还在地上挣扎便开始嚷嚷“没打死，没打死”行刑队无法又回去补了一枪，杨开慧就这么死了。毛泽东首次作为方面军指挥官主持的二打长沙就以赔了夫人又折兵为结果到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