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之鹰：六四与今日中国（下）

封锁历史

任何一场国家暴力的终结，都是两个战场的起点：一个在政治层面展开镇压，另一个在历史层面开始掩盖。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清场行动结束后，中国政府随即将注意力从“平息动乱”转向“消灭记忆”。这场自上而下、制度化实施的“记忆战”，并非关于事实真伪的争议，也不是围绕历史解释权的正常政治博弈，而是一场针对整个民族理性能力的系统性谋杀。其目的不仅是抹去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更是要让整整几代中国人学会服从遗忘、习惯虚假、拒绝提问、恐惧真实。

在镇压结束仅数小时内，北京街头血迹尚未干透，官方的宣传机器便已全面开动。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紧急发布统一口径，将整场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将学生群体污名化为“受境外敌对势力操控”，将出兵镇压描述为“恢复秩序”的正当行动。这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完全背离事实、颠倒因果的叙述，在国家垄断一切传播渠道的背景下迅速成为唯一合法版本，且未遭任何实质性国内反驳。

此后，政府不仅全面封锁新闻报道、查禁境外出版物，更将整个教育体系转变为一台记忆清除机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历史教材中，六四事件要么被完全省略，要么被简化为一句“1989 年春夏间的政治风波”。学校不讲，考试不考，媒体不提。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家防火墙的建立，这场遗忘工程愈加彻底：搜索“六四”“天安门事件”“赵紫阳”“天安门母亲”等关键词，非但查无结果，甚至可能导致账号封禁、帖子删除、IP 屏蔽。到了 2025 年的今天，中国大陆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一片“净土”——净到连历史的血迹也被彻底抹除。

然而，真正可怕的并非信息的缺失，而是记忆阉割被制度化为一种日常秩序。六四受害者家属无法公开悼念，被公安监控、软禁，甚至在清明与六四周年期间被强制“旅游”；目击者、摄影记者、医生、幸存学生被噤声、失业、流放；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只要触及“那场事件”，便可能遭学生举报与校方处分，更不用说 2022 年”李佳琦事件“这种荒诞的事情了。整个社会仿佛被强行植入一种心理病毒：你可以知道那件事曾经发生，但你必须学会装作从未知道。

这种机制的后果，并不只是让人“不了解六四”，而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摧毁了人们对真实的需求和判断能力。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自我审查与外部监控并存的状态，当讲述历史成为高风险行为，人们便不再质疑权力、不再相信证据、不再愿意与他人建立事实共识。在这样的环境中，真相不再具有公共价值，而只是个人冒险的代价；历史不再是民族认知的基础，而变成了统治者任意改写的装饰。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理性本身的系统性摧毁。

六四的遗忘工程之所以影响深远，正因为它摧毁了一个社会赖以维系道德共识与政治底线的根基。任何一个有记忆的社会，哪怕失败，也能通过讲述、纪念与反思，逐步走向和解与未来。但中国的六四遗忘机制，却把失败的教训转化为权力的合法性，把国家暴力正当化，并将沉默与顺从塑造为一种“公民美德”。

三十多年来，这一机制不断升级：从最初的舆论封锁，到数字极权的全面展开；从清除书籍资料，到审查表情符号与搜索词汇，最终构建出一个几乎无缝运作的“记忆杀灭体制”。当一个政权用算法清除历史、用人脸识别追踪讲述者、用教育制造无知、用恐惧生成服从，它不仅在统治人民的身体与行为，更在篡改人民的灵魂与历史认知。这种结构性的记忆封锁，不是一时策略，而是六四镇压之后诞生的又一个“广场”——一个任何自由表达都无法抵达的空间。

更令人警惕的是，这套机制不仅用于国内，还正试图向海外输出。香港曾是六四纪念最后的华语公共空间，直到 2020 年国安法实施，维园烛光被熄灭、集会被定罪、象征悼念的雕像被拆毁。如今，连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六四讲述者也面临跨境威胁与污名化。从“不能记得”到“不许讲述”，再到“让世界也闭嘴”，这是更隐蔽、更扩张的威权政治逻辑。

从长远来看，六四之后展开的这场“记忆战”，不仅是一项历史消音工程，更是一场文明价值的逆流。如果我们默认一个国家可以在未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抹去屠杀；如果我们接受一个政权可以在公然施暴之后强迫全社会装作从未发生；如果我们允许历史空白变成统治常态——那么六四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将成为人类普世价值体系的崩塌边界。

因此，六四的历史记忆绝非中国一国的问题。它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文明社会的挑战：我们是否还有能力相信事实？是否仍愿意抵抗遗忘？是否还敢于捍卫真相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六四的记忆将不再需要坦克去碾压，它将悄无声息地，在我们的沉默中彻底消失。

六四的幽灵如何塑造了当代中国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伴随着枪声与履带的轰鸣，中国现代史的一条可能路径被强行截断。此后三十六年间，中国的高速发展、权威稳定与技术跃迁，似乎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后六四”中国。但事实远比表象复杂。六四事件不仅未被中国社会克服，反而以一种深远、隐蔽而持续的方式，嵌入国家权力逻辑与社会运行结构之中，成为塑造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隐形核心代码。可以说，今日中国的统治技术、社会氛围、文化气质乃至民族心理，皆在六四之后发生了结构性重构。六四的幽灵，不仅未曾远去，反而持续主导着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首当其冲的是政治逻辑的全面锁死。在六四之前，中国政治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多元讨论空间，党内改革派与知识界曾在制度设计与治国理念上展开积极碰撞。尽管 1980 年代远未实现宪政，但关于法治、新闻自由、政治改革的期待在各阶层中颇具广泛基础。而六四镇压之后，这一切被一举清零。自赵紫阳下台并遭软禁至死起，所有主张党内改革的力量被系统清除，改革派路线被污名化为“软弱”“动摇”，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逻辑。此后，无论哪一任领导人，其政治合法性均不再源于回应人民诉求，而是来自维稳机器的运转效率与对秩序的高压控制。可以说，六四之后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能谈改革方向的国家，而是一个将任何体制外可能性视为风险、并以零容忍对待的政治空间。

其次，是社会结构的深度改造。六四镇压不仅清除了广场上的人群，也摧毁了民间自组织能力的制度土壤。自 1990 年代起，所有建立独立工会、学术讨论组、公共知识社群或基层 NGO 的尝试，都遭到制度性打压。公民社会未及发育即被连根拔除；独立媒体尚未成熟便被整肃；高校知识界迅速转向犬儒与沉默，取代 1980 年代那种充满朝气的启蒙气氛。六四成为全社会“去政治化”的起点——政治并未消失，而是被严格锁定于权力体系之内，不容外部触碰。普通人被教育“远离政治”“政治无用”“稳定最重要”，久而久之，人们不再关心、不再提问，也不再相信公共空间仍有改变的可能。这种精神上的“主动断线”，正是六四幽灵在国民心理层面最深远的遗产。

第三，是统治工具的技术升级与道德坍塌。在六四之前，中国政府的治理手段主要依赖宣传动员与组织体系，而六四之后，这一体系被替换为更加冷酷、去伦理化的技术—法律—暴力复合体。维稳体系的扩展、信息监控体制的规模化建设、法律的选择性适用，以及“稳定责任制”的全面推行，皆源于六四镇压中确立的统治原则：人民是潜在风险源，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服务人民，而是压制人民。这一逻辑在新疆大规模监控与“再教育营”中达到技术极致，在香港国安法及司法高压中获得法律赋权。当“社会稳定”成为国家至高目标时，任何异议、怀疑或批评都可被定义为“扰乱秩序”或“危害国家安全”，无需再就其正当性展开辩论。这种治国方式的道德代价，是对公民权利的系统冷却与对程序正义的全面背叛，而其政治源点，仍可追溯至 1989 年的血腥镇压。

更广泛而言，六四还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气质与世代意识。“怕事”“冷漠”“避谈政治”成为常态化生存策略，哪怕是在中产阶级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亦然。对“自由”“权利”“法治”等基本现代政治概念，社会整体由热情期盼转向冷感、怀疑甚至主动规避。在这种氛围中，权力无需掩饰其强制性，而人民也逐渐习惯将自我表达收束于“安全阈值”之内。由此形成一种低强度的权力—社会默契：国家不许越界，个体学会识趣。这种互不挑战、互不信任、互不真诚的结构性关系，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而制度僵化、经济发展而文化退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种关系的政治起点，正是六四所确立的暴力优先与沉默顺从机制。

此外，六四也决定了中国政权在国际秩序中的立场方式。六四事件在全球范围激起的强烈谴责，使中共深刻意识到西方自由主义体系对其长期统治构成根本威胁。自 1990 年代后期起，中国逐步构建起以“主权优先论”为核心的对外话语体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发展优于民主”，一方面借助全球化积累财富，一方面将其反哺本国的维稳统治结构。换言之，六四不仅决定了中国内部的政治路径，也奠定了其在全球秩序中以经济合作换取政治豁免的现实主义策略。这种策略在短期内有效，但也加深了中国与普世价值体系之间的结构性隔阂。

综上所述，六四事件不仅不是一个封存的历史瞬间，更不是一段被遗忘的记忆。它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秩序的断裂，是一种持续三十六年、仍在运转的制度幽灵。它从未离去，反而通过具体制度、技术手段、文化气质与国际战略持续复制、更新、强化。如果我们不理解六四，就无法理解当今中国为何如此高压、人们如此冷漠、如此怕事；如果我们不直面六四，我们就无法找到通往改变与自由的真正路径。

如果我们不说，他们就赢了

天安门广场上的鲜血早已被高压水车冲洗干净，士兵与坦克也早已退去。然而，真正的镇压并未随着 1989 年的落幕而终止。它改头换面，以技术管控、舆论封锁与制度性遗忘的形式，持续蔓延至今。三十六年过去，政权未曾承担任何责任，真相未获澄清，而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甚至连发问的权利都被剥夺。这不是结束，这是延续；不是历史，而是现在进行时。

六四不是一场孤立的屠杀，而是一种政治逻辑的定型。从那一夜起，中共政权公开确认了它的统治底线：只要权力受到挑战，它就可以诉诸国家暴力；只要人民发出不同声音，它就有权以子弹回应。这种逻辑，成为中国此后三十余年政治压制、社会驯化与思想控制的根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冷漠、恐惧、犬儒与无力感，正是这场镇压所持续释放的效应。

因此，纪念六四不是为了回望过去，而是为了抵抗现在。它不是一种形式性的悼念，而是一种价值立场的表明，是对“可以有另一种中国”的坚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纪念六四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尊严的最后守护。我们必须继续说出这段历史，并非因沉溺于悲情，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说，他们就赢了。而他们赢的代价，就是一个民族将永远无法摆脱“顺民”与“臣民”的身份，永远无法真正成为现代国家的公民。

未来的中国是否还有希望？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去记住。记住那些广场上曾坐着、喊着、哭着、死去的人；记住那种曾经相信和平能够改变国家的信念；记住那个被坦克碾碎却从未被击垮的问题：一个政府是否可以在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后，依然不负任何责任？

只要这个问题还不能被正面回答，只要这个政权仍在用沉默压制讲述、用监控封锁记忆、用恐惧毒化思维，那么六四就永远不是终点，而是一次尚未完成的审判——对政权的审判，也是对我们的审判。

当世界变得更吵、更快、更容易遗忘时，让我们做那群还愿意停下来、还愿意记得、还愿意说出真相的人。因为在这个时代，记得就是抵抗，讲述就是行动，纪念就是拒绝屈服。

2025 年 5 月 2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