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信：龔品梅、上海教難與中共建國后的政教关系（二）

二、图穷匕见

一九五〇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下达了宗教政策的綱領性文件《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中共的宗教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向，「三自愛國運動」正式成為改造教會的政治工具，意图通过切斷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特別是羅馬教廷）的組織聯繫，將其轉化為一個封閉的、可控的、服從於黨國利益的社會團體。迪喬瓦尼在書中指出，對於基督新教而言，由於其宗派林立且缺乏統一的國際領導中心，「三自」運動相對容易推行；但對於強調「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天主教會而言，切斷與教宗的聯繫意味著切斷信仰的根基，意味著自身神學本質的毀滅。因此，上海教區作為中國天主教的樞紐，首當其衝地成為了這場改造工程的前沿阵地。

迪喬瓦尼詳細梳理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間，中共如何在上海發動「控訴運動」與「簽名運動」。這是一套典型的群眾運動手法：通過動員教會內部的邊緣群體或意志薄弱者，召開控訴大會，將宗教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把对教義的堅持打成「反動立場」。然而，龔品梅展現出了極高的政治智慧與定力。他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發布的第一封牧函中，雖然表面上對新政權保持了禮節性的尊重，但在核心原則上寸步不讓。書中引用了這封牧函的關鍵段落，龔品梅明確區分了「愛國」與「愛教」的邊界，指出天主教徒當然應當愛國，但這種愛國不能以犧牲信仰原則為代價。他特別警示教友，所謂的「革新」不能觸碰教會的聖統製與教義完整性。這實際上是為上海教區劃定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教會可以接受行政上的配合，但絕不接受神學上的閹割與組織上的分裂。

更為精彩的是書中關於龔品梅與中共官員周旋的細節。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周恩來在北京會見天主教人士，試圖以「統戰」的笑臉安撫教會，承諾「宗教信仰自由」。但與此同時，上海的地方官員卻在步步緊逼。迪喬瓦尼記述了龔品梅與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的一次著名會面。在那次充滿火藥味的對話中，潘漢年要求教會公開支持政府的肅反運動並與梵蒂岡「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龔品梅的回答擲地有聲：「這就是天主教的立場，這就是我的生命（There is the Catholic attitude; here is my life）。」中共試圖通過「切香腸」戰術，先驅逐外國傳教士，再孤立中國籍主教，最後分化教徒的策略，在龔品梅這裏碰了壁。

中共建政之后，隨著學校、醫院等教會外圍機構逐漸被政府接管，教堂成為了信仰的最後陣地。為了在日益逼仄的社會空間中維繫教友的信仰熱忱，特別是為了爭奪青年一代的靈魂，龔品梅大力支持聖母軍的發展。這是一個起源於愛爾蘭的平信徒組織，強調通過祈禱、探訪和個人成聖來服務教會。但這樣一個組織嚴密、紀律性強、且與西方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團體，在中共眼裏無異於一個潛伏的「準軍事化反革命組織」。

迪喬瓦尼利用教會內部檔案，生動還原了聖母軍在上海的運作細節。聖母軍成員實際上是一群虔誠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在震旦大學、在各個中學、在里弄巷道中，通過誦念玫瑰經、研讀聖經、舉行退省（Retreat），構建起了一個個微型的精神共同體。在那個集體主義高歌猛進、個人主義被徹底碾碎的時代，聖母軍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歸屬感和精神寄託。書中特別提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上海軍管會正式宣布取締聖母軍，並將其定性為「反動組織」的歷史時刻。這是中共對上海教會發動的第一場大規模戰役。政府要求所有聖母軍成員必須到公安機關登記並「退團」，否則將以反革命罪論處。

然而，讓當局始料未及的是，他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抵抗。迪喬瓦尼在書中記錄了大量感人至深的細節：許多年輕的聖母軍成員，面對學校的開除威脅、單位的政治高壓甚至員警的審訊，拒絕簽字退團。震旦大學的學生們甚至準備了簡單的行囊，隨時準備入獄。書中引用了一封由數百名學生簽署的「血書」，他們誓言「頭可斷，血可流，信仰不可棄」

隨著鬥爭的升級，流血已不可避免。一九五一年八月九日，上海教區耶穌會神父、震旦大學文學院院長張伯達（Father Beda Chang, S.J.）被捕。張伯達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更是深受學生愛戴的青年導師，是上海天主教知識分子的靈魂人物之一。中共試圖將他樹立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典型，通過逼供信讓他承認自己是「間諜」。然而，這位外表文弱的耶穌會士，在獄中展現出了鋼鐵般的意志。他在幾個月的酷刑和洗腦中始終一言不發，拒絕配合當局的任何宣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張伯達在獄中去世，年僅四十六歲。

張伯達之死，成為了上海教區與中共政權關係徹底破裂的轉折點。官方試圖封鎖消息，甚至以此威脅教會，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那是中共建政後上海最大規模的一次自發性群眾集會之一。成千上萬的教友湧向教堂，在沈默中表達著無聲的抗議。最為震撼的一幕發生在殯葬彌撒上：龔品梅主教一反常規，穿上了象徵殉道者的紅色祭衣（Red Vestments），而不是象徵亡者的黑色或紫色祭衣。這一極具符號學意義的舉動，勝過千言萬語。它向所有信眾宣告：張伯達不是罪犯，而是為信仰獻身的殉道聖人。

進入一九五三年，隨著朝鮮戰爭進入尾聲，中共騰出手來，準備對國內的「殘餘反動勢力」進行最後的清算。上海天主教會面臨的壓力驟增。迪喬瓦尼在書中記錄了發生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君王堂事件」。當局試圖接管這座位於市中心的著名教堂，並驅逐其中的外籍神父。這引發了教友與員警的直接對峙。數百名全副武裝的員警包圍了教堂，架起機關槍，氣氛劍拔弩張。然而，面對黑洞洞的槍口，教堂內的教友沒有潰散，而是開始高聲唱起聖歌。

這次對峙雖然最終以警方強行占領告終，但它向中共展示了上海天主教徒的組織動員能力，既讓中共感到震驚，也堅定了其徹底鏟除“龔品梅集團”的決心。與此同時，龔品梅通過發起「聖母年」（Marian Year），將抵抗引向了更深層次的靈性維度。一九五三年奉獻給法蒂瑪聖母（Our Lady of Fatima），一九五四年奉獻給露德聖母（Our Lady of Lourdes）。迪喬瓦尼在書中指出，龔品梅推動的「二十四小時輪流誦念玫瑰經」運動，實際上是一種全天候的精神動員。在那個政治學習無孔不入、廣播喇叭從早響到晚的年代，教友們通過在家中、在教堂裏不間斷的祈禱，構建了一個與官方意識形態完全隔絕的「神聖時間」與「神聖空間」。這是一種沈默的、「反极权主義」的生存方式。通過這種方式，龔品梅告訴他的羊群：即使外部世界已被紅旗覆蓋，但靈魂的領地依然屬於天主。這種靈性上的堅守，比街頭的對抗更為持久，也更為隱秘，它成為了日後三十年地下教會在漫長黑夜中賴以生存的精神火種。

到了一九五五年，隨著「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在全國展開，龔品梅和上海教區被定性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這標誌著中共已經完成了對案件的政治定性，只待最後的收網。迪喬瓦尼在書中引用了當時官方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報紙、廣播、漫畫，全方位地醜化龔品梅，將其描繪成「披著宗教外衣的狼」、「美帝國主義的間諜」。與此同時，教會內部也開始出現裂痕，一些承受不住高壓的神職人員開始動搖，這讓龔品梅的處境更加孤立無援。他深知大限將至，但他拒絕了逃亡或妥協的建議。他對身邊的神父說：「牧羊人不能在狼群來襲時棄羊而逃。」他開始秘密祝聖一些忠誠的神父，並安排教區的應急管理機制（Terna），試圖為教會在「沈默的年代」預留後路。

三、卅载牢狱

迪喬瓦尼在書中詳細記錄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深夜的行動，一夜之間，上海教區失去了它的主教、幾乎所有核心神父以及三百多名平信徒領袖。中共隨即啟動了強大的宣傳機器，將龔品梅及其追隨者定性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書中引用了當時《解放日報》等官方媒體的社論與漫畫，這些宣傳材料將龔品梅描繪成囤積武器、發報機，甚至阻撓教友「抗美援朝」的民族罪人。然而，迪喬瓦尼通過對龔品梅一九七九年獄中申訴書（見本文附錄）的解讀，有力地駁斥了這些荒誕的指控。例如，所謂的「武器」不過是一支廢棄的木槍槍托；所謂的「發報機」更是子虛烏有。更為殘酷的是所谓「攻心戰」，當局為了瓦解教友的心理防線，在審訊和學習班中反復播放耶穌會格壽平神父（Father Fernand Lacretelle, S.J.）的錄音供詞。這位曾深受敬重的神父在長達十四個月的密集審訊與精神折磨下崩潰，被迫承認「罪行」並指控龔品梅。這種利用人性的脆弱來摧毀道德偶像的手法，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群眾鬥爭」與「攻心戰」的典型體現。

一九五五年九月，當局在上海人民文化广场（原租界逸园跑狗场）多次召開萬人控訴大會，高音喇叭裏反復播放著「打倒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口號，數十名被捕的神父和教友被押解在場，面對著被組織起來的群眾的怒吼。然而，即便是在這樣一種經過精心編排的恐怖劇場中，人性的光輝依然閃爍。書中記載，當局試圖強迫龔品梅在麥克風前認罪，這位身材瘦小的主教卻昂起頭，在「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中高呼：「基督萬歲！（Long Live Christ!）」隨後，台下的群眾中——儘管他們是被強迫來參加批鬥的——爆發出了回應的呼聲：「主教萬歲！」。

龔品梅被捕後，並未立即受審，而是經歷了長達五年的審訊與監禁。這五年的沈默，是中共試圖從內部消化、改造上海天主教會的關鍵時期。迪喬瓦尼指出，當局之所以推遲審判，是因為他們需要時間來扶植一個順從的替代品——即後來的「愛國會」，並試圖通過漫長的折磨迫使龔品梅妥協，讓他以「戴罪立功」的身份出任這個新教會的領袖。然而，龔品梅讓他們失望了，于是，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終於開庭公審龔品梅。

迪喬瓦尼在書中詳細分析了判決書的內容。龔品梅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包括「組織反革命集團」、「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作者敏銳地指出，雖然判決書充滿了政治術語，但其核心罪狀其實只有一條：拒絕切斷與羅馬教廷的聯繫。在法庭上，龔品梅一言不發，但在宣判前夜面對檢察官的最後一次勸降時，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答覆：「我是一名羅馬天主教主教，如果我背棄教宗，我不僅不再是主教，甚至不再是天主教徒。你可以砍下我的頭，但你不能奪走我的職責。」這種對宗教身份的本體論式的堅持，構成了龔品梅抵抗邏輯的基石。在黨國體制的邏輯中，所有的社會角色都必須首先服從於政治效忠；但在龔品梅的神學邏輯中，主教的職分來源於上帝，經由教宗確認，世俗權力無權對其進行本質性的變更。

這場審判的另一個歷史背景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成立與「自選自聖」主教的開始。一九五七年，在中共的操縱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其宗旨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一九五八年，武漢、上海等地開始在未經教廷批准的情況下祝聖主教。迪喬瓦尼指出，這標誌著中國教會在制度上正式走向裂教（Schism）。上海教區的張家樹神父被推舉為「主教」，接管了教區的行政權力，對於獄中的龔品梅而言，這無疑是比肉體折磨更深的痛苦：他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羊群被分裂，自己的教區被「篡奪」。然而，正是他的入獄，為那些拒絕加入愛國會的「地下教會」提供了最高的道德合法性。

2026 年 1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