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中美战略竞争前瞻（上）
自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登上全球领导地位以来，美国领导人时常陷入对国家衰落和被竞争对手超越的焦虑之中。1957 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引发了这样的担忧，1960 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也同样引起了恐慌，到了 1980 年代，美国人又开始担心美国工业无法与日本的经济巨头竞争。即便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媒体上仍然刊登了一篇文章，质问：“美国是否在衰落？”
如今，这种衰退的忧虑与美国民主制度日益脆弱的现状及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相结合。这两种担忧都有其合理性。尽管美国选民对威胁美国民主的来源看法不一，但普遍对国家民主制度无法兑现“美国梦”的承诺感到焦虑。盖洛普在 2024 年 10 月的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不满。
与此同时，另一种叙事认为，中国正大步前进，以雄心勃勃的经济和外交议程，配合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而美国则在贫富差距、工资停滞、立法僵局、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压力下步履蹒跚。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确实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主导全球制造业，并在一些先进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2023 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 60% 的电动汽车、80% 的电池，以及超过 95% 用于太阳能技术的硅片。同年，中国在电网中新增了 300 吉瓦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是美国的七倍。此外，中国还掌控了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的开采和精炼，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基础设施之一，包括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和尖端的 5G 系统。
当美国国防工业在满足需求方面举步维艰时，中国则以空前的速度生产武器。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制造了 400 多架现代战斗机，研发了新型隐形轰炸机，展示了高超音速导弹能力，并将导弹库存翻了一番。军事分析家塞斯·琼斯估计，中国目前的武器生产速度是美国的五到六倍。
对于一些观察人士来说，这些进展表明，中国的政府体系比美国更适应 21 世纪的需求。中国领导人常宣称“东升西降”，而一些美国领导人似乎也开始接受这一预言。然而，得出如此笼统的结论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的进步和实力确实可观，但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同样存在负债。如果只看到它的优势而忽略其劣势，就无法准确评估美国的真实地位。即使是最强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也会有脆弱之处，因此，领导者不仅要洞察对手的优势，还要敏锐地识别其弱点。
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强大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但它正面临一系列日益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将严重影响其发展。经过十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目前受到房地产市场动荡、债务激增、地方财政紧张、生产率下降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多重压力，而所有这些问题都迫使北京在艰难的抉择中权衡利弊。在国际上，中国面临地区军事紧张局势，并遭到发达经济体日益严格的审视和反制。事实上，过去二十年推动中国惊人增长的某些关键条件正在逐步瓦解。然而，正当这些新挑战需要灵活政策应对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力巩固却扼杀了政治辩论，并边缘化了技术官僚，导致中国的决策过程变得僵化、被动，容易出现失误。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感叹他们实现目标的空间越来越小，而除非国家领导层发生变化，这一趋势不会改变。但这种变化似乎遥不可及。
尽管美国存在诸多缺陷和脆弱性，但它仍然拥有中国根本缺乏的战略纵深：经济活力、全球军事优势、卓越的人才资源，以及一个旨在纠正错误的政治制度。美国经济具有韧性和适应能力，拥有全球最深、流动性最强的资本市场，并对全球金融体系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美国仍然吸引着世界顶尖人才，包括许多因本国专制政治环境而离开的中国人。
简而言之，美国在经济活力、全球影响力和技术创新方面仍然对中国保持着关键优势。强调这一点既不是自满，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制定良好战略的基础。因为如果华盛顿因过度悲观或恐慌而丧失斗志、模糊焦点，或者陷入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动，进而关闭对世界的大门，美国就可能轻易浪费掉自身的独特优势。尽管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但在某些领域仍然取得进展，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构成挑战，诸如量子计算、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制造等领域。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尽管问题重重，但在关键领域仍能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
中国最常在美国严重投资不足的领域取得领先。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最大的优势并非其内在的基本面，而是其高度聚焦，并在实现关键目标时愿意投入巨大资源并容忍一定浪费的能力。这意味着，华盛顿不能在 21 世纪经济竞争的关键领域退缩，就像它在上个十年放弃 5G 技术时所做的那样。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言论特别强调了美国衰落的幽灵。美国确实面临国内外的诸多严峻问题，但与中国面临的问题相比，这些挑战仍显逊色。而华盛顿往往过度强调竞争对手的实力，同时低估自身的优势，这种倾向常常适得其反，导致严重的政策错误。即使是特朗普最悲观的顾问也应该了解这段历史，并意识到，如果美国领导人采取被动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来推动国家利益，他们可能会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而此时正是北京举步维艰之际。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一贯高估其对手的实力，同时低估自身的实力。这一习惯在冷战期间尤为明显，当时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对苏联在军事力量、技术进步和全球政治影响力方面可能超越美国的恐惧，几乎吞噬了理性判断。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官员曾认为苏联拥有远比美国更庞大且更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库。然而，U-2 侦察机及其他情报来源揭示，所谓的“导弹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象出来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逐渐发现，苏联经济因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崩溃，许多关于苏联优势的担忧要么被夸大，要么基于错误的解读。
美国低估自身实力的倾向，源于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在认知和呈现自身弱点上的差异。民主制度更加透明，鼓励对自身缺陷进行更多讨论。这种特性可能导致对国内问题的过度关注，使弱点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当民主国家的弱点与专制政权的表面强势形成对比时，这种不安尤为明显。相反，专制政权则通过惩罚批评者和宣传手段来塑造比现实更为光鲜的形象。例如，苏联通过新闻审查和军事阅兵来维持其“不可战胜”的假象，并掩盖经济停滞、政治斗争和创新乏力的真实情况，常常使美国政策制定者受到误导；与此同时，美国的批评文化使其忽视了自身的诸多优势。
有时，这种动态反而对美国有利。对竞争对手崛起的担忧能够促使美国动员资源、凝聚政治意志。例如，尽管关于美国在弹道导弹生产上落后于苏联的说法大多并不准确，但这一警告却成为推动美国政府增加国防支出、加速技术研发的重要动力。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误以为自己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反而帮助它保持了这一优势。类似地，在太空竞赛初期，苏联的领先地位——以及美国可能在这一象征性竞争中落后的恐惧——促使美国政府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加大对国内学校科学教育的投资，并增加科研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超越美国的忧虑发挥了积极作用，催生了美国接下来半个世纪的科技优势。
然而，低估地缘政治威胁也会带来严重后果，比如 1930 年代对纳粹德国崛起的误判，1990 年代对基地组织发展的忽视，以及 2022 年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误判。这些误判所引发的混乱，可能使人们认为高估潜在对手的威胁通常更加安全。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对竞争对手的过度恐惧反而导致美国政府资源配置失衡，忽视了自身优势的培育，被次要威胁分散注意力，甚至陷入不必要的战争之中。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巨大财力和人力投入，部分源于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即如果美国允许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扎根，最终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全球。这一信念促使美国执意赢得这场代价高昂、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耗尽了资源，损害了国际声誉，并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几十年后，对另一个夸大威胁的动员——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政权——导致了灾难性的长期冲突，国内动荡加剧，并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
因此，美国借助竞争对手的强势来激励自身行动的做法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感知到的威胁可以动员资源，推动创新，并在面对潜在挑战时促进团结，这在太空竞赛和冷战时期的军事进步中得到了体现。一个有益的高估能够激发建设性行动，而不会引发恐慌或导致不可持续的承诺。当高估严重扭曲政府的优先事项，并让领导人忽视其他迫切问题时，它就变得有害。要分辨其中的区别，需要对竞争对手的能力有细致入微的理解，并制定一个经过良好校准且可持续的应对策略。
如今，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将超越美国的实力。从表面上看，这一预测似乎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在多个关键领域——从高超音速导弹到造船业——中国的实力日益增强，甚至在某些方面已占据主导地位，这似乎证明了中国的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模式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所言。
然而，中国实力的基础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自 2007 年经济增长率达到峰值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在稳步下降，尤其是在过去五年，严峻的结构性问题和经济波动愈发明显。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的核心支柱，房地产市场正经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调整。2024 年 8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大约 50% 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正濒临破产。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是房价持续下跌。截至 2024 年 10 月，中国房价正以自 2015 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由于超过 70% 的中国家庭财富与房地产市场直接挂钩，房价的急剧下跌不仅影响开发商，也影响几乎所有中国公民。
房地产危机同样影响着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长期以来，这些地方政府依赖土地销售来资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随着房价下跌和土地销售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使其难以偿还债务，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2024 年 4 月，彭博社的一项分析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当月的土地出让收入降至八年来的最低水平。为了填补财政缺口，地方政府开始向当地企业征收不合理的罚款，追回此前支付给官员的奖金，甚至向私人企业寻求贷款以支付工资。
即便是中国公民对北京经济管理能力的信心也在不断削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间，可能有高达 2540 亿美元悄然流出中国——这是国内失望情绪的明确信号。年轻人正在转向“躺平”的生活态度，以沉默的方式反抗社会对他们的期望——社会要求他们付出不懈努力，但回报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随着青年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新高，中国年轻人正面临一个黯淡的现实：高等学历和辛勤工作不再能保证稳定的就业或向上的社会流动性。
2025 年 2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