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Sandel公共利益优先论批判（连载五)
第七章：“公共利益优先论”造成的另一种人间悲剧
不过，合法性的“谋私”，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即，有益于公共利益。以提倡公共利益为名，剥夺合法性谋私的权别，以“破私立公"（限除‘谋私’增进‘公共利益) 为目标，并用政府公权力强制性地管控公民去实现上述“大善”，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斯大林以行“大善”、以增进“公共利益”，以把公民打造成“一心为公共利益”的、有集体主义先进思想和美德的模范良民为目标，强制性实施“集体农村”制。因为“小农经济是培养‘谋私’的落后小农思想的温床”。结果，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正如前苏共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集体农庄下，农民成了新农奴”。因为，农民在没有签订任何契约的情况下，被斯大林赶进集体农庄，农民们不进入"集体农村"不行，退出"集体农庄"，也不行”。实践证明，如若你的“公共善（public good）”，强调的是劳动总成果的“结果分配平均主义”，那么，你的“公共善”，盖起来的，可能是座人间地狱。强调“果实分配均等”的集体农庄，导致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都不出力，粮食欠收……。
我想到那个时代的两位世界级知名作家。一名是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alland），另一名名是爱尔兰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两位受到斯大林虚假宣传的影响，响往斯大林主义，前去朝拜。他们看到的，是被斯大林精心化妆、立为样板的“集体农庄”。被忽悠的这两位“聪明人”，回到欧洲，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他们这么干，给自己的生涯留下了一个助纣为虐的污点。我之所以说一下这两位名人，乃想告诫某些人，别再重复这两位的错误，被某些大恶掌权人“乔装打扮”的供人“参拜”的样板所迷惑。
（二）上世纪 1975 年后的一段时间，［1］柬埔寨由波尔布特政权统治。波尔布特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听起来这具有非常的“公共善”。“公共善（public good）”不就是追求“公民人人平等”吗？波尔布特集团实施非常极端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用公权力实现“三无社会”：
（一）无货币（因为“钱是万恶之源”）；（二）把城市大批人赶到农村而形成无城乡差别（因城市是资本家的大本营）；（三）无“知识份子——工人——农民”收入上的差别：一律实行配给制（因为差别收入就是不平等）……。（当然，后来，波尔布特也不得不印钞票 [货币]，因为，无货币，社会运转不了……。但在当初，他的确想永远消灭货币）。尔布特等，想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共产主义”，其实今日世界上有一个挺好、值得大家去看看的“共产主义社会”——以色列内的“基布兹”（又称为共产主义实验区）。它欢迎世界各地人自由参与，自由出入。以前曾是“无货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样的学校……”。近年，实行了改革：实施“土地包产到人，个人收入与工作情况挂钩……等”。它之所以能改革，因（一）改革是社区全体公民投票决定的；（二）社区每个公民一票，机会与权利均等地立法，竞选；（三）它自由进出，依契约而行……。我要表达的是，人类不怕试验，不怕犯错，怕的是没有契约自由；要的，是平等的机会，权利被当政者用权力剥夺……。一步迈进“共产主义”，怎么行得通呢？反对声起。“反对？那不是反对人人平等吗”？不是“邪恶”吗？此恶，怎能存在？应清除之。——于是，开始杀人。不久大规模集体屠杀开始了……。恐怖之极。
20 多年前，我去柬埔寨考察，亲眼去看过离金边不远的一个“万人坑”。那里，已修围墙，有几个大坑，坑边盖了一座透明的亭楼，里面堆满了白骨：有儿童的、有妇女的……。令人毛骨耸然。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他们在全柬埔寨 170 个县中的 80 个县进行了勘察，挖掘了 9，138 个坑葬点，发掘出近 150 万具骷髅。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了"自族屠杀"。像这样的“万人坑”，可能还有一些未被发现的。就是说，至少有 150 万多无辜，残遭杀害。其中，华侨被杀者人数，以人口比例而计，在柬埔寨所有民族之中，是最高的。因为，华侨重视教育，勤劳致富者很多。而知识份子是波尔布特改造的对象，富人是他要消灭的对象。我在美国，见到过当年从柬埔寨逃难出来的一些华侨。说到那段恐怖的经历，有的不停地流泪，有的泣不成声。因为，他们不少亲友惨死在波尔布特党徒的枪下。他们对当年支持柬国执政的外国政府 2 及政要也大加鞭笞。有人说，遭屠杀的柬埔寨国民，占当时总人口的 1/5 左右。
（三）1984 年，埃塞俄比亚掌权者强力推行类似前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制度，数百万人饥饿而亡，国家陷于内战。推行此制度的原由也是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这一类的美好目标。……
说明一，上面，我仅举了三例。现实是，类似的例子有不少。我想，这三例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说明二，Sandel，教授，我似乎从来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individual good——individual interest [benefit]），而你四处宣传的是“公共善——即公共利益”（public good [benefit]）。［2］［3］
public good, social good，这三个词儿，其实质，是一码事。实际上，你说来说去，上面三者，都可涵盖在“社群整体善”或“社群整体利益”（Social collective good [benefit]）这一词儿之下。
我记得，我在听某些英文课时，公共利益，通常用“public good”表达。象处理垃圾问题，就是一个 public good（公共利益）问题。
又如；cut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good of the company（裁减的实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等。因此，good 可当利益用；虽然，good 的涵义比 Benefit 要广些。
我想先清晰概念（或者说，是表达方式）：
一是“good”的表达方式（概念）。不论依英文解说，还是依中文解说，“公共善（public good）”是抽象表达；而有“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是具象（具体）表达。用具象（具体）表达，更大众化，更好懂。的确，不给广大公民带来具体利益、具体实惠的“善”，老百姓不欢迎。象你 Sandel 教授这样的“大学者”喜欢用抽象的学术化的大词儿，如“good”。这样作，显得“你有学问”和与众不同。我不，我喜欢用接地气而老百姓都懂的小词儿，如，interest（benefit）。good，俗称，就是好，好处。
二是“public”的表达方式（概念）。public 的意义，主要讲“是大众的，群体的”。但是，“public school”在英国（尤其在 England），指的是“private”学校——专供 13～18 岁学生寄宿而自费的学校。因此说，“public”这个表达方式（或日 public 这个概念），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引起误解。因此，中国在翻译这。种学校时，使用了“公学”这个词儿，而不好用“公立学校”这个词儿。
或问：你这个人对概念这么“叫真儿”干么呢？我的回答是，讨论哲学问题厘清概态，是个大事儿。你看，Sandel 教授为了表达清楚“public”这一概念，用了“social（社会的）”、“common（公众的）”、“社会整体的（social collective）等许多近义词儿。因为，他怕用一个词儿说不清楚。
这说明什么呢？我不客气地说，这说明，Sandel 教授的哲学功底（或日哲学表达功底）不深。甚至可以说，他自己没弄懂“哲学”这门科学为何物。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用准确清晰而又高度抽象的概念来阐述表达事物的普通（或日“一般”）特性及规律。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Sandel 教授反复用了很多近义词儿来表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怕厘不清晰他要表达的“public”这个概念而误解他。其实呢，想要表达清晰一个概念而不致混淆，最简直的表达方法，是：把这个概念相对（或曰相反）的概念讲出来就行了。——这比你用相近的多个概念来定义它，既省事又明白。如，你说“public good（公共善）”，你指出，“这里的“public”，是针对“individual（个人）”而言的。一下子，大家就明白了。这是我为什么在前面说，我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的原因之一。我要在此讲的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当你想清晰而简洁、不让别人误解你讲的一个概念时，你特别强调一下（或同时指出并说明）这个概念的相对（或日相反）概念就行了。
比如，你对刚懂事儿的小孩儿说“你是女的（或男的）”，你说十遍，她（他）也不见得明白。但是，你跟她（他）说:“你妈妈是女的，你爸爸是男的。你和妈妈（或爸爸）一样，是女的（或男的）”——她（他）一下就记住了，明白自己的性别了（当然，男、女定义的细节和生理学区别，等孩子的认识能力提高到相应程度时，再讲。此乃常识）。又如，你讲“黑”的概念及黑色的物理学特点时，与“白”的概念及白色的物理学特点来对照讲，学生就会很清楚而且记得牢。
针对 Sandel 教授，表达概念的“反复性、用了很多近义词儿”的情况，我可以判断，Sandel 教授在认知上，在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盲区（任何人都有认识盲区，我也不例外），他甚至不知道“用对照性概念。
《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不仅西方知道，一般东方人也知道。但是，挪亚为何先放乌雅（鸦），后放鸽子？——此问题，在我之前，无一人能给出合理解答，包括西方所有的《圣经》学者。
我的的物理学，生物学，不错；也懂“哲学上概念的对照性表达之理。我看了数遍“挪亚方舟及放鸟鸦、鸽子”的故事后，我很快悟出了，鸟鸦是黑色、而黑色是全光色吸收者；而鸽子（信鸽）是白色、是全光色的反射者”——先祖用乌鸦的道理之一，是“指”，法律的建构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颜色是表达角色的最佳方式之一）的职责；而法律的使用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职责的发挥——这是用鸽子的道理之一。当然，这只是认知的浅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详见我别的著作。《汉穆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石上，——这是有讲究的。其理，应说清楚，详见我另外的著作。
讲清楚哲学概念的道理。除了“public”乃针对“individual”而言外，Sandel 也不知道，你要说清“善”，必须也要说清“恶”这个“对照性阐述”的道理（详后）。
善用或曰“必用”“对照性概念”来使对方明白你说的概念本义，不但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在日常交流中，也很有用。举例。我到西方后，对西方人讲“我们在中国时，在教育上，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利益”。有人向：什么叫“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的‘集体’”？你们怎么定义“集体”？我说，我们讲的集体：（collective）就是针对个体（individual）而言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说，由于表达习惯等问题，我们在中国讲的“集体善（或曰集体利益—— collective [group] benefit [interest]）”，与 Sandel 教授说的“public good（公共善）”“公共利益”，其实是一码子事。我们以前在中国（还有其它一些国家），不常用“公共利益”这个词儿；除了常用“集体利益”外，有时也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儿——国家是个集体。国家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另外一种近义性表达。
但是，我说“Sandel 教授在概念的阐述上，在表达上有盲区” ——并非我想批评一下 Sandel 教授的重点，这只能算一个“小批”。我对 Sandel 教授的“大批”是什么呢？有人听了可能感到有点奇怪与不解：我对 Sandel 的“大批”是“大批”他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的“情有独钟”，是 Sandel 有意地忽略与抵制“个体利益”而主张“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我为什么要“大批”他这个“情有独钟”呢？请听我的分析。
［1］波尔布特集团即红色高棉于 1975-1979 年初掌权。
［2］Sandel 教授你用的共同善、公共善、社会善—— common good,
［3］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我喜欢研究英语。
第八章：Sandel 教授与希特勒都是“公共利益”的宣传者
近代史上，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情有独钟”者，有不少。
請看官们猜猜讲下面这两段话、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谁？
1)A 者说：“XX 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XX 主义是什么主义，见下面）。
2)B 者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輕重的，个人位置的确定，只取决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任何认为个人
至上的想法，不仅仅是可笑的，而且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个人利益的范围并决定个人的义务。
你猜到了吗？答案是，第二位（B 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德国“国家国［2］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党魁（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第一位（A 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林（Hermann Goring）。“XX 主义”，指的是“纳粹主义”。
还有，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都是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这些杀人魔王，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有几个情有独钟。（一）一是对达尔文人类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情有独钟；（二）二是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三）三是对“公共利益（public good）”，情有独钟。
［1］请 Sandel 教授注意：希特勒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2］“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国家”，也有译成“民族”的，称“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是德文 Nationalsozialist 的缩写 Nazi 之音译。
［3］社会主义（Socialism），针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而言。
说明：我也认为“社会主义”挺好。但是，要审视他搞的“社会主义”之实质内容。从“社会主义”一语发明至今，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出现。社会主义，多理解为“与平等”之义相关。平等，可分为若干类，（一）如果“平等”强调的是公共自然资源与公共社会资源在起始时“公民人人分配上的平等”，如中国安徽省小岗村“依人均分配土地”（自然资源）；如加拿大等“依公民人人均等的原则，分配医疗资源”（属于公共社会资源），使山沟农夫与政府高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完全平等。这种“社会主义平等”，我举双手赞成。（二）强调社会（公共）成果上的分配平等。这种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要高度警惕。弄不好，导致大悲剧。（三）假“社会主义”之名，掌权者大搞特权——如，斯大林时代，政府一小部分高官及其家属（占总人口不到 2％），占有并享受全国公共医疗资源的 80％左右。剩下的 20％左右，则平均分配给近 2 亿公民。如此特权社会主义，应加以反对。（四）借“社会主义”之名，搞专制独裁，也应反对。
Sandel 教授，你主张的社会善（Social good）的社会（Social）词儿，将之“主义化”（理论化、制度化），就是“Socialism”（社会主义）。
我知道，你 Sandel 教授，肯定不愿意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人为伍。但是，你的“公共利益——公共善（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之主张，都与上述这些魔鬼式人物相同。你们都有“公共利益为上”的情结。
Sandel 教授，我还要请你注意一下我上面举出的“前苏联斯大林强力推行的集体农庄”、“前埃塞俄比亚总统拷贝集体农庄”。“前柬埔寨波尔布特强行的平等”——这三个例子。此三例都是以实现“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施行的。结局都是以酿成悲惨结局而收场，都造成了本国公民百万以上，甚至几百万的非自然死亡。上面我也说了，现实中的例子，决不止这些，在全球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比这些数目为大。全球此一数字到底是多少？我处资料很有限。请 Sandel 教授及朱慧玲博士与 Sandel 同校的杨建利（Yang Jian Li）博士［1］联系一下，我记得他对此问题曾有过研究，并通过杨博士请教一下近代史专家辛灏年教授，他们或可给你一个答案并提供文献支持。
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上面三国及全球相关其它地区类似事件，还有 1845 年爱尔兰饥荒事件及类似事件……，从“善”意出发，及或以“公共善——公共利益（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为名所造成人类非自然死亡人数（注意，我并未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一切军事大战造成死亡的人数），比相同时间段［2］在同一地区中，由那些明火执杖的江洋大盗故意犯罪而致死的人数，多十倍而不止。
所以，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学者，对鼓吹“善”和“公共利益”，应该非常慎重。其他学者和民众，同时要对这种鼓吹“善”和“公共利益”的人（不论是学者、还是政客），要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从 Sandel 教授所写所说的来看，他似乎对此毫无认知，也缺乏对这方面资料的阅读与知识积累。
Yang JianLi 祖籍中国山东。1991 年在栢克莱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并于 2001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我说的“相同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不是同一概念。以爱尔兰 1845 年马铃薯瘟疫事件导致立法大错为例，恶法令颁布后“半年内造成了大批公民饿死”。“半年”，这个时间段。“相同时间段”——半年，并非指此法令后的那半年，而是。指（下面只是举例）例如 1840 年中的“半年”（未有饥荒) 这种时间段。
2024.8.30
2024 年 9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