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中美战略竞争前瞻（下）

曾经助推中国经济腾飞的外部环境，如今也变得更加警惕。曾经蜂拥进入中国市场、试图利用其庞大潜力的外国企业，如今对中国市场持谨慎态度，甚至有些企业正在考虑撤出。2021 年至 2023 年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暴跌 80%，降至 30 年来的最低水平。北京在 2021 年对科技行业的打压导致数千亿美元市值蒸发，而中国不可预测的监管和政治环境也迫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其在华战略。2024 年 9 月，上海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国企业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不到一半——这是该调查 25 年历史中信心最低的一次。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数年间，中国受到了全球市场的热烈欢迎，各国都渴望从其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对外国投资的巨大需求中获益。尽管中国仍然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的准入，但许多外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战略后果日益感到担忧。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最初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如今正重新审视该项目的影响，担心其对环境和当地劳动标准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已建立了新的投资审查机制，以更好地保护其经济免受中国投资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2019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在一份“战略展望”报告中正式将中国列为“系统性对手”，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发生了转变，表明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充满商机的市场，而是一个带有风险的竞争者。此后，欧盟采取措施，对中国在欧洲关键基础设施、科技和数字领域的投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并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45% 的关税。

与此同时，习近平推行了一种以反应式、缺乏透明度的决策方式为特征的治理风格，这往往加剧了中国的国内外紧张局势。通过在一小群忠诚者内部巩固权力，习近平削弱了本可对政策决策起到制衡作用的内部机制。北京对新冠疫情初期爆发的处理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政府对关键信息的压制以及对举报人的噤声，导致全球对病毒的应对延迟，使其迅速传播到中国以外的地区。本可以通过协调良好的地方响应加以控制的疫情，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令中国遭受国际谴责，也暴露了一个压制异见、切断反馈渠道的系统所固有的弊端。

习近平试图缩小经济不平等、遏制中国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过度扩张的举措，同样遵循了一条不透明且缺乏连贯性的路径。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比如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迟疑救助、对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不力——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财政压力，引发了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流动性危机。科技行业和民营教育行业突如其来的严厉监管整顿，在中国商业界引发了巨大冲击，也让国际投资者感到不安。随着习近平推进他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得北京的经济和政治决策越来越受政权安全考量的驱动，他正在削弱曾推动中国快速崛起的活力源泉。自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制定务实、亲市场的政策，并赋予地方官员灵活性，以解决各地的具体挑战。然而，如今，在优先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而非实用解决方案的僵化、自上而下的指令束缚下，地方官员已无力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失业问题。

曾是中国经济奇迹关键动力的企业家们，如今在恐惧和不确定性中运营，他们无法预测北京下一步的政策方向。政府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法律保障，暴露出中央集权治理模式更深层次的缺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缺乏充分的协商和解释，导致民众和企业不得不在混乱中摸索前行。习近平的权力巩固可能在短期内提供控制力，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某些战略性和技术性目标。但这种做法的风险在于，它可能让中国的政策制定机制变得越来越脱离实际，不仅无法准确把握国内需求，也难以符合国际社会的期望。

无论是宿命论还是凯歌高奏的态度，都容易掩盖一种更为细致的视角，忽略了既认识到中国全球影响力扩展，又欣赏美国独特且持久战略优势的事实：美国拥有韧性强大的经济、创新能力、稳固的盟友关系和开放的社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按美元调整后，美国经济不仅比中国大，而且比排名第二到第四的三大经济体的总和还要大，并预计在 2024 年和 2025 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超过其他任何 G7 经济体。在乔·拜登总统任期内，美国的 GDP 领先优势超过中国两倍多，且其全球 GDP 份额依然接近 1990 年代的水平。分析人士如 Rhodium Group 的 Logan Wright 预测，中国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在 2021 年达到了顶峰，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始终低于美国的份额。即便是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不那么严峻的观察者，也一致认为，中国的增长正在放缓，并将受到结构性挑战和政策制定过程笨拙性的制约。

美国企业主导全球市场：截至 2024 年 3 月，全球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九家是美国公司，而中国最大的一家公司腾讯仅排名第二十六位。此外，美国继续吸引世界上最多的外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日益增加的资本外流。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技能移民，而中国则在吸引外国人才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随着人工智能革命的加速，美国在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和扩散中心方面占据了独特的有利位置。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实力排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研究、私营部门资金和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方面，遥遥领先于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美国的科技行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直领先中国，创办了超过三倍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2023 年，美国公司开发了 61 个重要的人工智能模型，而中国仅有 15 个，这反映出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强大。同年，美国投资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额几乎是中国的九倍，资助了 897 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远远超过中国的 122 家。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去中心化、市场驱动的方法，而中国目前的治理体制无法效仿。美国相对灵活的监管框架、允许私营公司和学术界自由合作的政策，以及吸引人才的能力，使其占据了优势。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依赖进口满足超过 70% 的石油需求，这使其在全球供应中断时容易受到威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供应链瓶颈或地区冲突可能严重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相比之下，美国几乎实现了能源独立，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美国的能源优势部分得益于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等领域的创新，美国利用其能源主导地位塑造全球能源市场，并加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例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乱欧洲能源供应后，美国迅速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减少了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使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金融杠杆，尽管这一地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2023 年，全球外汇储备中近 60% 以美元计价，远超欧元（约 20%）和人民币（不到 3%）。这使得美国享有更低的借款成本、更大的债务管理灵活性以及实施制裁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元的全球地位也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影响，例如持续的贸易逆差以及使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制造业压力。但这些问题恰恰是北京希望自己能拥有的：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美元的替代品，并推出了数字货币，试图削弱美国将其金融体系武器化的能力。

中国在航空母舰、隐形潜艇和人工智能驱动系统方面的投资正在重塑印度 - 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态势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北京的国防工业基础如今可以大规模生产第五代战斗机、高超音速武器和复杂的导弹系统。其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发展，反映出中国战略上着重限制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自由。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仍面临严重障碍。中国军队正在与腐败作斗争，这可能削弱其操作效率和战备状态。缺乏作战经验意味着中国不确定能否在现代战争的压力下执行复杂的作战任务。而且，任何发生在中国领土水域内或附近的冲突，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海上贸易和与周边地区的贸易。相比之下，美国军队的全球投送能力仍无可匹敌，得到了广泛的作战经验、庞大的盟友网络以及驻扎在全球各地的前沿部队的支持。

然而，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尚不能与美国的最大力量倍增器相匹敌：其全球联盟体系。美国与北约以及亚太地区的密切盟友如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的伙伴关系，使其能够在面对自然灾害、技术竞争和对抗性雄心时形成统一战线。这些联盟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们使美国能够进行实时协调，从而能够远离本土部署部队，增强其军事效能和战备能力。超级大国是能够在世界每个角落投射力量和施加影响的国家。美国符合这一标准，而中国尚不符合，至少目前如此。

美国民主体制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显著的治理责任仍由州和地方当局承担，这也是美国的一大优势。与中国不同，美国定期的选举周期和和平的权力交接，使得公民在对国家发展方向不满时，能够要求变革。尽管美国必须紧急应对极端分化和制度侵蚀等对民主规范的严重威胁，但它依然拥有来自自由媒体、独立立法机构和透明法治体系的实质性制衡。

必须记住，北京的最大胜利往往并非源于美国的努力，而是由于美国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例如，在 5G 通讯领域：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发并部署了下一代无线网络，迅速占领了非洲、亚洲以及部分欧洲市场。这并非因为美国缺乏竞争力，而是因为美国在国内替代品投资方面行动迟缓，且不愿动员足够的资源，以中国的速度推动国家战略。

中国在量子通信和卫星网络方面的快速进展，凸显了其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而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接受程度或大规模投资则较为迟缓。这一成功得益于政府补贴、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集中力量确保关键原材料的供应，这通常需要付出高昂的地缘政治和环境代价。然而，这些成就也带来了其他代价。中国政府对特定战略领域的高度关注，分散了其资源，导致一些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项目被忽视，例如社会安全网改革和促进国内消费。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当发挥自身优势。为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美国的强项领域进行重大投资，增加研发和前沿产业的资金投入，通过有针对性的移民改革吸引全球人才，强化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关系，并重建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如果美国领导人继续因中国的崛起而感到焦虑，而不采取这些关键步骤，华盛顿的战略优势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依然保持着非凡的优势——尽管其民主制度承受压力，仍然具备独特的复兴能力。美国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的主要特征。尽管中国的集中治理可能在关键领域带来快速进展，但其成果依然脆弱。美国面临的真正危险，或许并非在于无法匹敌的新对手崛起，而在于自身未能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无可匹敌的潜力。

2025 年 2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