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余复：中国威胁下的台湾媒体自由（下）

编者按：本期将会刊登 4 篇有关中国通过经济和其他手段渗透、影响、干预台湾社会与民主制度的文章，而这些内容乍一听上去，似乎都跟政治没有关系。的确，在民主国家这些事情确实跟政治挂不上钩，但是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共不让人民大众议论政治，自己却把大大小小什么事都当政治。本篇关注的范围是中国影响下的台湾新闻媒体行业。

即便是立场倾向本土的电视台，像是民视或者三立等等，在试图把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的版权卖到中国的时候，也会向中国政府屈服。例如，身为民视创办人，且当时担任民进党中常委的蔡同荣，在 2009 年就拒绝民视采购并播放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一部有关世维会主席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三立电视也是一样，为了扩展在中国的营收，他们在 2012 年砍掉了立场亲台湾、反中的人气政论节目《大话新闻》。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台湾媒体因为想要争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而主动做出的审查和让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其他手段就更直接了，例如直接靠在中国有产业的台商去反向收购媒体集团。而很多时候这些台湾资本家也有意愿去跟着中国政府的意思走，觉得购买台湾媒体能够增加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获得更多的特权和恩惠。在这方面，最明确的例子当然是旺旺集团的蔡衍明。旺旺集团本来是做食品发家的，但是在 2008 年突然买下了《中国时报》，并在 2009 年进一步并购中视和中天电视。蔡衍明在一次访谈中虽然否认自己是被北京指派去购买《中国时报》的代理人，但就他所知，国台办确实曾经试图找人买下这家报纸。然而，根据一位台湾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事实上国台办的确有在中宣部的指示下，与某位国民党高层领导合作，说服蔡衍明买下中时集团，以免让倾向反共的壹传媒捷足先登。蔡衍明在买下中时之后，随即就跟当时的国台办主任王毅会面，告诉王毅：此次收购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推进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王毅则回应说将全力支持旺旺集团，并且也说到做到，旺旺集团从政府拿到了更多的补贴和特殊待遇，比如国务院在 2014 年有所谓《62 号文》，要取消、收回所有未经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擅自给予外资的租税优惠。旺旺与台湾六大工商团体，各地的台商协会和海基会合作，要求北京不要做的这么绝，已经有了的政策，还是继续保留下去为好。果不其然，2015 年五月，国务院就决定恢复地方政府已经给予或者已经同意了的优惠政策。

可能是受到蔡衍明经验的激励，其他一些在中国有大量商业利益的台商也开始涉足台湾媒体业，例如 HTC 的总裁王雪红就在 2011 年 6 月大量收购了 TVBS 集团的股票，然后在 2015 年全面掌控该集团。其他的例子还有，蔡衍明在 2012-2013 年企图与另外两名台商合作买下壹电视，2014 年，顶新集团也试图并购中嘉。

对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来说，广告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从 2000 年代晚期开始，国台办与中国各省市级政府就经常购买台湾媒体版面，进行有关招商及观光的置入性营销，等于是把这些媒体当作在台湾的宣传管道。其实这样的广告刊登是台湾法律不允许的，但根据检察院的调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一直都有在收受中国各级政府的资金，为中国的旅游业进行宣传。不仅如此，旺旺集团甚至直接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名为《旺旺中时文化传媒》的广告代理商，专门承接中国政府的广告业务，然后再转包给台湾的其他媒体。台湾之前就有调查报道揭露，旺旺集团透过他们的这家公司，收受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的经费，于 2012 年福建省长访台期间配合宣传。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媒体被收购了就被收购了，或者是在几个事情上对中国政府有让步就完事了，其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最大，最恶劣的影响还是长期的，也就是对整个媒体环境的影响。中国的这种渗透，实际上的确会造成台湾媒体从业人员的自我审查倾向。这种自我审查，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老板要求下面的编辑记者怎么怎么样，还是下面的记者编辑自行揣摩上面的意图，其实都是一种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伤害，都会对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很大的影响。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重要性，我想也没有必要过多说了，就像当年美国的杰佛逊总统曾经讲的那样，一个国家宁可有报纸而无政府，也不能有政府却没有报纸，当然，他说的自然是自由的报纸了，肯定不能是人民日报了。

但是，台湾，至少是那部分亲中媒体，比如说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在报道中国领导人或者是官员访问台湾的时候，往往倾向于以更详细，更正面的方式加以描写。在报道新疆一些事件的时候，这几家媒体也更倾向于采用中国官方的新闻来源，解释的口径也更倾向于官方的维稳口径。除了这两家之外，一名三立的资深编辑就曾经在 2014 年的匿名访谈中说过，管理层为了避免中国政府拒绝三立的电视剧在中国播出，从 2008 年起就暗中指示新闻部尽量减少有关天安门、法轮功和藏独的新闻报道。

台湾政府与公民社会对中国的干预，并非没有作为，实际上，从差不多 2010 年前后，台湾社会就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声音，要求抵制这些影响力的渗透，其中第一场比较大的社会运动就是 2012 年 7 月到 2013 年 1 月期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社会各界联手反对旺旺中时集团并购中嘉集团，最终促使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 2013 年 2 月宣布否决合并案，并在 4 月推出《反媒体垄断法草案》，然而立法程序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第二次比较关键的社会运动，当然就是太阳花学运，反对立法院在没有逐条审查的情况下快速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最终迫使政府在 2014 年 4 月承诺，在监督两岸协议的立法通过前，暂缓对服贸协议进行审议。

在另一个层面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从 2013 年起，就提出了多个版本的《媒体多元维护与垄断防制法》草案，其中几项规范就是为了避免投资人对媒体的不当控制，例如防止金融和保险业过度投资媒体业，限制媒体所有权的过度集中和跨媒体的过度整合，并且当投资人或者资金有来自中国的嫌疑的时候，通讯传播委员会必须咨询相关机关。除此之外，自 2018 年开始，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开始针对一些违反《卫星广播电视法》中事实查证原则的电视公司发出警告或者是裁决，例如说在 2020 年底，基于违规频繁、自律失灵和新闻广播遭到不当干预等理由，直接驳回了中天新闻台的执照换发申请。而在立法层面上最新的进展，自然就是 2020 年 1 月实施的《反渗透法》。

然而，对抗中国渗透仍然任重而道远，仍然需要台湾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尽管在文章当中已经讲了这么多，其实还只是一鳞半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