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之鹰：中苏冲突简史（2）

谈起中苏冲突，大陆不少人都会对昔日斯大林在世时中苏间的迫真友谊捶胸顿足深表遗憾，继而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横眉冷对，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刻板印象中，中苏两国的共产党具有共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苏联更是在 1945 年开始的中国内战时期坚定的站在中共的一边，更不用说斯大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两个十年中对中国的援助也不少。

但是，当人们深入去了解历史后，中苏两国共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纯真美好。民国早期，当中国陷入军阀内战的乱世之际，被誉为“中国现代军人摇篮”的黄埔军校便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建立，后续成立的北伐军的军事章法也是师从苏联军队；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青年时期（1925-1937）就在苏联度过，尽管历经波折，但蒋经国还是娶了一位俄罗斯女子为妻；除政治和军事关系外，苏联飞行员也是最早一批支持国民党抗击日本侵略的“国际友人”，远在后来知名度更高的美国“飞虎队”之前。显然当今中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以苏共为模板打造的畸形政党，而是简单的把国民党当成一个打娘胎里就亲美的政党，至于身为迫真共产主义者的斯大林，作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同道会理所应当地支持中共小弟。

然而事实上，斯大林作为二十世纪一个以冷血高效著称的领袖不会白给别人做嫁衣，在中国内战中他仍以高超的手腕无情地玩弄国共两党，他最为知名的两面派行为便是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主持政府的国民党接受割让外蒙古以换取苏联在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并从新疆撤军的条件。当然，斯大林并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在与国民党签署协议后他转手便把日本关东军的部分俘虏和大量武器装备送给了东北地区的中共组织，一夜之间，东北的中共游击队摇身一变，成了装备强于当面大部分国军的野战部队；即使中共后来将国民党赶出大陆赢得内战胜利后，斯大林 - 毛泽东时期的中苏两国关系也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尤其是两位独裁者的私人关系。

勉强维系的斯大林 - 毛泽东时期的中苏关系

斯大林第一次听说毛泽东这位‘来自中国的同志’可能是在 1935 年，当时王明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权力之争以遵义会议的召开导致前者出局。王明却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身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定能借助苏共的力量赶走泥腿子出身的毛，重新坐上中共一把手的宝座，但正将“大清洗”推向高潮的斯大林此时已经不再信任“成分可疑”的共产国际，他也没有过多的心情插手中共的权力游戏，在 1938 年 9 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斯大林借自己的传话太监—曼努尔斯基之口向当时身处苏联的王稼祥传达了“承认毛领导地位”的指示。

作为一个半道出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我们不难想象毛泽东内心里肯定将其在中共领导层中的平步青云归于他自己，他必然对斯大林高高在上的态度不满，因为斯大林在这几年 1935 -1938 年根本不曾理会他这位中共一把手，等于将自己悬在半空，而且还联系王明暗中威胁要干涉和改变中共领导构成。但毛还是要感激斯大林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皇般终于在 1938 年加冕他为中共的国王，不过斯大林仍保持了自己是地主，毛是长工的优势地位。

毛曾在 1939 年斯大林六十诞辰之际拍斯大林的马屁“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间六十岁也是难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单单庆祝斯大林呢？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这就是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俄国史学家沃尔特戈诺夫指出斯大林对毛的“马屁”“甚是满意”，“但这位敏锐的政治家或许也认识到了毛泽东未来或许对自己存在威胁。”

果不其然，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被希特勒势不可挡的军队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毛公然在自己的根据地延安搞起了“整风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反马列主义教条化斗争”，周恩来如此阐述毛泽东的立场道:“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显然，毛泽东及其党羽努力要把自己与斯大林及其政党区分开来，并且向自己及其他人灌输这样的思想，那就是要把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仅仅看作是企图使中国人服从自己，同时又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帮助中共的“境外势力”。

1941 年 9 月，毛更是直接拿斯大林在中国的传声筒王明开刀，开始以残酷的手段清洗那些“留洋归来”受了“境外势力糖衣炮弹洗礼”的党员干部。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并没有忘记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运动，更没有忘记一个统一的中国会对苏联 - 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所以在中国内战之时苏联保持着左右逢源的态度，1949 年中共“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攻陷国民党的首府南京之际斯大林又派出了米高扬等代表出面阻挠，惹得一心要做开国皇帝的毛泽东耿耿于怀。

新中国成立以来斯大林对毛的不满也溢于言表，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即将访问苏联之前，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总是翻来覆去地抛出一个话题:“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访苏时期，斯毛二人终于互相见到了真人，虽承认对方有自己欣赏的地方，但矛盾和尴尬一直伴随着毛泽东这次值得纪念的头次出国时光。

斯大林曾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到一个独立房间唠嗑，斯大林这次主动将话语权交给了毛，请他谈谈自己的故事，毛泽东则是眉飞色舞地谈起了他引以为傲的“革命生涯”，包括他受到的打击、排挤，数次被剥夺领导权。“他们剥夺了我说话的权力，不允许我工作……”中方翻译提到“斯大林则是认真地听毛泽东说，脸上露出同情又愧疚的神色”，毛泽东越说越来劲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王稼祥说：

“他，他们，就是他们打击我，排挤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

周恩来和王稼祥顿时紧张起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斯大林则很沉稳地接着毛泽东的话茬故作惊讶话锋一转:“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过错误的一员!”

王稼祥点头说:“对，是的。"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说过了火，神情窘迫地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我们党的得力干部。我们在延安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之后，为了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今后的借鉴，我们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他们像对待病人一样，给他们治疗，并把他们治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一般来说，既往不咎。我本人也是犯过错误的，只是知错就改，偷偷地改嘛！”

可以看出毛迫于自身文化水平限制和国家强弱差异在面对斯大林居高临下的态度时只能暗地骂娘，所以我们很难在 49 年底的访苏期间看出毛的“伟大领袖风度”，所以他之后的一些行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是他在同斯大林的交锋中总是处于弱势的发泄，温铁军在其著作提到 1955 年底毛抛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中国对苏联如此依赖是否可以被称为真正解放和主权独立的国家，毛进一步说，“如果砸烂枷锁只是为了换个主子，那我们搞解放还有什么意义？”

总结性来说，无论是斯大林和苏联恃强的“爹味”外交，还是毛泽东和新生共和国政权的自命不凡，都早已为中苏看似一片锦绣的外交前景埋下了地雷；其中最敏感的蒙古地区，作为斯大林持枪凌弱外交方针的牺牲品将一直贯穿这段历史，只不过是斯大林以苏联的国家体量和个人铁腕压制着毛泽东使得这段大哥和小弟间的关系勉强维系，不过，中共可能会在官方宣传上迫于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主导地位委屈自称是“小弟”，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甘心屈居篱下。

兵戈相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 毛泽东时期

从 1953 年开始两国的表面兄弟情谊将一去不返，当年 3 月 5 日斯大林死在了自己的寝宫里，可能是报应，这位独裁者在数名看似忠心耿耿，实则各自心怀鬼胎的军政大臣的围观中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挣扎了一晚方才咽气。这些昔日的“忠臣良将”随即为了争夺领袖地位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与毛泽东出身类似的赫鲁晓夫胜出，接手了斯大林的遗产，没过多久，这位新的苏联领袖便访问了“小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也头一次得以认真审视这位共产主义集团的新君。

与中共党宣一直以来捏造的刻板印象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是个“反华魔怔人”，反之他在 1954 年访华前后这段时间可谓中苏友好关系的顶点。我们都知道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力图消除一切斯大林时代的影响，不难理解这些举动于公于私都是必要之举：对内，“斯大林体制”早为苏联经济埋下了不可根除的弊端；对外，斯大林奉行霸权主义，也就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的“大国沙文主义”，使得苏联在自己的友邦仆从间的名望一片狼藉；对于赫鲁晓夫自己，削弱斯大林生前的影响能极大地巩固自己的地位。

1954 年访华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为了给毛泽东留下一个“好印象”开出了很多主动让步能让中方获利的条件，包括将中东铁路完全交给中方，将斯大林时代驻扎在旅顺的苏军撤出，提出雇佣两百万中国劳工到西伯利亚等在斯大林时期不可想象的优惠。

不过这些提案的交流出乎苏方意料的陷入僵局，在毛看来中东铁路的回归是赫鲁晓夫对自己“认怂”的表现，但驻旅顺港的苏军撤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苏联想让中国在远东独自抗衡美国，尽管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一种为斯大林豪夺擦屁股，尊重中国盟友主权的行为，但在毛看来这是苏联出卖盟友的自私行径；至于将承包中国劳工到西伯利亚干活的提议，赫鲁晓夫如此回忆：

“毛泽东对我们的建议作出了他相当典型的回答，我们以后经常遇到这样的回答。他的确知道，如何使我们从天上掉到地下。首先，你们应当想象一下，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镇静缓慢地来回走了几步，盯着你看很长时间，低下眼皮，开始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说:“您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多少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

出于面子问题，毛泽东只同意派出二十万失业人口去西伯利亚，双方闹得不欢而散。苏方在外交碰壁之外，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私交进展更是糟糕，毛泽东的翻译回忆到两人谈话和会晤的某些细节：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不说话了？”赫鲁晓夫两只手在自己隆起的腹部肆意地抚摸着，鼻音哼哼地掀起眼皮瞄一眼毛泽东。毛泽东躺着，右腿架在左腿上，活动着脚趾头，目光沿趾缝的空隙望着赫鲁晓夫高高的肚皮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翻译几乎急出了汗才把这句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清。赫鲁晓夫事后抱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可以看出来，尽管 1954 年赫鲁晓夫访华诚意满满，力图消除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过度压制，但毛泽东显然不愿意买苏联人的账，因为此时的他不止想做中国大陆的统治者，而是想做继斯大林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老大。

到 1960 年，毛泽东这一野心随着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召开逐渐显露，在 57 年访苏的过程中毛毫不掩饰自己对赫鲁晓夫的轻视和取代之心，这样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1960 年夏天，苏联边防军驱赶了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放牧的中国牧民，这是中苏间第一次边境冲突；到 1962 年春季新疆伊犁边境的六百万少数民族逃往苏联，苏联非但没有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反为其提供保护，使中方坚信这是苏联人在搞鬼，尽管 1963 年 12 月赫鲁晓夫呼吁解决这一矛盾，但毛泽东将此视为苏联即将对中国动手的先兆；尽管 1964 年，赫鲁晓夫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被罢黜，但更为激进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将中苏间的政治冲突升级为军事对抗，对毛泽东来说苏联人通过 1966 年与蒙古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是在玩火。

外部因素的复杂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1966 年夏天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副作用导致 1964 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没有继续下去，直到 1969 年中方才有人跳出来呼吁恢复与苏联的谈判，但为时已晚，中苏最终兵戎相见。

文革中的解放军 20 世纪 60 年代，中共军方—解放军（PLA）不得不根据面前的两大战略因素进行调整：一、核武器试验成功；二、与苏联反目成仇。苏联“修正主义恶徒”取代了昔日凶残恶毒的“美帝国主义”成了共和国的头号敌人。PLA 为了防御可能的苏联攻击寄望于通过采用基于拖延、消耗和核报复，甚至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概念的作战方法来弥补其过时的战斗能力，按毛泽东这位三流军事家的说法，“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与旧人民战争有两点不同。首先新策略旨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击败对手，避免无休止地向内陆撤退。其次必须保卫城市，因为是城市而不是农村支持着 PLA 的后勤需求。尽管如此新策略仍然依赖于 PLA 的战斗力，他们必须将敌人拖到腹地并通过长期战争消耗对手。

要理解中共的政权，我们必须了解解放军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必须记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对将中国共产党带到权力中心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是中共党权的延伸：它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家武装力量，解放军到今日也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组织。“人民解放”前缀反映了中国军队的性质；它与传统意义上对军队的理解不同。它被描述为不仅是一个战斗力量，而且是一个工作力量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苏交恶的这段时间里整个社会包括解放军都被政治化了。

文化大革命对解放军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破坏了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对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带来的打击可与斯大林更为臭名昭著的大清洗相提并论，在这场风暴中倒下的包括且不限于总参谋长罗瑞卿、朝鲜战争时期的前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以及“中国红军之父”朱德等；其次就是几乎摧毁了其作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不过解放军的政治化始于文革开始的 1966 年之前的 1959 年，那一年，毛任命在庐山会议中充当“援兵”的林彪接替失宠的彭德怀接任国防部长，同时兼任中共副主席和国家副总理，某种程度而言，林处于他的鼎盛时期，位居毛刘周朱陈之后，几年后更是仅次于毛。

作为国防部长，林的政策与他的前任彭德怀大相径庭，他首先对制度大动手术刀，废除了所有的军衔标志和特权；然后清洗了那些对苏友好的高官，很多人认为，林对苏联的态度最终造成了解放军使用军事手段去“解决”中苏边界争端。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基于“拍马屁”，大搞意识形态，即强调非军事工作，如生产和建设，紧随其后的便发动对带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在战争领域根本不入流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解放军的主要学习材料，使得军中政治官僚的权力和地位相应扩大，造成了很大的恶性影响。

1959 年，全军的政治化程度还不算高，在 1960 年代初其日常重点仍然是军事训练，并鼓励各个单位之间的竞争。1960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进而又提出了“顶峰论”。他说，“现代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

林彪发明了“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主张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林彪还亲自下基层部队宣传他那一套，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

1961 年 1 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道的“三十字方针”。

林彪还指示《解放军报》要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从 1961 年 5 月 1 日起，《解放军报》每天根据版面内容，在报头上刊登毛泽东语录。到 1964 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授意，又将毛泽东语录汇编成册，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本，发给全军官兵，掀起学“语录”的热潮。到“文革”时，《毛主席语录》成为全国上下人人必备的“红宝书”。

在部队建设上林彪搞了一套突出政治的新东西。1960 年，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两次题写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照他的“串数字”的习惯，发挥成“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作为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对于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 1960 年 9 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四个第一”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是林彪“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林彪还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口号。在林彪的提倡下，全军开展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这些形式主义标新立异地“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在全军上下风风火火地推行开来，令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林彪“突出政治”做法正中需要满足自我虚荣的毛泽东的要害，毛迫不及待地将这套“改革”从部队推向全国，对 60 年代左倾路线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4 年 12 月 29 日，林继续火上浇油，称“平日里部队里搞竞争已经阻碍了我们当下作为重点的政治教育”，并表示：“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时间比例平常都是三比七，但在当下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应该倒置为七比三。任何不确定的问题都要服从政治。平常搞训练，搞生产当然会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影响政治教育；相反，搞政治教育会对其他方面带来良好影响。”1966 年 3 月 22 日林彪又提出：“目前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时间比例考虑将其改为四六开甚至是五五开。”他又在同年 8 月 16 日中央军委发布的《部队军事教育改革》提出“政治教育所占部队日训练时间的比例应不少于 50%。”

对于部队而言军事训练的时间会降至 40%，对于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仅占 20%。对于从事生产的部队则是只有可怜的 10%。根据当时的总参谋长副手、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李达说法：“尽管在“5-4-1”规定下军事训练在纸面上占 40% 的时间，但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规定名存实亡。”结果是从事军事训练的部队数量大幅减少。这项政策的一个关键影响是军官素质的下降。在这个时期入伍的许多新兵几乎只完成了基本训练，可能只接受过一次实弹射击训练。

突然间在 1969 年，按照毛泽东“备战”的指示，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都得为中苏冲突备战，解放军必须把将近三年时间里都几乎没有进行军事训练的部队拉上边境，尽管是伟大领袖的指示，但部队基层仍有抵触，文革如同一个疯狂科学家所进行的一场毫无规律的突变试验，很有可能让一个今天还是英雄的好汉明天就成阶下囚，这导致所有中国人对一切事物都慎之又慎，更不用说，已经被饥荒折腾数年的部队还要花时间搞粮食生产，根本无法抽出时间来两者兼顾。根据现有数据，1970 年所有部队的平均军事训练时间仅为 40 天，而对专门的生产建设兵团来说仅有 20 天，海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报道海军部队只有 17% 的时间用于军事训练，空军也因飞行小时不足而受到影响。例如 1956 年每位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平均飞行 78 小时，而在 1966 年到 1971 年 8 月期间，空军的飞行时间大幅下降至每年 38 小时。

1971 年 9 月，中共的权力中心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权势熏天的林彪被卷入了其子林立果妄图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失败政变，这位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接班人仓皇出逃，却在蒙古神秘坠机而丧生，

得益于大马屁精林彪不再掌权，PLA 开始逐步采取措施从恼人的形式主义和政治限制中恢复过来，常规军事训练重新主导了军营生活，1971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成员时也算清醒地指示军队必须把备战作为头号目标，一些列训练指导方针随即出台：所有步兵单位每年的训练至少要包含 90 天，技术兵种则是需要 120 天，生产和建设兵团的所有成员也必须通过步枪射击训练并每年至少进行 40 天的训练，技术兵种则至少 60 天。

1972 年，PLA 总参谋部向叶剑英提交了一份军事改革计划，报告指出到 1974 年步兵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时间比例应为 6:4，技术兵种则为 7:3。

然而，就在这些“欣欣向荣”的改革实施之前，中共自林彪死亡以来好不容易平稳的政治局面被又一个毛泽东用于拱卫自己权利而抛出的政治小集体—“四人帮”的上位所打断，除了要对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社会动荡的严重过激行为和无辜惨死的人群负责外，四人帮的一系列行动也对武器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能人才子，他们曾在 1964 年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并在 1967 年成功引爆了氢弹，甚至设法“盗版抄袭”制造出了米格 -21 战斗机（北约代号：Fishbed），称其为歼 -7。

从 1972 年开始，这些功勋卓著的人才却被莫名奇妙地指控为“间谍”、“资本主义的走狗”或“修正主义者”而遭到迫害，有些直接丧命，这导致 PLA 战略和军备武器的发展遥遥落后于自己的对手，如喷气式飞机、潜艇、舰船和导弹，可以这么说，当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在 PLA 服役的武器至少落后苏联和欧美一代甚至两代，比朝鲜战争的差距更甚，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中，走向了珍宝岛的战场与苏联军队对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