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再访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失败的运动，成功的动员（下）
关于中国、苏联和其他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等专制政权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政府不鼓励甚至不断试图消灭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期待麦卡锡和扎尔德所说的"运动当中的专业化和资源的动员"（Zhao, 2012, p.193），因为运动当中实际上既不可能有成型的组织，也没有专业的活动家来帮助运动实现充分动员。然而，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确垮台了，中国也出现了六四运动。那么参与者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动用一点逆向思维，倒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场以大规模动员人力和资源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确发生了，那么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来维持这场运动的运行，而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当中，基于工作单位、邻居、熟人，甚至地缘关系的原有社会网络就成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以 1989 年北京的运动为例。一些学者注意到并研究了北京高校的空间布局对运动动员的影响，例如，这种群聚式的布局加快了信息流动，为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
左和本福德在对这场运动的动员进行中观层面的调查时首先指出，他们没有发现 "预先存在的运动组织，无论是本土的还是专业的 "。然后，他们写道，大学的空间布局代表了一种组织优势，因为 "所有十所主要大学都集中在北京的一个区内"（第 137 页）。四月中旬运动开始后，他们发现学生们很快就踢开了官方的学生会，成立了自己的学生会，这些新兴的学生会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学校，而学校又在本质上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学生们还开始建立一些通信上的设施和机制，如广播站、布告栏和自行车骑手，以将多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第 138 页）。这些都是学生们的尝试，他们不仅将自己组织起来，还在他们中间形成了类似于 "阶级意识 "的东西。
赵鼎新的分析更具说服力。根据他的调查，北京共有 67 所大专院校，在校生 162576 人。这些院校总是用围墙与外界隔开，每个校园就像一个小镇，有商店、电影院、医院、邮局和其他机构。此外，与西方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寝室通常由 6-8 名学生合住，每个校区通常有数十栋寝室楼。总之，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很多人住得很近（第 1502 页），因此，说这种环境有利于思想和信息的流通与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拥挤的环境还可以解决社会学中所谓的“搭便车”问题。“搭便车”困境解释起来很简单，但解决起来却相当困难。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利。当工人的数量增加时，个人的贡献所占的比例就下降了，因此，某个工人可能会变得懒于工作，只享受整个群体生产的公共产品，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一个“搭便车者”。然而，在中国大学寝室这样一个拥挤的环境中，来自同伴的压力基本上会迫使不那么活跃的学生变得活跃起来。赵鼎新的访谈显示，"在 56 名学生访谈者当中，有 14 人报告了活跃参与者对不太活跃者的公开攻击"（第 1506 页）。此外，正如我在上一段中提到的，北京有几十所大学，而且大多数大学的距离都很近，这就意味着，理论上讲，假如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到北京大学，带来了某些信息，那么几个小时之内，他的信息就会出现在其他几所大学里。显然，如果一所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开始向广场游行，那么这所校园周围的其他大学也会启动集结学生和准备游行的进程（第 1516-1517 页）。
查尔斯·蒂利在他的早期著作《从动员到革命》中提出了所谓的“动员模式”，该模式描述了竞争者的行为，从利益和组织等要素开始，到动员和集体行动。查尔斯·蒂利是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进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而言，蒂利认为集体行动是动员、机会/威胁因素和权力的结果，而动员则是组织、利益、压制性/促进性因素和机会/威胁的结果（1978 年，第 47-48 页）。正如第一段所述，本文的重点是动员，蒂利将其定义为 "集体控制下的资源范围"。资源越多，动员越充分。就 1989 年运动而言，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学生在这十年中的经历部分充当了 "利益"，部分促进了组织。环境/生态结构则作为“组织”，胡耀邦之死则是“机会”。另外，作为对我前面关于中国国家性质的陈述的补充，应该注意周雪光的说法：
共产主义国家宣称垄断公共产品，否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而这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任何不受国家控制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国家的挑战。正如哈维尔所言 "任何导致人们逾越预定规则的行为都会被制度视为对自身的攻击。在这一点上，它是正确的：每一次这样的越轨行为都是对制度的真正否定"。当这些行为大量出现时，就构成了对国家的集体反抗。(p. 57)
由于篇幅有限，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促进或削弱了学生的动员，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本文的主体部分应能让人对 1989 年天安门抗议活动中学生动员的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总体而言，我首先讨论了 80 年代大学生的整体状况，并认为这种状况使他们对国家本身产生了相当大的不满和，以及所谓”相对剥夺感“的普遍产生。在讨论的第二部分，我参考了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认为北京大学分布所形成的独特空间生态及其环境基本上完成了人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动员数十万学生为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游行抗议。
参考资料：
Gurr, T (2016). Why Men Rebel. New York: Paradigm Publishers.
Lu, C. (2006). Liu Si Nei Bu Ri Ji (Internal Diary of June the Fourth Movement). Hong Kong: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Tilly, C (198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Wu, R. (2009). Liu Si Shi Jian Zhong De Jie Yan Bu Dui (Military Units Enforcing Martial Law During the June 4 Incident). Hong Kong: Truth Press
Yang, J. (2013). Zhong Guo Gai Ge Nian Dai De Zheng Zhi Dou Zheng (Political Struggles During the Age of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Zhao, D. (2012).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2nd Edi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Zhao, D. (2001).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hao, D.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6), 1493-1529. doi:10.1086/231399
Zhou, X. (1993).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1), 54-73. Retrieved July 30, 2020, from www.jstor.org/stable/2096218
Zuo, J., & Benford, R. (1995). Mobilization Processes and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1), 131-156. Retrieved July 30, 2020, from www.jstor.org/stable/412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