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记住天安门地狱
（十六年前，中国政府为了奥运，放我进了中国，便写下了随笔。）
二千年前孔子曾站在高坡对着江河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他眼看时间如水滚滚流去，人生也就很快被历史凝固了。而二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也似乎被锁在二十世纪，被匆忙的现代生活淡忘。
但时间仍然活着，它强烈地跟紧记忆，试图复活已被忘却的历史。每当我返回中国，路经天安门广场或行走在大街小巷时，一些二十年前发生的人和事都会跳到眼前久久不散。特别是我在奥运会召开的日子带着儿子通过比上飞机还严的安全检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巨大的花坛和密密麻麻的警察。看来共产党是最不敢忘记“六四”的。
站在二十年前曾竖立过自由女神像的位置，可见天安门城楼已被历来的敏感日子采用的假装修包起，只剩了个毛泽东的脸供人观赏拍照。五岁的儿子指着问：他是谁？
我放下相机说：他叫毛泽东。
他死了没有？儿子满头大汗地问。
早就死了，就躺在那座房子里。
儿子不再多问了，他就在这世界最宽大的广场奔跑着。二十年前我也抱着一箱冰棍奔跑着送给游行队伍中鲁迅文学院的文友们，他们高呼着反腐败，要民主……见到我齐刷刷地举起了胜利手势。那天有五百万人站满了广场，同样是骄阳如炽，不同的是今天风中传着绿草花香，脚下也安静宽松，过去是不断地传来人的汗酸味，呼喊声随热浪在头顶翻滚。共产党花了这么多钱，就是为了把二十年前的一切痕迹彻底铲除。
天安门城下依然是重兵把守，以防有访民不断跳金水河自杀。也许是上面悬挂的毛泽东头像，令上访民众不断地把这里当成了绝望的墓地。这二十年里，来北京不断上访的人民已经有三千万之众，上访和拦防两大阵营的拼搏远远超过了奥运会规模。这二十年也没有人享受过言论自由，对于那些争取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了。二十年前人们建立的道德感和信任也不再拥有生长的空间了，每年一万多起的反抗浪潮，把怨民变成了暴民。这也是恐怖社会的开始，而且由共产党一手制造。靠民工的劳力和变卖土地的经济飞腾，今年也将走向下坡，大批民工的失业，各地反抗圈地的暴动，共产党不折腾也将被人民折腾了。我想，只要毛泽东还躺在这广场上，中国就永无宁日。
烈日下的历史博物馆前，摆着用绿草编扎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四周摆满了粉红、淡紫和血红的花。二十年前就在这片花坛，学生和北京市民们面对近千名戴着头盔的军人组成人墙静坐在这里。当板车拉着一尸体经过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手里握着石头，向守在博物馆石阶前的军人哀嚎：“哥哥给打死了，打死了，我要拚命。”我的朋友李兰菊当时死命抱住了他。但她没过多久又见到了人们抱着这个血淋淋的孩子经过，她就吓昏了过去。当然，这历史博物馆里不会记载发生在它门前的这段历史。
当年我还站在这儿对女朋友说：如果军队开枪扫射，你就跟我往历史博物馆跑，这里面最安全。她瞪着眼说：开枪，你这个神经病！她当时头上戴着草帽，上面写上了四个毛笔字：悲乎，喜乎！二十年前如果有人说军队会开枪，大学生们都会把这种言论当疯话。就在六月三日晚上从北大奔向广场的学生，就有穿着防橡皮子弹的棉大衣被打死在街上。
我回到北京还没坐稳，就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便衣警察把我约到了长城饭店谈了一小时，其主要内容就是提醒我不要去见刘晓波、周舵等被他们监控的人，说是为了和谐奥运。二十年前刘晓波、周舵等朋友去广场参与绝食，导致了入狱。在之前有几天我曾住在周舵的家里，听他大谈民主人权自由时，还以为他疯了，就劝他离刘晓波远点。他俩性格一个激昂一个内向，人品也南辕北辙，玩不到一起。但刘晓波曾说他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又令他很舒服。周舵的特长本是哲学和美学，平时他还跟我学画，我也从他那儿学会了听古典音乐。当我听到周舵随着刘晓波去广场绝食时，真感到他的选择错离了谱。过后一想，六四凌晨如果是暴躁的刘晓波，而不是书生样的周舵去和戒严军人谈判争取时间让学生撤退的话，真可能会是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了。
今天，刘晓波带头签发《08 宪章》而第三次入狱，周舵依然因“六四”被监控着，每年的六月初常被拉到北京郊区关起来。他也信了主，住处就成了个家庭教会。常年监控他的警察说只要不接待外国人，就睁一眼闭一眼。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讲坛，十几年如一日地埋在书堆里研究着中国的政治未来。我在电话不能和他说得太多，怕违反规定把我驱离北京，就说有空就见个面，但我直到离开也没再打那个被监控的电话号码。
天安门镇压使共产党也尘封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悄悄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甚至扔掉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社会，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人也悟出一条生路：要民主自由，不如过富自已的日子，别再管人权政治了。人们的能量也都投入到了发家致富的竞赛之中。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也纷纷抛弃理想，多数成为了暴政下的附庸。诗人艺术家也很快适应了市场，八九学潮的学生精英张晓刚成了中国最富的流行画家，天安门学生联合会主席孔庆东成了中央电视台名嘴。而死难者、受害者以及逃亡海外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就迅速地被边缘化了。寻找受难者家属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天天生活在警察的监控之下。极权专治可以拥有一切物质财富，但在精神领域就完全不自信，甚至恐惧人们在说话和思考，所以，思想专治越走越极端，可以说只要在网上写过“天安门事件”的作家或诗人，大都逃不过监狱之灾。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已建设得焕然一新，步入了“杀贫济富”的极端权贵主义时代。但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低于贫困的人口近一亿，不到 0.5% 的城市富人，确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 60%。高楼大厦和私人骄车载满了现代人富甲天下的梦想。同时，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工人农民也积满了被压榨的仇恨。结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军队和警察，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权力中心了，中国已是个警察大国。
但谁都明白，一个长期在高压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仅从官方 2006 年《关于党政国家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的状况》就可以看出，仅仅一年党政机关的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就贪用了二万亿元，相等于 2006 年全国税收的 50%。近二十年不断成立的反贪污贿赂局、纪检委、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局，只能令政府越来越贪，这也是一党专制的必然。
当年学生们为了反贪污而惨死街头的历史早已被更腐败的现实压得无影无踪。但我相信，历史真相迟早会为人们所知，中国必须从历史教训中找回希望。
我又想到了我的哥哥，他在二十年前摔成了植物人，除了吃喝拉撒睡证实生命还在，他已经没有了情感，没有了恐惧，甚至也丧失了尊严。他可以对着电视大笑，像哭似地笑，可以对着天花板发呆，活着与死亡对他已失去了选择的激情。也就是说，他失去了精神，仅仅是一具活着的肉体。整个中国也正是这样地处在失去信念的麻木状态之中。
最近我坐长途汽车去了广西博白县考察，走访了很多乡镇。那里 2007 年因超生罚款，曾引发了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反计划生育起义。全县五万多人包围并砸毁了六座乡政府办公楼，挖断公路阻挡警车，事件中最少有七人死亡，其中两名警察被示威民众打死、五名示威学生被人群踩死，另有二百名民众一百多名学生被抓捕。事件还暴露了地方政府贪污腐败，把计生罚款当作财政收入，把妇女们当摇钱村的暴行。当时县官方网站曾总结：……全县总共投入了五千八百多人力，出动两百多辆机动车，把全县一万七千多名妇女结了扎、放了环和做了人工流产，并征收了罚款达七百八十八万元……。但农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老母亲为了求政府放回儿子，去填数结了扎，有的妇女被反复结了三次扎，刚十五的女学生走在路上也被抓走结扎。更多的是抄家，计生工作队将值钱的电器、农具，铁架床、铝合金窗框、猪、鸡、牛、羊都抓走了，不值钱的生活用品如锅、茶壶等统统打碎。许多村民拖儿带女，到山上树林里过夜。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名妇女怕哭叫声引来抄家的计生人员，把怀里的孩子捂死了。我去过的双旺镇是一个不到五万人口的小镇，却要求交纳罚款六百万，一村民被抄家后竟收到了一张交纳九万元的罚款单。从“天安门事件”复制下来的镇压换稳定的手段，再次复活。这都是革命原罪没有清除的恶果。
镇压二十年之后，共产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全国的湖泊、河流、海洋，无一例外都被污染着。只要专制制度所及之处，都难逃厄运。
广东省的贵屿镇是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它每年要吞吐掉上百万吨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等的电子垃圾，原始的拆解手工业，几乎是为了财富而引进污染。
我坐着颠簸的摩托车还没到贵屿镇，就闻到充满烧糊塑料的味，住进小旅馆便匆忙洗了个澡，洗完便闻到自已也如被烧烤过了。
这里的大街小巷都是拆解各种电器、电路板、塑料壳的家庭作坊，来自各地的八万多民工用原始的砸烤锯切等手工方式把手机、电脑、打印机等分解成金银铅锌等，用硫酸水冲洗着电路板取下电子管，而饭锅里正煮着的插头是为了把塑胶和铜铁分类。农民也用处理谷物的方法，分晒着色彩鲜艳的塑料碎粒。实在无用的材料便在田间焚烧或者就堆弃在河道旁。
这里空气窒息，河水污染，土壤中毒，犹如刚经过了一场化学战争。
医学院对贵屿的外来人口体检后发现，88％的人患有皮肤病、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等疾病。由于用于提炼旧电器金属的化学液体倒入河流，贵屿镇地下六米以下的水全部受污染。当地人的食用水只好靠拖拉机从临近的村镇运回来买卖。每天四百多吨的自来水供应，成为该镇的新兴产业。当地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反映，从事有害废品分解的女工，生产时发现有的婴儿竟泡在绿色的羊水之中。
共产党的暴发靠了拥有土地和资源和拥有全世界最廉价的农民工。在我访问过的民工之中多数都不识字，也未用过电脑，他们用生命换来五百至九百元的月工资，根本无法解决自已的将来。农民们的肉体虽然活在地上，但生命已被埋在了地下。中国有句名言：没心没肺，长命百岁！但这二十年的发展令人感到没心没肺做到了，但长命百岁就算了。不尊重人和自然的畸型发展是不会长寿的。极端的富有和极端的贫穷所产生的危机，甚至会超过贪污腐败。财富和暴政的结合，是社会失去良知的罪魁。
所以，社会的发展不光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社会，还必须从市场经济转向自由民主体制，以防止专制垄断的恶果膨胀，不然那就是走向自然灭绝和人性的灭绝。
这二十年中国不仅丢失了人文精神，也失去了人心和真诚，甚至人生的价值。谎言政府和污染食品，令我们明白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离幸福也就越远，因为幸福是没有道德污染的生活，是内心的自由，是不被别人控制思想甚至控制想像力的开心。这一切我们都还没有。我们有钱但被人监控着，倒不如一个自由的乞丐富有。
站在这鲜花节日般的“天安门地狱”，又想起了这二十年里人们最常聊到的邓小平讲过的话：杀他个二十万，换二十年安定。但用屠杀换来是对权力的恐惧和冷漠甚至是厌恶，那就是谁也不敢再重复“天安门事件”了----“屠杀”被人民恨死了，今日的中国共产党还敢再用屠杀换二十年“和谐”吗。
我们还庆幸活在时间之中，它给了我们寻回历史的记忆，使我们更尊重那些受难者。他们的用生命和鲜血打垮了共产主义这个二十世纪的帝国，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并且给了人类判断是非的准则，甚至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代，在人人手里的钱包日渐萎缩的时刻，它仍然提醒着人们：二十年之后的世界，共产主义已无法再漫延，这是个更安全的世纪了。
而“天安门事件”就是这道德力量的源头。
马建
2009.6.3
2025 年 6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