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万润南：桥梁、火光与乡愁

在中国的现代史中，有一类人，既非皇权的臣仆，也非权力的反面。他们是缝隙中的建桥者，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摆渡人。万润南，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也不是高举大旗的领袖。他原本只是一个工程师，一个民营企业的创业者，一个在八十年代相信“温和改革”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一、桥梁的开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地尚处在改革的破晓。那时的理想主义并不激烈，它带着一点书卷气，一点天真的技术乐观主义让四通公司应运而生。那是一家奇特的企业：它不属于官僚体系，却能与体制对话；它不靠权力敲门，却能让思想与市场碰撞出火花。“四通”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它象征着知识人、技术人、企业家和改革派之间的某种微妙同盟。这并不是一场暴烈的革命，而是一种对“正常国家”的朴素想象。那座位于中关村的“四通桥”，本是普通的天桥，却因承载了过多理想与暗流，渐渐拥有了象征意义。桥的这一端是旧体制，另一端是对现代中国的期盼。万润南所代表的，正是站在桥上的那一代人。

二、我与他的第一次“邂逅”

我与万润南第一次“相遇”，并不在巴黎，也不在运动的前线，而是在 1989 年秋天，一间潮湿阴冷的青岛看守所里。那时我因“六四”入狱，一天，狱警递给我一张《人民日报》。整整一个版面，都在批判万润南的“中产阶级论”——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政治阵势。我记得自己盯着那张报纸，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意：一个人若能让整个体制花这么大力气来批判，必定触动了它真正的神经。那一刻，虽然身处铁窗之内，我却感到与这个素未谋面的民营企业家之间，产生了一种隐秘的精神共鸣。

三、流亡与桥的延续

流亡并非浪漫，而是一种漫长的失乡。1989 年夏天之后，万润南漂泊在世界各地，最终定居巴黎。那里成了他的“后四通时代”。他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英雄，也没有把历史变成旗帜。他参与民主中国阵线，分別担任秘书长、主席，但当民运进入低潮，他也选择了退回日常，退回生活。他深知政治不是呼喊，更不是永无休止的斗争，而是一种漫长的等待和守望。他写诗，种花，种菜，把一座巴黎的别墅变成“乡居”。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精神姿态——他拒绝让流亡的身份变成一口吞噬灵魂的井。他要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符号。

四、三十年后的再逢

三十多年后，我们终于在巴黎真正相见。那是一个酒店大厅的小型聚会，几位民主中国阵线的前任主席围坐一处，气氛温和而轻松。一位青岛朋友向万润南介绍了我，没想到他竟记得“海浪花”这三个字，也记得当年一些同仁的名字。他热情地与我合影，还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我心中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历史并不是冷冰冰的档案，它也有温度，也有回响。你的付出有人看见，有人记念，足矣。

五、理想的回响

三十多年后，北京四通桥上，一个名叫彭立发的年轻人举起了写有“不要封控、要自由”的横幅。这一幕，仿佛将时间拉直，让历史的桥梁从 1989 延伸到了 2022。万润南没有亲历这一幕，但这正是他所参与过的那个理想在时代中留存的“回声”。一个人可以被流放，一个企业可以被解体，一场运动可以被镇压，但思想与记忆不会消失，它们会在某一刻重新出现。

六、不妥协，也不绝望

万润南没有像一些人那样为了“回国”而去讨好权力，也没有因孤独而放弃信念。他保持着一份温和而清醒的倔强。他的主张是：纵使民运低潮或不堪，回国仍是屈辱。

这种倔强不是喊口号，而是一种冷静的坚持——不向恶势力低头，也不让仇恨吞噬心灵。在许多夜晚，他独自坐在巴黎的月光下，写诗，回望中国。这种姿态，也许不是“伟大领袖”，却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姿态。

七、乡愁与历史

“惟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忧。”这是他诗中的句子，也是他晚年精神的写照。乡愁对他而言，不是怀旧，而是信念的一部分。他的身后是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他的心中是一座仍未到达的国度。他没有见到那个国度的到来，但他用一生为那座桥奠了石基。这，或许比抵达更重要。

一个人，一座桥，一簇火

万润南一生的轨迹，像一座桥——一头连着八十年代的改革希望，一头连着未来中国的自由梦想。他并非烈士，也不是神祇；他只是一个坚守理性与自由信念的人。而我与他的两次邂逅——一次在铁窗之中通过一张报纸，另一次在巴黎的微光下握手——正好跨越了这座桥的两个时代：一端是怒涛中的理想，一端是流亡中的坚持。他的身上，有理想主义的光，也有世俗生活的温度。他见证过春天，也挺过了黑夜。他没有带来自由，但他守护了自由的种子。历史不会为沉默的人写传，但会记住那些不肯屈服的人。

(2025.10.19)

2025 年 10 月 2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