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岛：官员的躺平，躺平的官员（上）
2023 年 1 月习近平在中纪委发表讲话时宣称，“全面严格治党”并不等同于“把人治死”。相反，习近平认为，它旨在创造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社会，能够促进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政治环境。然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既在基层官员中，也在整个社会中。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习近平领导下的党偏离了早期毛泽东时代与所谓的“绩效合法性”相关的激励结构，转而强调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对党的新“核心”的忠诚。其中一个例子是“躺平”这个词作为被动抵抗的流行术语在 2021 年广泛流传，然后被官方话语占领，并被转变为中央当局的政治批评工具，他们将其与在党国体系的较低层面尤其是与松懈、“形式主义”和无能联系起来。作为针对官员的政治滥用的词语，“躺平”在中国的“动态清零”斗争中达到了高峰，该斗争于 2022 年结束。我得出结论，躺平主要是对习近平的“全面严格治理”的一种反应，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
在 2023 年初，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中国对 COVID-19 的处理似乎严重地影响着他的思维。这次全会就在白纸运动之后的几周。作为对不断增长的民意不满的回应，国务院于 12 月初推出了“新十条”，进一步放宽了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又完全放弃了这些政策，改为采取一种早先都拿来嘲笑其他政府的放任自流的方法。回顾起来，习近平在 1 月份对中纪委全体会议的讲话似乎带有防御性并且寓意深远： “各种侵蚀党的健康的病毒潜伏在各个角落”，习近平警告道。他呼吁党员们“补钙壮骨，排毒杀菌，治病救伤，清腐生肌。”援引了“四个全面”之一，习近平回应道：“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人管死，让他们犹豫不决，恐惧或束手无策。相反，它是通过制定清晰的方向，建立规则，改善氛围，增强免疫力，营造有利于创业的政治环境，来创造一个健康、有能力的社会。”新华社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评论于几周后发表，重申了他对“管死”的否认，并强调了他创造积极“政治生态”的目标。新华社补充说：“尤其是当前，站在悬崖边上，肩负新任务，我们所需要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是‘猛将’、‘闯将’和‘干将’。”
但是，根据许多报道，习近平长期以来对“全面严格治理”的偏好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甚至在他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在全国推行之前就是如此。他对党的严格治理据报道已经导致了“基层疲惫”，“政治昏迷”和官僚体系内的“麻痹”，局限了地方政策实验的政治空间，并减弱了社会基层创业风险承担的欲望。甚至《检察日报》在 2015 年承认，习近平的“高压反腐已经成为新常态……一些存在问题的领导干部开始出现‘反腐恐惧症’，整天惊惶失措，工作一拖再拖。”在疫情期间，中央领导层实施了问责规模空前、力度空前的新制度。从 2019 年 12 月武汉疫情爆发到 2020 年 4 月中旬，据报道，湖北对因疫情防控失职的 3000 多名党员和干部进行了惩处，其中包括十多名部门和局级官员以及 100 多名县级和处级官员。早在 2020 年 1 月底，六个省市的官员就因未能及时实施疫情防控措施而被指控疏忽职守，包括允许救护车将患有 COVID 的人送往未指定接收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未能及时拦截从武汉地区返回的人员；以及未能按规定期限提交所需报告。对“严格问责”的不间断应用，尤其是对执行习近平的“动态清零”要求方面，一些地方试图通过实施事后被认为“过度”的措施来超额完成预期目标，比如厦门的官员对当地渔民捕捞的鱼进行口腔拭子检测以检测 COVID，以及藏族官员命令在偏远草原工作的游牧牧民和他们的牲畜排队接受强制性 PCR 检测。
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毛泽东后的领导被广泛描述为依赖所谓的“绩效合法性”来维持高水平的民众支持。“绩效合法性”通常与导致普通人生活质量积极改善的政策以及提供强大的绩效激励措施相联系，这些措施能够“增加对实施者的奖励的可信度”。在民主国家中，有效政府绩效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稍微不那么线性。正如利普塞特所观察到的，尽管基于政府效率的支持主要是一种工具性计算，“合法性更多是情感性和评价性”的结果，“一个民主体系的合法程度可能 [积极地] 影响其应对效能危机的能力”，使其能够在自然灾害、失败的军事冒险和经济衰退中保持完整。在缺乏自下而上授予同意的制度机制的非民主国家中，重要的是在体系顶端强加的绩效措施，无论这些指标是否成功地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好处。
但是，只要“绩效合法性”依赖于持续的可信的有效性证据，它就会放大国家的成功和官方的失败；通过将往往难以实现的“可交付成果”置于政治进程的中心，对“绩效合法性”的严重依赖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因此，毫不奇怪，中共在 2021 年的国家自豪感增长时受益良多，当时中国通过严格控制人员活动和强大的检测体系，基本上保持了常态。经济“在 2021 年实现了十年来的最佳增长”，而且大部分人口都免受了 COVID 的摧残。借用 2021 年十大社交媒体热词之一来宣传这些成功，在 2022 年，北京嘲笑了外国政府对 COVID 的反应为“躺平”。当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成功处理疫情初期的方式是其全球崛起的证据，特别是与许多西方国家的更加混乱的反应形成对比。然而，早早地将自己拴在了“严格全面治理”下的“动态清零”不妥协的桅杆上，中共发现自己在新变种传播颠覆了中共例外主义神话之后在下一年处于不利位置。在经济增长急剧下降和绩效激励减弱之间陷入困境的党中央采取了制裁和劝诫措施，同时还试图将其不及时的政策逆转归咎于一种新兴但蔓延迅速的官僚病态：基层官员中的“躺平主义”。
“躺平”一词据说最初出现在 2011 年一个以反对结婚为主题的男性主导的百度论坛（反婚吧）中，用于轻松地表达网友对于永久单身的接受，尽管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之后，在 2016 年，它再次出现在社交媒体名人粉丝页面上，表示某一媒体名人的行为已经无法被辩解。 “躺平”意味着“我无法掩饰这一点（洗不动了），我只是躺在那边让你笑。”大约在同一时间，“躺平”有时也被“三和大神”所提及，这是一个由深圳零工经济中的流动工人组成的在线社区。2021 年 4 月 5 日，一名 51 岁的长途卡车司机在交通执法人员扣押他的卡车并罚款 2000 元后，他的车辆内部跟踪设备断开连接后自杀，引发了关于当代中国不稳定性的大规模网络讨论。他自杀的消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内卷”的担忧，这是一个术语，由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流行，用来描述在爪哇岛上数个世纪不断加剧的湿稻栽培，导致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但没有带来显著的技术进步或相应的产出增加。人类学家向飙描述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内卷”是“被锁在一个人最终知道是毫无意义的竞争中的经历……一个无休止的自我折磨的循环。”或者说是另外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这是没有目的地的加速，没有目的地的进步。”
在这场更广泛的在线讨论中，一位网友名叫“好心的旅行家”（好心的旅行家）发表了一篇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简短自传式评论，很快就走红了。这位 20 多岁的前工厂工人承认，他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工作了，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问题。他是一位职业学院毕业生，在中国日益惨淡和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曾经骑自行车从四川家乡骑行 1300 英里到西藏，然后返回，期间尽可能地做临时工。他的其中一个工作是在一部中国电影中扮演尸体。过了一段时间，罗最终搬回了父母家，向命运低头。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在从成都到拉萨的旅途中一直陷入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我对工作和现有秩序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当然，你也可以怀疑我的‘躺平’。”无法找到任何令他满意的工作，罗最终决定放弃自己有一天会有事业和家庭的愿望。他写道，脱离了激烈的竞争，他既找到了平静，也获得了独立。他建议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做。“我可以像狄奥根尼斯那样在自己的木桶里睡觉晒太阳，或者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住在洞穴里思考‘逻辑’……躺平是我的智者之举。只有躺平，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
罗的信息显然引起了网友的共鸣。几天之内，网友们在豆瓣网上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讨论论坛，包括专门讨论“躺平”，“平躺”，“躺下”，甚至“顺其自然”的“部落”。有些人甚至创建了在线课程，比如“躺平研究导论”，声称涵盖“躺平”作为“一种抛弃所有奋斗，倡导低欲望生活方式的生活哲学”的“过去和现在状态”。在另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知乎上，“躺平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实践，呼吁年轻人遵守“五不原则”：“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不消费”；其最热心的参与者的目标是“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拒绝成为别人的摇钱树——拒绝被剥削为奴隶。”一些人将“躺平主义”描述为一种“非暴力”的非合作形式，而另一些人将其描述为面对巨大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无奈的积极主义”。
感知到一场社会运动正在形成，官方媒体迅速行动起来：光明日报在几天内匆忙向读者保证，“躺平”只是少数网民的一种态度，并且基于文化原因，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低欲望社会”。南方日报在一篇评论中直言批评这种失败主义态度是“可耻的”，是“灵魂的毒鸡汤”，这篇评论立即被新华社传播。它说：“如果每当我们遇到压力就大喊‘内卷’，在面对挫折时想‘躺平’，那我们怎么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呢？”《环球时报》补充道，在中国处于实现民族复兴长路关键阶段时，这个国家将确保年轻人“总是会在自己的闹钟响起的清晨醒来。”5 月 27 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题为“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的信息。团中央指出，有大批中国青年担任抗疫工作者，年轻的解放军新兵和初级科研人员，它宣称：“在风浪中，这一代年轻人不负使命和国家，他们有信仰、梦想、毅力和奉献精神。他们永远不会选择‘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