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建：“在专制国家，一整代人可以不动脑筋地活着”

马建是中国最著名的流亡作家之一。在这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参与 1989 年天安门抗议的经历，以及将此事件转化为文学的过程。适逢「六四」大屠杀 36 周年，他接受了《ABC》采访。

“天安门是我人生中最密集思考的两周”

马建在天安门广场呆了十五天。这两周的经历，浓缩了许多人一生所未经历的密度，也成为他小说《北京植物人》（2008，Mondadori 文学）的精神核心。36 年前，共产党屠杀了那些要求自由民主的民众，而如今又试图彻底抹除这段记忆。

马建选择用写作反抗沉默，因此流亡海外数十年，如今居于伦敦。尽管访谈以西班牙语进行，他仍坚持用中文回答问题：

为什么坚持用中文？

很简单。中文对我来说就像母亲，它是我的祖国。无论我身在何处，中文都随我而行。我甚至希望墓碑上刻着中文字。我没办法用其他语言准确表达我的思想。

天安门之前，您已是著名艺术家与活动人士。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如何？

80 年代末期的氛围非常压抑，人们看不见出路，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天能获得自由。

1987 年，党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不确定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从方励之开始。他当时是合肥一所大学的校长，鼓励学生抗议。随后，北京大学的学生也试图组织自己的游行。几百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但很快就被劝返。

虽然这次抗议持续不久，但邓小平感到紧张。一个月后，他发起了大规模宣传，说社会主义不容自由，自由意味着反党。这场运动席卷整个社会，胡耀邦也因此被罢黜。

所以当 1989 年胡耀邦去世时，一场大规模抗议爆发了，因为人们并未完全被压垮。我们又一次回到广场。当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推翻共产党，只是希望获得民主、自由和人权。

1989 年的学生运动，是对共产党开展 1987 年反自由化运动，的不服气的回应。

您对那段时期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对我最深刻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和鲁迅文学院的一群人从我面前走过的场景。上千人，其中几乎包括中国所有著名作家和诗人。我记得余华、莫言好像都在，虽然不确定了，太多人了。

我在拍照时，有人认出我（也许是余华后来的妻子陈虹），大喊：「那个拿相机的是马建！」然后大家都看向我，伸出手喊：「马建你好！」成千上万的作家在那一刻与我产生了亲密连结。

而这段回忆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 36 年过去了，这些人没有一个写下自己在天安门的经历，没有人记录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他们至今健在，却没有留下历史，成了党的「御用文人」。

当然，也有例外。力宏写了一首诗，结果被判七年牢。出狱时身体已非常虚弱，只能双眼移动着死了。而余华、莫言等则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中国人变化太快，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当共产党开始镇压，恐惧让人民不敢说话，然后就麻木了。

您是否批评这些人？

这要从多个角度看。如果我没有被迫流亡，还留在中国，我会不会也变成一个不敢发声的作家？我会不会开始写皇帝肥皂剧或抗日神剧？也许我也会停止对现实中国的反思，尤其当共产党给了我房产证、舒适的生活，还让新华书店满是我写的书。

**在专制国家里，一整代人可以不动脑筋地活着。 **你可以像奴隶一样活半辈子，服从命令，高喊“习近平万岁”，或者假装什么都不说。

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可以写任何东西——只要不发表。或者，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可是人总会为沉默找借口的：为了安宁，为了家人……但一辈子都这样活是不行的。如果作家的生涯是五十年，那至少一半应该做真实的自己吧。

您最终写出了这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小说。为什么选择虚构的形式？

我是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小说的前提是：你必须重新建构历史事件。我把学生之间的冲突、联合和理想都浓缩在少数人物的身上，以增强叙事的清晰度。

历史就像土地，文学是埋在土里的种子。发芽后也许是花，也许是树，但它变得可见──变得鲜活了。

历史应尽可能保持静态和不可篡改，它有与文学不同的功能。

在《北京植物人》中，主角昏迷状态下所讲述的每段经历都是真实的。但他所回忆时的环境、气氛则是虚构的，因为植物人只剩下了听觉。当文学将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时，才能爆发出最大能量。

小说灵感源自于您哥哥，他于 1989 年 5 月底出车祸成了植物人，您因此离开了广场。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直到今天我都感到内心分裂。他昏迷前给我写了封信，大意是：“……但你若继续对抗，鱼和鱼饵都会死亡。”

我是在 5 月 28 日满是焦虑地匆忙离开的。我也没想到后面会发生的屠杀事件。

我记得临走时刘晓波和周舵还在争论是否要第二次绝食。因为不少学生回到大学宿舍了，绝食已经结束。广场也满是垃圾，市民护士和环保工人都在帮忙打扫。

我离开时以为这场学生运动会和平收场。因为学生们已坚持了一个多月，已经是胜利，是时候结束了。

如果我当时还在，也许我会跟着刘晓波、周舵回到广场？也许我还会再劝方励之去广场？未知，但我回到青岛后，坐在植物人哥哥的病床边，才得知镇压的消息。

你知道坦克不只是包围北京，而是开进了天安门广场中心。当坦克车突破成千上万人们的阻挡进了广场，这就意味着可怕的流血了。

但我意识到更可怕的是 6 月 4 日后的镇压，更严重抓捕和洗脑。很多人不是死于抗议，而是死于之后的抓捕与各种迫害。

您小说中也写到学生内部的权力斗争，他们最终复制了自己反对的官僚模式。领导权力问题是否加速了运动的失败？

当时有很多民间团体支持民主与人权，试图与学生们联合，但学生群体很排斥。他们认为如果其他力量加入，那共产党就会镇压，他们想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

当工人、中学生、僧侣，甚至警察都曾加入了支持学生的行例，但这些代沟和冲突从未解决。

当然，如果各方力量真的联合起来，将学生运动变成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也许共产党会被迫改变一些。但这希望终究没有实现。

从文学和历史角度来看，我的小说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现实。人们在广场为权力而争斗，也有人在恋爱，还有人挪用捐款吃喝玩乐等，种种行为都确实存在着。

面对老共产党，这些学生不过是喝狼奶的“小共产党”，因此根本无法战胜老奸巨滑的共产党。

您过去还偶尔回中国，但 2011 年后被禁止入境。您现在与祖国的关系如何？

自从我母亲过世，我与祖国的连结就越来越弱了。母亲的骨灰如今就在我书桌上。 [他拿出一个小木盒展示给镜头看] 这就是我母亲的骨灰。等我死了，我会葬在她旁边的。

所以除了语言与血缘关系，我对这个国家几乎不再怀念了。当然，如果哪天共产党垮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买机票回去。但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我认为流亡写作就是我的命运。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

也许将来中国能像俄罗斯或新加坡一样“稍微开放”些，但不会变成台湾那种民主自由社会。中国太大了，即便共产党稍微放手些，也会被视为对政权的威胁。

中国已经在全球供应链的顶端待了近十五年，这种经济实力确实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五年前，欧盟和美国等都还试图接近中国。但疫情后，人们明白了一个真相：谎言会杀人。没有了言论自由，我们连自己的生活真相都无法得知。

但中国会改变，不会很快。经济也会放缓，纳粹式的民族主义也会减弱些。也许那时社会会稍微开放一点，但在我活着时恐怕看不到了。

过去人们相信「和平演变」——一旦有了财产，人们会想保护它，社会自然会改变的。但中国历史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改变，是经常发生在贫穷时刻。中国的朝代更替大都是在贫穷时期，农民便革命了。历史上中国出现过上千个从农民中崛起的“皇帝”。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时，才敢去夺政权。而在富裕时期，如唐朝，社会则趋于稳定些。

我相信专制政权可以带来一时的繁荣，但绝不会长久治安。

2025.6.4

2025 年 6 月 18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