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3∙10六十六周年谈西藏与民运

在此我愿意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视角、观点和认知。西藏问题非常复杂，而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较 10 年前、20 年前、30 年前要丰富得多。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西藏问题，也有更多的人撰写关于西藏的文章。早期，除了一些台湾的学者，中文世界对于西藏的研究较少。因此，绝大多数关于西藏的资料，尤其是在网上搜索时，往往还是来自中共的渠道，这一点应该警惕。

在谈论西藏时，我们应保持警觉，从多个视角观察。首先，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掌握的关于西藏的真相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中共常年的宣传和洗脑。我接触西藏议题已有 30 多年，自 1993 年参加 310 活动以来，我开始支持藏人，一直参与相关活动，未曾间断。30 多年来，我有幸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超过 12 次，并曾于 2009 年 9 月在加拿大温哥华、2010 年 10 月在多伦多、2011 年 7 月在美国华盛顿举办过达赖喇嘛尊者和华人见面的会议。我曾到印度达兰萨拉四次，每次都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第一次我是在 1999 年 11 月去达兰萨拉访问，是和项小吉及倪育贤两位一起。2000 年 3 月，我带领带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前往。2019 年我随民阵代表团前往，民阵还在参访期间举行了换届改选。2023 年，我作为满洲复国运动组织的一员再次前往达兰萨拉。至此共四次访问。

我在其它地方，例如华盛顿、纽约、捷克、德国及欧洲其它国家，也参与一些国际支援西藏组织的会议。达赖喇嘛尊者有时会亲临现场。我想特别提一下，我在 1999 年第一次到达兰萨拉，那时前往的海外民运人士并不多，可能我是第二批，算是较早的访问者之一。到 2008 年，前往达兰萨拉的人数大幅增加。第一次去达兰萨拉并不容易，我路途上换了四次飞机，抵达新德里后还得搭乘火车，下车后继续乘坐吉普车。尽管我心里预感到如此复杂的行程对身体有一定挑战，但我依然决定踏上征途，最终顺利抵达。

到达后，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当时没有手机，我通过达兰萨拉的办公室打电话回加拿大，通知我先生我到了。接通电话后我先生说：“他们的电话已经先打进来了。”我很奇怪，就问他：“谁的电话先打进来了？”。我先生说：“是国安的，他们知道你去了印度。”我先生告诉我，国安知道我途经香港到了印度，并特别让我先生提醒我，不要尝试从印度入境。国安还说“我们在那边的人生（生猛凶狠的意思）着呢。”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打算从印度闯关回中国，他们居然有这个防范。

那次赴达兰萨拉的经历，使我对藏人社区、藏人海外社群、其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等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我很多思考。今天，我希望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所见所感。

1999 年 11 月，我们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安排下参观了各大部委。期间，达瓦才仁一直陪伴我们，我早在 90 年代中期就认识了他。他后来成为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的大使，也是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

当我们参观难民中心时，我很震撼。那时，我们见到了 100 多人，有很多孩子，有些年龄仅仅五六岁。许多孩子是被家长托付给别人，或者交给路人带到尼泊尔或印度。这种信任与逃亡的重要性让我深感震撼。

接下来的几天，我与更多人进行了接触。当时，我同时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的工作，负责采访和报道，因此那几天特别忙碌，每天都在参观、采访、写稿并进行节目播报。达瓦才仁特别提到：“你是第一个在山顶就直接发新闻稿的人。”他说，以往从香港、台湾来的记者，通常先在山上采访，整理好素材带回去再做节目，而我是在山上就开始播音了。

有一天，我去采访儿童村，回达兰萨拉市中心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我走过去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他在歇息。我接着问：“你要去哪？”他说他要去市中心的医院，但看起来并没有生病。我问：“你得了什么病？”他回答：“我的脚在逃亡的路上冻掉了。”他说这话时使用的是中文。我问他能否让我看看他的脚，他脱下高筒鞋，撩起裤腿，露出两只没有脚的脚踝。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非要逃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来到印度？”他说：“我要读书，我要学藏语，我要见达赖喇嘛。”这个孩子当时 14 岁，我为他深深感动。对于藏民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历史、语言，以及心中的达赖喇嘛，往往比生命更为重要。为了这些，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这条逃亡之路。

当时，我还认识了一位 16 岁的年轻人。至今已过去 30 多年。当时，我和项小吉在达兰萨拉市中心散步，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你是项小吉？”我们都很吃惊，我对项小吉说：“哇，连这里的人都认识你。”可能现在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太认识项小吉了。项小吉在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担任天安门对话团团长，曾就读于政法大学。早些年，他非常出名，头脑清晰，对独立、统一等问题有非常明确的看法。

就在那时，这个孩子跑过来说：“你就是项小吉，你就是项小吉。”我们握手与他交谈，问他怎么知道。孩子回答：“我刚在中心的图书馆看了本《中国之春》，里面有你的照片，所以我认得你。”

后来，这个孩子去了台湾读书，并给我写信。我还资助了他几百美元。

另外，我认识了一个叫洛桑的藏人，他后来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有个心结，见到任何人都会谈论六四。多年来，每当遇到可能不知道六四的人，我都会尽力把话题引导到六四上，让他们了解中共的六四屠杀。洛桑在我离开达兰萨拉后写信告诉我，打算在达兰萨拉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我觉得非常好，便将我们手头上的六四相关图片印了一套寄给他，并且寄了 100 美元给他贴补活动所需。他确实在转年六四纪念日举办了六四图片展和纪念活动。后来，洛桑去了欧洲。

西藏流亡政府真的是一个政府，它的基本构成和一个国家一样，拥有外交部、教育部、法院和议会等各个部门，甚至还有军队，与印度军队共同调动。每天，我们都参观这些部门，了解议会的辩论，也参观了大法院。我们还去了诺布林卡，这原是一座在西藏非常著名的寺院。我们还参观了一些寺院，观看僧人们的辩经等活动。

那次访问中，最重要的是 11 月 15 日，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我们。原本安排的时间只有 15 分钟，因为尊者的接见总是排得满满的。大家都知道，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会了解，过去二三十年间，达赖喇嘛尊者是全球最著名的宗教与政治领袖之一。达赖喇嘛尊者与我们会面时，谈了 40 分钟。我抓住这个宝贵机会，进行了一次专访。那时，我记得我问过他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 1999 年 11 月去达兰萨拉，而中共从当年 7 月 20 日开始镇压法轮功，所以这个新闻性的冲突话题我不能错过。

尊者与我们见面时，最主要的是强调汉藏人民之间的永久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是永恒的，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我多次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互相尊重，平等对待，要友好，要讲道理，不能以大欺小，不能使用暴力，不能耍横，也不能耍流氓。

在 2011 年 3 月 10 日，达赖喇嘛宣布辞去行政职务，专注于宗教事务，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进程也因此迈出了重要一步，彻底脱离了政教合一的模式。

实际上，这些年里，我一直希望促进中共暴政之外的汉人、华人以及其他族裔之间的真诚交流。我家里举办过许多类似的活动，邀请了许多朋友，包括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族裔的朋友们。

藏汉之间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海外华人普遍面临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这种恐惧妨碍了人们之间的坦诚交流，因为大多数人心里都知道哪些话题是中共无法容忍的，哪些是中共极为敏感、特别介意的，哪些是中共会关注、追踪、监视，甚至会采取行动的。因此，许多人常常被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和警戒，甚至通过严厉的教训来加深这种恐惧。这使得许多工作很难推进。

有时，我喜欢分享一些故事。那天，我在我们的民阵群里讲了一个故事。我的先生的师妹移民到加拿大后，曾来我们家做客。正巧那时活动的时间到了，我便对她说：“今天我有个活动，要不要一起去？”她答应了。于是，董昕带我们开车一起前往活动地点。活动在安大略省政府前的皇后公园（Queen’s Park）举行。董昕将车停好后，我们步行过去。刚到现场，就听到藏人喊口号，我们的朋友立刻转身跑了，她显然被吓坏了。我们没有时间追上她。当时我在想，由于我自己不害怕，我没有考虑到别人，尤其是那些完全没有接触过此类议题的人，可能会感到震撼与恐惧。

后来，我接触过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例如，有一次，我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学校常安排我到一些班级做演讲，这也是我作为驻校作家的职责。我讲述了关于藏人议题的内容。演讲结束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女孩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了整整一天。她后来回国了，所以我不说她的名字。她非常真诚，曾是国内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作为交换生来到加拿大，从专业上看，她是个很优秀的人。

她问我，是否我讲的西藏话题属实，她说她睡不着觉，觉得我讲的可能不是真的。我告诉她，我讲的内容都是真的，至少是我亲身经历的、看到的、知道的，都是我认为真实的。她和我聊了从上午到中午，到了中午，我请她在学校吃了顿饭，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谈，直到晚上，她又请我吃了顿饭。你可以看出她对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但我深刻意识到，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所接受的歪曲信息，那些已经固化的观念有多么顽固。

后来这位女孩很好，因为一次我在纽约参加新书发布会时，她也在纽约，就和我一起参加了民运活动。那时她告诉我，她打算回国，并希望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可是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

如今，在海外，民运组织和反对派群体比前些年更活跃了，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习近平将许多人逼了出来。大家逐渐意识到，中共的政体必然会走到这个地步，习近平的出现并非偶然。有些人曾说，如果当年薄熙来当选会如何？如果薄熙来赢了，或许中国的情况会更糟，但他有可能会维持更久。只是，他的专制统治性质比习近平更为高明，但他绝对不会放弃独裁走向自由民主。所以，这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差异。

如今的年轻人比 70、80、90 年代的那些人更开明、更开放，因为如今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和平台比过去多得多。只要你没有固有的偏见或盲点，通常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议题。因此，现在的年轻人在看待西藏问题、维吾尔问题以及其他族裔问题时，比那个时代的人更加宽容。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些问题上极为固执。有些人似乎有顽固的大一统观念，难以改变。但我从未持有大一统的观念，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就是从来没有过。

1993 年，当时大赦国际驻加拿大的中国观察员迈克尔·克雷格（Michael Craig）邀请我参加藏人的 310 集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矛盾。一接触，我便开始支持藏人的诉求，后来接触到维吾尔人也是如此。

因此，在达兰萨拉，我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我一直认为，国家主权、领土、疆界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变量，它们在不断变化。许多观念的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还有质量上的变化。随着这些变化，生命中有些固有的东西却是永恒不变的。人们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希望保护尊严和自身的权利，这些是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

当然，如果长期处于奴役的环境中，人们的这些愿望和诉求可能会被压制，甚至逐渐消失。事实上，在中共统治下，从 1949 年之前，当中共即将建立政权时，一大批人开始逃离中国。中共称这些人是旧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来自宗教界、政界、军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很多人富有才华、地位和财富，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我的爷爷就是那个时候离开的，1949 年 9 月，他渡海到了台湾。我的叔叔、两个姑姑以及家中其他旁系亲属也都纷纷离开。

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人民继续逃离中国。例如，张爱玲在 1956 年意识到形势不对，决定赶紧离开，也因此逃了出来。随着时间推移，逃亡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是在文革时期，包括我们熟知的大逃港事件，很多中国人因为那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除了香港外，西藏、东突厥斯坦、满洲等地都已被中共占领，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可供逃避。

当时香港由英国人统治。因此，出现了大逃港事件。路上有多少人死去，我无法得知。黎智英和他的妹妹黎思慧也是游泳过去的，黎思慧亲口向我讲述了她的逃亡经历。当时，她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旁的小镇经营着几家酒店。她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尽管 70 年代管控严格，但依然有人不断尝试逃离中共的专制暴政。后来，现居住在纽约的薛伟先生也因非法越境被捕并判了十年。

到了 1980 年代，中共开始虚假的改革开放，这推动了部分有亲属在海外的人开始申请出国。那时，我的父母都获得了美国签证，我父亲母亲也曾去美国探亲。1989 年六四屠杀后，一大批中国人趁机逃离。我是 1989 年 8 月 20 号到的多伦多，虽然我不是因六四事件逃出的，我在六四前就已获得加拿大的学生签证，7 月拿到签证，8 月便出发。

事实上，中国人逃亡的大潮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经济较好时，人数相对较少。如今，新的逃亡潮又开始形成。从美国南部边界进入的移民人数就能证明这一点。因此，当国家主权、边界、领土这些概念成为束缚、奴役、镇压和限制人们基本尊严与自由的工具时，它们的意义已显得微不足道。

在当前中共的环境下，藏人在海外建立的流亡政府，可以说是中共专制政权迫害下最成功的流亡社会。我一直强调，一旦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开始崩塌，中国社会很可能会面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它的专制恐怖主义无时无刻不在迫害人权。然而，在政权崩塌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更加混乱，甚至恶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深信西藏流亡政府及其所能影响到西藏地区的力量，将在这场人道灾难中为人们提供极大的保护。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汉藏问题，时间有限，我无法详细讲述。在加拿大有许多汉藏之间的活动、交流和往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这些活动。作为海外流亡者，作为在加拿大的华人，或有些人已经在这里生了孩子，觉得自己永远不回去了，他们的孩子已经没有中国名字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他们在加拿大出生、成长，将来将成为加拿大人，他们的思维、行为都已经与加拿大紧密相关。然而，有一点，我认为，无论身处何地，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和时代中，想办法保证并减少人道灾难的发生，应该是每个人心中的愿望。

我还想分享一个小例子，最近在一个推文下，我看到有个人留言说：“中国人都该死，所有中共的罪恶都是通过中国人来实施的。”我查看了他的主页，发现他自称为满洲人，意味着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回复了他，指出中共在满洲国所犯下的罪行，绝大多数也是由当地满洲人实施的。我问他是否愿意剖腹自杀，我没来得及看到他是否回复。

这个例子说明，仇恨和相互之间的杀戮永远无法解决问题。而且你要明白，无论是藏人、维吾尔人、满洲人、中国人、华人、沪人、南越人还是蜀国人，都是数千万人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不断挑拨、制造仇恨，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忽视了每个人和每个生命的价值。

作为海外的人，我们拥有这样的机会、条件和渠道，尤其是多伦多的藏人社区是非常庞大的，在全球也属于比较大的社区之一。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然，宗教信仰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但在社会生活中，包括组织活动、待人处事和社区建设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的经验。

3 月 10 日，将在渥太华、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藏人的 3.10 活动，这是每年都会举办的较大型活动。我希望大家能抽出时间参与，更重要的是能以真诚的心情，理解并支持藏人。

2025 年 3 月 7 日

2025 年 3 月 17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