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读书笔记（一）

站在 2026 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国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不仅没有如西方学界与政策界所普遍期盼的那样，遵循所谓“现代化理论”的“普遍规律”自动走向民主化与宪政，反而深陷经济全面停滞的泥沼，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将极权主义统治推向了史无前例的数字监控深渊。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中共体制存在着一厢情愿的致命误判，他们用静态的、表象的政治学标签，将中国体制草率地定义为一种在经济发展后必然会走向宽容的“威权主义”，却完全忽略了隐藏在所谓“中国特色”背后的共产极权主义本质及其顽固的自我复制能力。正是为了反击这种深植于中外学界的理论幻觉，许成钢在《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填补了政治经济学在极权主义研究领域的巨大空白，以历史叙述与机制设计理论相结合的宏大视野，对中共极权体制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解剖和分析。许成钢在书中强调，如果不从根本上认识极权体制赖以繁衍、生存的“制度基因”，任何试图通过单纯的经济发展或技术引进演变极权统治的努力，最终都将沦为统治者巩固暴政的工具。

《制度基因》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与理论解释力，与许成钢本人在极权体制下的生命体验，以及其后在西方顶尖学术殿堂所受的严格方法论训练密不可分。作为文革前信仰共产主义的清华附中少先队干部，许成钢亲眼目睹了理想化宣传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剧烈撕裂。他的父亲，著名学者许良英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家庭的倾覆与随后文革的全面内乱，迫使他开始痛苦的理性反思：为什么一个自称要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制度，却必须依赖无休止的、残酷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如何可能消灭阶级？为了寻找答案，他在下放黑龙江国营农场期间深入研读《资本论》，却因与同侪探讨这些触及极权体制核心的理论问题，在 1970 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遭长期关押与强制劳动。这种在恐怖统治最底层被暴力倾轧的切身经历，使他深刻洞察到专制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如何在“暴政激励相容条件”下面临生死存亡的被迫选择。随后，他在哈佛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Eric Maskin）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将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精髓内化为分析制度演变的有效工具。

本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制度基因”这一兼具历史纵深与微观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此破解了极权主义为何能在俄国与中国生根发芽并展现出极强韧性的世纪之谜。许成钢严密地论证了中共的极权体制绝非几代革命领袖的偶然创造，而是源于两种高度排他且相互契合的制度基因的杂交与变异：其一，是延续两千年的中华帝制遗留下来的以郡县官僚制、土地皇权制和儒教科举制为核心的“三位一体”专制基因，这种基因从根本上消灭了任何独立于皇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剥夺了私人产权的最终控制权，使得宪政民主在中国丧失了内生的社会基础；其二，是由共产国际在二十世纪初以传教士般的方式强制输入中国的，源自沙俄专制、东正教政教合一传统与秘密恐怖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极权基因。这两种基因在中国社会的碰撞与融合，最终在毛泽东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数千万人生命的惨痛代价，变异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管式极权制”（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这一变异既保持了列宁主义政党在政治、人事与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又在行政与经济管理上赋予地方党政高度的竞争激励，从而构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改革得以开展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速增长的制度底色。

然而，极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会尽一切努力保护这个制度及其制度基因，任何经济层面上的放权让利，都只不过是中共在面临政权崩溃危机时，为了挽救和扩大极权统治而采取的“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共对社会资源与私人产权保持最终控制权的前提下，中国绝不可能和平演变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唯有彻底透视并解构中共极权体制的制度基因，打破其对全社会资源与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才能在未来的历史变局中找到一条摧毁暴政，重返人类文明正轨的现实路径。

在探讨中国极权主义体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演变时，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界长期陷入了一种理论上的无力感与解释的贫乏。面对中共政权在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性运动后依然能够维持统治，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悖论，主流的“现代化理论”与转型学说纷纷破产。西方学者往往习惯于用静态的标签去定义中国，将其视为一种随着中产阶级壮大而必然走向民主的威权主义政体，却对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极权主义幽灵及其自我复制能力一无所知。要彻底穿透中共极权体制的迷雾，揭示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性与反动性，就必须在方法论上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

许成钢在《制度基因》一书中，正是以极具原创性的理论勇气，跨越了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学科藩篱，构建了一套旨在解剖极权制度演变底层逻辑的全新分析框架。他不再满足于对宏观历史现象的表面描述，引入了机制设计理论提出了“制度基因”这一核心概念。这一方法论的突破，不仅成功打开了传统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的黑匣子，更为我们透视中共如何利用暴力与资源的绝对垄断来扭曲人性、操纵社会，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分析工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极权体制之所以能够运作，靠的根本不是一群疯子在那里胡乱折腾，这种体制是一套经过精心计算，符合特定约束条件的庞大机器，只有从“激励相容”的微观动机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为何能够持续运转，并让无数人在恐惧中被迫成为其帮凶。

在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探讨制度演变最流行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以及后来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罗宾森（James Robinson）关于国家兴衰的宏观论述。路径依赖理论正确地指出了人们过去做出的制度选择会在极大程度上限制未来的选择，并在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的机制下，使制度演变陷入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的陷阱。然而，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极端专制的极权主义历史分析时，它却显得过于宏大，近乎一个无法证伪的“黑匣子”。

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微观机制在推动制度的报酬递增？在极度依赖暴力和恐怖的社会里，又是谁在主导这种自我强化？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许成钢创造性地将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大辩论，并在后来由马斯金等人发展成熟的“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转化为一种历史实证分析工具。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信息不对称与激励机制问题，它指出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满足参与者的“激励相容”原则。许成钢将这一原本用于研究市场与契约的理论推广应用于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极权制度演变史中。他指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制度变化，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支持者与反对者在既有制度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博弈的结果。过去历史中那些对社会产生过最重要且持续影响的博弈结果，已经物化为当前制度的先决条件。通过考察社会主要参与者在面对危机或外来冲击时，如何出于自身利益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许成钢为我们揭示了制度演变背后的内在驱动力，从而超越了传统史学对偶然性事件的过度依赖，将中国极权体制的形成置于一种近乎必然的演变逻辑之中。

正是在机制设计理论的启发下，许成钢通过对漫长历史的系统观察，提炼出了“制度基因”这一具有基础性分析价值的概念。所谓制度基因，是指在长期制度演变中决定制度基本特征的、不断自我复制的基本制度成分。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学比喻，而是由“重复性”、“激励相容性”和“基础性”这三个高度互补的基本特征所严格界定的分析框架。首先，制度基因必须在历史长河中重复出现，比如中国两千年来在细节上虽有变化但本质上始终如一的郡县官僚制；其次，这种重复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因为它与制度演变中主要参与者的切身利益高度“激励相容”，人们出于维护自身权力、地位或物质利益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选择复制这些对他们有利的制度成分；最后，制度基因必须是构成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不仅包括基本的产权安排与官僚组织形式，还深刻涵盖了影响社会共识的信仰与意识形态。

在许成钢的视野中，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不仅包含着苏俄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先锋队政党模式，更深深植根于中华帝制两千年来为了防范任何独立社会力量挑战皇权而精心设计的官僚控制术与土地垄断制。更重要的是，《制度基因》将“社会共识”纳入制度基因的核心范畴，指出在专制制度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高度垄断的权力 - 产权结构，必然要有意识地通过控制意识形态来进行洗脑，从而塑造出诸如“国家至上”、“党领导一切”的所谓“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便会代代相传，与专制权力形成牢不可破的互补关系，成为排斥任何西方宪政民主思想的强大免疫系统。这也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在 19 世纪末的晚清与 20 世纪初的俄国，那些试图自上而下推行宪政改革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与崩溃。

为了将机制设计理论应用于关于极权主义分析，许成钢在《制度基因》中提出了“暴政激励相容条件”这一概念。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中，参与者的“自愿参与”（即满足个人理性约束）是制度能够运行的默认前提，这反映的是保护人权的自由社会的常态。然而，极权体制和专制社会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系统性地剥夺个人基本权利，并依靠无所不在的暴力与恐怖进行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把专制简单等同于独裁者一人的随心所欲是浅薄的，因为即便是最残暴的极权领袖，也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僚机器去执行暴政，而执行者与被统治者都有着基于自身生存本能的利益算计。许成钢指出，在暴政之下，个人的自利行为不再是追求福利的最大化，而是在面对严酷暴力威胁、甚至生死存亡时，从一堆极坏的选项中被迫做出“受罪最小”的选择。极权统治者通过发动无情的镇压与持续的恐怖运动，人为地压缩了被统治者的策略选择空间，使得“服从”甚至“主动加入整肃他人的行列”成为在暴政下唯一“理性”的生存策略。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暴力强制下的扭曲的纳什均衡。

正是这种“暴政激励相容条件”，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共建政后的土改、镇反、反右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普通的中国民众会陷入丧失人性的狂热，以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去迫害他们的同胞。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国家暴力面前的渺小与无助，为了自保，他们会向领袖表忠心而相互告密、相互残杀。这绝非单纯的群体性癫狂，而是极权体制通过暴力强加给社会的残忍“激励机制”所必然导出的结果。只要极权体制不被摧毁，只要暴力和恐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每个中国人的头顶，这种暴政激励相容的基因就会不断自我复制，让极权政权在每一次危机中都能裹挟庞大的社会底盘苟延残喘。

在确立了制度基因与暴政激励相容的宏大分析框架后，许成钢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构成极权制度经济基础的核心命题：产权。在对制度演变的探讨中，本书指出，任何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都与其产权结构密不可分，政治权力的垄断必然伴随着对产权的全面剥夺。为了澄清当代学界在产权概念上的混乱，许成钢回归了洛克、哈耶克以及诺贝尔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的经典理论，坚持将“最终控制权”（ultimate control right）作为界定产权性质的唯一核心标准。在当代许多西方经济学与法学文献中，学者们习惯于将产权弱化为一种“权利束”（bundle of rights），如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这种定义在具备完善法治与违宪审查的民主国家固然具有操作性，但一旦被机械地套用到毫无宪政基础的极权主义中国，就会产生极其危险的理论误导。许多海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基于“权利束”的概念，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可以流转的土地承包权和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便天真地欢呼中国已经走向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然而，《制度基因》这本书强调：在没有法治、没有独立司法的极权社会里，所谓“权利束”中的任何权利，都随时可以被掌握着“最终控制权”的极权国家以一纸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合法地收回或剥夺。只要资产的最终决定权和生杀予夺之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全社会名义上的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就不过是极权统治者为了解决经济崩溃危机而暂时借给民众的“谋生工具”。在中国，从中华帝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中共夺权后的“全面国有化”，皇权与党权始终死死攥着对土地和经济制高点的最终控制权。

许成钢进一步将产权问题提升到了决定极权与宪政分野的政治哲学高度，论证了产权与人权之间不可分割的互补关系。自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到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的洛克，私有财产一直被视为人生而有之、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是公民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基础。没有普遍和稳固的私有产权，个人就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于国家，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的宪政法治。哈耶克曾指出，在一个剥夺了个人产权的社会里，无权拥有产权的人在所有基本方面都只能受人支配，实际上必然沦为奴隶。极权体制之所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正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党通过名义上的“公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彻底垄断了全社会赖以生存的所有经济资源，进而垄断了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乃至生育自由。在中共的统治下，几代中国人丧失了对土地和资产的最终控制权，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时丧失了政治上的集权决策权。当个人连维护自身饭碗和免于饥饿的权利都必须仰赖党的“恩赐”时，任何试图在体制内萌发公民社会、要求政治权利的企图，都必然会在失去经济独立性的软弱中被极权暴政轻易粉碎。

因此，许成钢在本书方法论与核心概念的构建中，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严密的学术分析工具，更向读者明确指出：中共体制绝非什么可以逐渐改良的“中国模式”，它是一个建立在全面剥夺产权与人权基础之上、依靠暴政激励相容条件维持运转的极权主义体制。不从根本上触动其对资源最终控制权的垄断，不彻底颠覆其以暴力和谎言为内核的制度基因，任何关于中国将朝着民主宪政和平演变的幻想，都不过是缺乏社会科学常识的南柯一梦。

2026 年 3 月 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