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枫：回顾709（下）
3. 摧毁身心的酷刑与非人道待遇
在与世隔绝的秘密羁押中，酷刑成为摧毁被捕者意志、逼迫其“认罪”的核心手段。根据多位律师获释后冒着巨大风险披露的证词，他们在押期间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系统性的身心折磨。这些酷刑手段经过精心设计，其目的不仅是制造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为了实现精神上的彻底摧毁。李和平律师亲口描述了他所经历的“地狱一般”的酷刑，其中一种是“拔军姿”，即被迫长时间保持一种固定的痛苦站姿，这导致他出狱后腿部功能严重受损，“感觉好像中间的铁丝断了似的”。他还被长期剥夺睡眠、限制饮食和饮水，并在寒冷的冬日被故意冷冻。谢燕益律师则证实，他曾被强迫每天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10 点，以一个极度痛苦的姿势蹲在小矮凳上，仅 15 天后，双腿便失去知觉，严重影响行动。更为直接的暴力手段也普遍存在，李和平与王全璋律师都曾遭受高压电棍电击，直至当场昏厥。谢阳律师的会见笔录则详细记录了他遭受的“吊吊椅”、不间断的疲劳审讯和暴力殴打。
一种更具隐蔽性和毁灭性的酷刑是强制服药。这并非为了治疗任何疾病，而是作为一种旨在摧毁受害者精神和认知能力的惩罚手段。李和平律师回忆道：“第一恐怖的就是，他让你吃药，灌你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反正第一天就让你吃药，吃很多种药，你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这种对未知药物的恐惧，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折磨。这一手段的毁灭性后果在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律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被关押 500 多天后获释时，他已由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变成了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重度精神病患者。他本人在清醒时曾透露，在看守所期间，他在并无高血压的情况下，被强迫每天服用“降压药”。这种以“治疗”为名、实为化学武器的系统性药物滥用，是“709 案”酷刑手段中最阴险、最残忍的发明之一。
摧毁一个人抵抗意志最有效的方法，往往是攻击其软肋——家人。这种被称为“株连”的策略，在“709 案”中被广泛而系统地运用。活动人士翟岩民后来证实，他之所以同意录制“电视认罪”视频，是因为警方直接威胁要抓捕他的儿子。王宇律师也是在得知当局以其未成年的儿子作为要挟筹码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被迫同意配合官方进行电视表演。这种将家人作为人质的卑劣做法，赤裸裸地暴露了国家机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本质。
4. “电视认罪”：一场公开的羞辱与宣传战
“电视认罪”是“709 事件”中当局采用的一种极具新时代威权特征的宣传工具。在正式的庭审之前，多名核心涉案人员，如周世锋、王宇、翟岩民等人，便已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的镜头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揭露”同伴的“阴谋”，并表达对政府的“忏悔”和“感谢”。这些“认罪”并非真实的忏悔，而是高压酷刑与心理操纵下的产物，是一场场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
这些视频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对个人尊严的彻底践踏。王宇律师后来披露，她在 2016 年 8 月那段著名的“认罪”采访，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排练和修改、直到当局满意为止才最终录制完成的。在视频中，她不仅要按照写好的稿子谴责自己过往的维权行为，还要被迫攻击曾授予她人权奖的“境外势力”，并“感谢”和“赞美”中国司法机关的“文明办案”。这种强迫受害者自我否定、自我羞辱，并转而赞美施暴者的做法，其心理摧残效果远甚于单纯的肉体折磨。
这些经过精心剪辑的视频，通过国家电视台向全国亿万观众播放，其战略目的清晰而恶毒。首先，它旨在实现舆论上的“未审先判”。在任何独立的司法判决做出之前，就通过当事人的“亲口认罪”，在公众心目中将他们“定罪”，彻底摧毁其道德形象和公共信誉。其次，它是一种强力的“杀鸡儆猴”，向所有潜在的异议者和维权人士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任何抵抗都将以公开的羞辱和人格的摧毁告终，以此制造普遍的社会恐惧。最后，它也是一场针对国际社会的宣传战，试图用被告“自愿认罪”的假象，来抵消外界对抓捕行动的批评和对酷刑的指控。
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官方媒体推出的一系列动画、图解等宣传品。例如，一部名为《揭秘“死磕”律师》的动画短片，用漫画的形式将维权律师描绘成一群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恶意炒作、扰乱法庭”的小丑。另一部名为《颜色革命》的视频，则将律师们和平抗议的画面与伊拉克战争、叙利亚难民等充满暴力与混乱的影像剪辑在一起，通过蒙太奇手法，强行建立虚假关联，暗示他们是受西方“敌对势力”操控、企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阴谋家。这种将事实与虚构杂糅，通过煽动性的视听语言进行政治污名化的宣传手法，与物理上的抓捕和酷刑一道，共同构成了对维权律师群体的立体化围剿。
“709 大抓捕”对中国法治进程和公民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持续。然而，在高压之下，一种始料未及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坚韧抵抗也由此催生，并在国际社会的声援下，将这场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战争延续至今。
短期影响：判决、监控与家属行动
经过漫长的秘密羁押和表演式的审判，自 2016 年 8 月起，“709 案”的核心人物陆续被判刑。锋锐所主任周世锋、活动人士胡石根、吴淦均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七年半至八年的重刑。王全璋律师在被强制失踪近三年后，被判处四年半徒刑。李和平律师被判三缓四，谢阳、谢燕益等律师则在“认罪”后被“免于刑事处罚”。
然而，对于那些被判缓刑或刑满获释的人来说，“自由”是一个虚假的词汇。他们进入了一种被称为“非释放的释放”的状态。出狱后的律师及其家人，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他们的家门口被安装摄像头，24 小时有国保人员站岗，出门被跟踪，社交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和频繁干扰。王全璋律师一家在北京，两年内被当局以断水、断电、黑社会骚扰等方式暴力逼迁达 13 次之多，其未成年的儿子也因此无法正常上学。这种无休止的骚扰，旨在将他们彻底边缘化，切断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实现一种“社会性死亡”。
当局对律师及其家属的系统性“株连”惩罚，本意在于通过孤立和恐吓来瓦解其反抗意志。然而，这种做法却事与愿违，催生了“709 事件”中最出人意料、也最鼓舞人心的成果——“709 太太团”的崛起。以李文足（王全璋之妻）、王峭岭（李和平之妻）、原珊珊（谢燕益之妻）、樊丽丽（勾洪国之妻）为代表的家属们，在丈夫被捕、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被迫从原本处于幕后的家庭主妇，转变为站在抗争最前线的、坚韧不拔的行动者。
她们的抗争方式充满了创意与道义的力量。她们发明了“红桶”抗议——在去最高法请愿时，她们人手一个红色塑料桶，上面写着丈夫的名字和“支持你”，既是凳子，也是醒目的抗争符号，以一种乐观坚韧的姿态对抗悲情。在王全璋失踪超过 1000 天后，李文足发起了“千里寻夫”行动，从北京徒步前往天津，试图寻找丈夫的下落，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和平行动引发了广泛关注。2018 年底，为抗议法院对王全璋案久拖不判，李文足、王峭岭等四位妻子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前集体削发，高喊“我们可以无发，你们不能无法！”，这一悲壮而决绝的举动，震撼了海内外舆论。
“709 太太团”的成功之处在于，她们巧妙地重塑了抗争的话语体系。她们将复杂的政治和法律诉求，转化为一种基于家庭、母爱和妻子责任的、具有普世情感共鸣的叙事。一个妻子寻找丈夫、一个母亲为孩子的未来而战，这样的故事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使得官方媒体“境外势力”或“政治颠覆”的污名化宣传显得苍白无力。这种以女性为主体、以家庭为单位、以和平与创意为武器的抗争模式，具有极强的韧性。它不仅有效地维系了国际社会对“709 案”的持续关注，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维权范式，证明了在极权高压之下，最柔软、最人性化的力量，有时反而能成为最难以被压垮和最能引发共鸣的抗争力量。
长期影响：镇压的制度化与国际社会的反应
“709 大抓捕”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对个体的残酷打压，更在于其后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重塑整个法律行业生态、将镇压逻辑制度化的结构性举措。
首先，当局的治理策略实现了从“事件驱动的镇压”向“制度驱动的预防”的根本性转变。如果说 2015 年的大规模抓捕是一场旨在震慑和瓦解现有维权律师网络的“闪电战”，那么其后的系列举措则是为了巩固战果、建立长效管控机制的“制度建设”。2016 年，中国司法部高调修订了《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新规明确要求律师事务所设立党组织并让其参与律所的决策管理，严禁律师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禁止组织联署、声援或在庭外搞“行为艺术”等。这一系列规定，将政治红线深度嵌入到所有律师的日常执业规范之中。
此后，大规模吊销维权律师的执业证成为常态，这使得许多获释律师即便重获人身自由，也面临着生计断绝的困境。如广州律师隋牧青在 2018 年被吊销执照后，生活陷入艰难。2023 年，当局更是出台了新版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通过大幅扩大监管范围和强化律所内部风控要求，将严控逻辑渗透到商业法律服务领域。这些举措的深层目标，是实现从“运动式”镇压向“常态化”管控的转型，通过重塑游戏规则，建立一个在结构上就难以产生独立、敢于挑战公权力的法律专业群体的环境。多个 NGO 在 2023 年联合提出的“709 镇压 2.0 版”概念，正是对这种镇压常态化、制度化趋势的精准概括。
其次，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复合结构，使得北京方面无法完全忽视外部世界的反应。
第一层是来自各国政府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的压力。美国国务院在多个“709”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谴责镇压行动。更为实质性的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举行了多场相关听证会，邀请当事人、家属和专家学者作证，将“709 事件”与中国的宗教自由、网络审查等更广泛的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形成了详尽的公开记录，并以此为基础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建议。加拿大、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的议会，也通过质询、辩论和决议等形式，对“709 事件”及中国人权状况表达了长期关注。
第二层是来自国际法律界的专业同行压力，这在道义上更具说服力。遍布全球的律师协会，如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CCBE）、日本律师联合会、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加拿大律师协会以及纽约市律师协会等，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国际准则。CCBE 在 2015 年 10 月就发布了详尽报告，指出在“709”之前，该组织已就超过 30 名中国律师的权利受侵犯问题向北京发出了 28 封信函，证明对律师的打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这种来自同行的专业批评，将“709 事件”的性质从一个单纯的“中国内政”，提升到了一个关乎全球法治原则和律师职业共同体基本权利的普世性问题。
第三层则是以联合国人权机制为代表的、基于国际法的准司法干预。联合国的多个“特别程序”（包括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等）通过其“来文”程序，持续就“709”相关个案向中国政府发出质询函和紧急呼吁。例如，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审查后，正式认定当局对余文生律师的拘捕构成“任意拘留”，违反了国际法。这些源自联合国的官方意见和函件，将对“709 案”的批评置于《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法律框架之下，为追究责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和道义基础。
结论
“709 大抓捕”无疑是中国自 1989 年以来，对公民社会发动的最沉重、最系统的一次打击。它是一座分水岭，标志着中国威权统治模式的再次升级。它不再满足于对个别异议人士的惩罚，而是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法律与宣传相结合的立体战，对一个业已形成网络、具备社会动员能力的法律专业精英阶层进行定点清除和整体瓦解。通过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系统的酷刑、剥夺正当程序以及公开的“电视认罪”，当局不仅意在摧毁这些律师的肉体和意志，更试图摧毁他们的公共信誉和道德感召力。其后对律师管理制度的系统性修订，更是将镇压逻辑内化为日常的行政管控，试图从根源上杜绝挑战性力量的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709 事件”对中国“依法治国”的承诺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它深刻地揭示了在当前中国的政治语境下，法律的终极角色并非捍卫公民权利的盾牌，而是维护国家权力的利剑。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最严酷的压迫也往往会激发出最坚韧的抵抗。这场镇压意外地催生了以“709 太太团”为代表的、充满柔性与道义力量的抗争模式，她们的出现，不仅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也为高压环境下的公民行动开创了新的范式。同时，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来自国际社会多层次、多渠道的持续关注、记录与施压，使得当局彻底抹去这段历史记忆的企图终将落空。“709”的阴影至今仍笼罩着中国的法治天空，它所留下的创伤远未愈合，但它所激发的抗争与反思，也已成为一份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深刻地嵌入了中国追求自由与法治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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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1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