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推翻中共独裁，终结对民企的“套、养、杀”
目录：
我的成长经历：从大学老师、下海经商到实业救国
习近平打着右灯往左转：口头支持民企，实际严酷打压
中共定位民企是国企的拾遗补缺
孙大午被中共割韭菜：“套、养、杀”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致富？国企垄断了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
陈毅：被迫跳楼自杀的上海民营企业家，是“空降部队
习近平时代大规模用“黑社会罪名”，没收民企全部财产
亲身见证民企被迫害：张总家破人亡
唯有推翻中共独裁体制，才能终结对民企无止境的盘剥、诋毁、防范、收割
一、我的成长经历：从大学老师、下海经商到实业救国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首先我感谢大中国审判第 38 期对我的邀请，也感谢盛雪女士和各位同道坚持大中国审判这样的一个节目，非常荣幸。
其次，我也感到抱歉，因为今天一直有事情，没有能够按时上线，也觉得非常过意不去。
从我个人来讲，刚才我的经历主持人已经做了简介。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企业界人士。我是在兰州大学读历史专业，当时兰州大学以苏联史研究见长。我们研究的是苏联史，各位要分清楚俄国史和苏联史。俄国史是指现在俄罗斯的历史，而苏联史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一段，从列宁十月革命 1917 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苏联的解体，这段时间称为苏联史。
大学毕业后，我在青海民族大学教了五年中共党史。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中国作为苏联的“儿子”、子公司，或者说“儿皇帝”，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刻的伤害和影响。
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成长环境中，从小家里就告诫我们，因为有亲戚是右派，家里人反复讲，不要参与政治，要踏踏实实读书，不要写文章，不要说话，尤其不要写日记。我一直信奉远离政治，这是第一。第二是专业至上。
我是 1980 年代开始读大学的，那时已经讲究“以专为主”，而不是 1949 年以后“以红为主”，后来是“又红又专”。到 1980 年代邓小平改革后，更强调“专在前、红在后”。我一直信奉五四时代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从科学延伸出“实业救国”。
我始终信奉实业救国。当我当老师时，我非常喜欢这个职业。有时我想，如果下辈子能选择，我还愿意当老师。面对一双双年轻的眼睛看着你，你就愿意尽全力为他们解惑答疑。
后来机缘巧合，我下海经商。因为信奉实业救国，我走上经商的道路。在经商过程中，我发现中共统治下的社会非常黑暗。
中共的黑暗，我在学苏联史时已从斯大林的大清洗、苏联的血腥历史到中共的历史中清楚了解。但经历改革开放后，我们以为中国国家一天天在变好，腐败在减少。但经商的现实比书本上读到的更黑暗。
我不知道今天的听众中有多少是民营企业主。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首先是苛捐杂税，民营企业面临各种税费，罚款很多。民营企业就是各级政府砧板上的肉，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
二、习近平打着右灯往左转：口头支持民企，实际严酷打压
我是亲历者，有深刻的感受。尤其在习近平时代，对民营企业的打压比以往更严重。在邓小平时代，提出要发展经济；在胡温时期，一度对党的领导有所放松，讲究“放宽搞活”，搞活经济。对民营企业来说，也相对宽松一些。
但是到了习近平执政以来，自 2012 年上任之后，所有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基本上都收回去了。虽然他每天都在说要发展民营企业、要改革开放，实际上习近平是打着右灯往左转。他说得很好，做的却完全是两回事，是两张皮。
习近平开了很多次民营企业座谈会，我记得前年他就开了两次，包括最近前天又开了一个民营企业座谈会，也出台了所有能出台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真正能够落实、能够惠及民营企业的，几乎没有。
三、中共定位民企是国企的拾遗补缺
民营企业从中共 1949 年建立政权以来，从思想意识上就不被信任。共产党认为它执政的经济基础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术语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谓经济基础，一定是国营企业。中共执政的基础就是国营企业。那么民营企业的定位是什么？是对国营企业的拾遗补缺。国营企业是大餐，你民营企业就是填牙缝。这是它对民营企业的基本定位。
如果共产党要执政，就一定不会放弃国营企业，因为那是它执政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就在前天，国资委又增加了一个央企。国有企业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央企，也就是中央级国企。央企曾经有很多，现在减少到 98 家，而从前天开始又增加了一家，现在是 99 家。
这 99 家央企垄断了所有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从航空、石油、天然气、火车、铁路，一直到烟草、粮食。除了央企之外，还有各省的国企，比如国资委旗下的企业，以及各省的投资信贷平台，包括央企的二级公司、分公司、子公司。
我看到一个数据，国企和央企加起来将近有 20 多万家。这些大大小小的央企，垄断了市场，垄断了资源。而它们最大的功能，就是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
翻过来讲，中共对民营企业一直是打压。打压的方式表现为：民营企业首先是砧板上的肉。你的定位，就是国营企业顾不到的地方由你来补。小微企业就是为国营企业弥补空缺。这是它的第一点定位。
第二，这种定位决定了它不允许你做大。你一旦做大，就和国营企业竞争。你和它竞争的，不只是经济利益，而且争抢人心。所以所有的民营企业只要做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过来收割。
四、孙大午被中共割韭菜：“套、养、杀”
比如孙大午，就是非常典型的案子。我在北京时，我们都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民营企业研究会的理事，有好几次一起吃饭，探讨民营企业的问题。
当时我劝他赶快走。我是 2018 年逃出来的，大概是 2017 年的时候我们还见过一次面，在天则所。我对他说：“赶快走吧，至少把企业一半分出去。”他是做农业的。他说：“我没办法走。我热爱这个国家，我把土地带不走，我那些企业那么多、几万人也带不走。”
他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也没漏税，还做了很多慈善。他很坦荡地认为不会出事，因为没有违法、没有给公检法留下把柄。他说：“你先走。”他说：“我们在当地也是好企业，连我们的教会都被评为先进教会。”
后来我逃到美国，他们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一年多，没有查出我们漏税，也没有查出我们受贿。
孙大午先生跟我说这番话的前提，是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改变。但他和我的差别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是什么。他以为国家再怎么也不能不讲理，他以为只要自己没做亏心事就不会出事。
但我是学苏共党史、教中共党史的，我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中共、朝鲜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本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我正是基于对共产党国家深刻的认知，加上当时我做“送饭党”和其他一些地下活动被暴露，所以才连夜跑了出来。
即便如此，大午出事以后，我感到非常心痛。这说明什么？不论是不是孙大午，任何一个企业，比如马云，马云已经顺服到那种程度了，张口闭口都是习近平、习主席，但仍然会被禁止蚂蚁金服上市。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民营企业只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填边补缝，不能强大到足以威胁政权的程度。如果你威胁到统治，就必须被干掉。
如今在中国生活，所有重要的资源都被政府控制。比如最近杭州的自来水事件，我们的水、电、电网、发电系统，以及通讯手机服务，可以说生活所需的一切都掌握在国企手中。
因为国企垄断，它不仅妨碍社会进步，还能随意涨价，完全不受制约。这正是国企最大的罪恶之一：它们随意涨价，推高中国人的生活成本。
五、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致富？国企垄断了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致富？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花钱？因为水、电、暖气等都很贵。贵的原因在于，国企想涨价就涨价。它们赚了你的钱，用来维持政府开支。
国营企业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大家听明白了吗？人家是“长子”，是国家的根基。而民营企业从来没有在法律地位、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上被平等对待。从骨子里，中共就没把民营企业当作平等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习近平对民营企业迫害格外突出的根源。他把胡温时期相对宽松的一些政策全部收回，号称“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但国营企业其实既做不大也做不强。
所谓“做大”，不过是垄断。中国有十四亿人口，你垄断当然“做大”了。比如“两桶油”，全球油价在跌，它们还在涨价。因为你不买它的油，生活就过不去。
中国人生活的艰辛，尤其是企业的高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企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这些高成本最终由普通民众承担。
国企和央企，作为政府的代理和收割机器，是造成中国人生活苦难的直接推手。
在习近平任内，我以上所说是对国企、央企对中国社会影响与伤害的整体概括，以及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根本定位。
因此，民营企业不要天真地认为，习近平开个座谈会、出台一项新政策，就意味着政策转向或民营企业被重视。事实恰恰相反。
他们对民营企业的模式是“套、养、杀”：先给点政策支持，让你壮大；再把你圈住，圈门打狗；最后收割你的企业，没收你的财产。
当然，如果你只是籍籍无名的小企业，片警、公安可能来敲诈一点，小打小闹，只要不威胁执政，他们也不会太管。
国营企业因为体制僵硬、服务差，实际上并不能统治整个经济生活。所以中国社会的经济部分仍需靠民营经济来支撑。
六、陈毅：被迫跳楼自杀的上海民营企业家，是“空降部队”
谈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迫害之前，我们必须先深刻认识中共及所有共产党对民营经济的认知与定位，特别是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这是首要前提。
其次，才是探讨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困境。我想先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讲到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的迫害，最早要从 1956 年的公私合营开始。更早是在陈毅，也就是 1948 年、1949 年“解放”上海的时候。当时他们通过罗织罪名打压民营企业，比如陈毅说抗美援朝期间，某企业给军队提供的棉衣偷税漏税，棉花分量不够，于是大肆逮捕、拘禁企业主，施以酷刑，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当时在上海跳楼自杀。
陈毅就是共产党血腥统治的代表人物。他甚至调侃这些跳楼自杀的人，说是“空军”或“空投”（补充：被陈讽刺为“空降部队“），每天在上海都有工商业者自杀（补充：上海仅仅在 1952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 876 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 10 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有人跳江而死，找不到尸体，家属还会受到迫害，说人没死是“叛逃”。所以后来上海商人选择跳楼，以便让尸体留下证据，避免家人受牵连。
对上海工商业者的剥削和摧残，以陈毅为首，是一场系统性的盘剥。最后把人的资产全部没收。一开始说公私合营，比如北京同仁堂，几年后说不行，全都收归国有。一开始承诺“定息定本”，后来也全都撕毁。到文革时，连他们的后代都遭到迫害。
七、习近平时代大规模用“黑社会罪名”，没收民企全部财产
邓小平改革时期，对民营企业给予一点宽松，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但即便如此，也常常发起各种整顿运动。隔一段时间整顿一次，隔一段时间又抓几个典型案件来威慑民营企业。
习近平时代这种迫害尤其严重。我们周围很多省份，特别是西北一些落后地区，有些民营企业主稍微有点钱，就会被抓起来。抓起来以后贴告示，公开征集“犯罪线索”。先抓人，再找罪名，贴告示征集“犯罪事实”。
这些“匿名举报”，真伪不明，不知道是真的是群众举报，还是官方自己编造。然后企业主就被定性为“黑社会”，再以“涉黑”为名没收全部财产。
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家的司法迫害，有一个典型特征：把普通的民事纠纷往刑事方向引导。因为刑事案件的处罚更重。然后刑事案件再往“黑社会“上面套，一旦定性为“涉黑”，就可以没收财产。
很多原本简单的民事纠纷，最后都被扭曲为“黑社会案件”，再据此将其财产全部掠夺。
这种做法在习近平时代蔓延全国。包括“远洋捕捞”行业，现在也在遭遇类似情况。
可以说，习近平时代对民营企业的摧残，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国范围普遍存在的。
一方面是范围广泛，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案例。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很多人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迫害，连声音都传不出来。
在谈习近平迫害民营企业之前，我特别想提一下薄熙来对民营企业的迫害。大家都知道，薄熙来的公子后来逃到美国，现在在加拿大，但他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民主社会的生命力，以及民主制度对人尊严的保护。
他还为他的父亲鸣不平，他觉得他的父亲是为国家坐牢、为国家付出、为国家牺牲。我觉得非常荒诞。他在海外这么多年，书是怎么读的？
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扫黄打黑，相当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说白了，就是通过酷吏王立军。如果你是民营企业，不听话，不上供，或者我看中了你这块地，想把它收回来，就给你编个罪名把你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你的财产最后就都不翼而飞了。
所以在薄熙来重庆主政的时候，我看到过有报道（今天没找到具体数据），大概有几百亿的民营企业资产，就是通过王立军扫黄打黑的名义被没收了。后来王立军和薄熙来下台以后，按理说应该给这些民营企业家平反，平反之后应该退钱。有的虽然平反了但没退钱，有的因为不敢退钱也不敢平反。
八、亲身见证民企被迫害：张总家破人亡
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的迫害令人发指。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讲一下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大家知道我在青海经营宾馆，在北京经营文化公司。我在青海经营的宾馆是个四星级宾馆，是一个度假村，楼又矮又胖，地下室很大。我们把地下室租给了一个东北人，他们做桑拿。老总姓张，长得不像东北人，倒像南方人，又瘦又矮。我们想象中的东北人应该是高高壮壮的，他却瘦小精干。
他们是三个人合伙经营桑拿。其中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和公检法、当地片警打交道。三个人中专设一个股份给他，他每天晚上就拿着钱去“公关”。这个人是个大胡子，分完钱之后就拿钱给当地的公检法等相关部门。
他们的桑拿据说有一些灰色甚至色情的内容，但生意特别好。最好的时候，一晚上能赚十几万。他们也确实挣了不少钱。
后来有一天，那个老总跟我说，他们三人已经分手。张总因为是和我们签合同的人，所以我们比较熟。他是个特别会说话的人，说话之前先张口笑，让人觉得很好相处。他走了，说分了钱后打算单干。我听说他去了陕西宝鸡发展。
过了一两年，突然有一天，那两个合伙人中的另一个来找我，说“赶紧捞人，张总不行了”。我很震惊，说“张总不是才走一年多了（怎么就不行了，要死了），走的时候还分了很多钱，挺高兴的。”他就告诉我情况：
张总去了陕西宝鸡，包下一栋楼，装修得很好，搞桑拿搞按摩，复制了在青海的模式。他找了当地派出所的一个警察局局长，让他入股，每天晚上分红。张总自认有“职业道德”，觉得我分你钱，你就该替我摆平事儿，自己不再参与运作，全身心搞经营。
据说那家店也有一些情色内容，生意也很好。
失败的关键在于他这个合伙人，也就是那个分局的局长。这个局长是个非常吝啬而且目中无人的人。他拿了钱，却一分钱都不往下分。上面不分给上级，下面不给小片警。自己一个人全吞了。
结果一方面张总的生意兴隆，另一方面当地的警察这些都是吃吃拿卡要、习惯成风的人。他们一分钱没拿到，所以在骚扰的时候，张总觉得自己有后台，可能对他们也不是很友好。结果，他们就联合起来把张总查封了。
查封了以后，张总就被指控为黑社会、贩毒等等一大堆罪名，然后就被关进了监狱。那个时候，他那个警察局长也不敢为他保他。张总是农村出身，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好像还有一个新婚妻子，怀了孕还没生孩子。
张总本人又瘦又小，在监狱里人家觉得他可能有钱，反正就在监狱里头受到虐待。等我们这边知道、去救他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后来安总跟我讲，说张总快不行了，让我们赶紧找人捞人。我非常震惊，过了几天就说张总走了，死在狱中。他的新夫人一看，就把孩子做掉了。他家里农村的老父亲，就这一个儿子，也郁郁而终。张总是家破人亡，后继无人，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圈子里一提到张总，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我后来知道事情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张总和他们三个人经营桑拿，赚了很多钱。这里头有一些灰色、不合法的地方，但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和城市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工作起来特别卖命，没日没夜地工作，特别能吃苦。对员工非常苛刻，非常刻薄，对自己也很刻薄。
他们对自己从来都不舍得花一点钱。你看他挣了那么多钱，他不舍得花钱。你从来没见过他穿过一套像样的西装。每次请吃饭的时候，他都要去餐厅吃饭，但还要带瓶酒过去。他都不愿意在餐厅多花二十块钱买一瓶酒。他们对生活就是非常节俭，日夜无休地工作，对员工苛刻，对自己也苛刻。
他们唯独对共产党的官员不苛刻。结果就是这样。张总对共产党官员——我告诉你，来个官员，他恨不得巴结到眼睛都出花。他仍然是这么悲惨的命运。
所以张总这个事情对我震动非常之大。我到现在都觉得我们民营企业家都要记住这件事。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会对中共有这种仇恨，或者说我们推动中国民主的这种力量，其实是从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的。张总这个案子经常在我眼前转。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激励。
人，民营企业家，不论你是孙大午一样，家产千亿；也不论你像马云一样，影响全世界，但你的蚂蚁金服第二天要上市，第一天就被叫停；还是像张总这样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把那点收入恨不得都省着花——他对每一个官员都视为上帝一样去供奉，他仍然摆脱不了这个命运。
九、唯有推翻中共独裁体制，才能终结对民企无止境的盘剥、诋毁、防范、收割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要改。这个国家对老百姓的盘剥是无止境的，对民营企业的盘剥也是无止境的。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出来的民营企业家，大家都在探讨，怎么样更好地推动和保护我们民营企业的利益。其实民营企业的利益，包括我自己的企业利益，都受到了极大的、莫大的伤害。
可以说所有的民营企业，每个人都有这种被伤害的经历，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民营企业爱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就是共产党各级官员的砧板上的肉。所有的敲诈勒索，都是冲着民营企业去的。他也不敢冲着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也不会去给这些官员好处。所有的敲诈勒索，都是对民营企业。
因为他也不敢冲着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也不会去给他们这些官员好处。所有的敲诈勒索都是针对民营企业。
各位想想，我们在美国为什么没看到有行贿的？你不需要。那你反过来想想，我们在中国，我闲得慌要去行贿他吗？都是被逼无奈。
但是因为中国政府控制着媒体，就把商人这些辛劳商人——有没有不守法的？有没有更多方面的不完善和不完美的地方？有。但是商人的职业就是要产生利益，这种利益也是给社会创造价值。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些媒体并没有宣传商人白手起家的奋斗精神，反而全都是各种对民营企业家的诋毁。造成了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很差。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造成刻意挑拨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与雇员之间的对立关系，比如鼓励雇员去举报。所以就使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角色非常扭曲。
你在美国看到比尔·盖茨，看到所有这些美国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他们可能就在地下室盖一个小厂房，成立一个小公司，最后就上市了。美国的媒体宣传的是这样的奋斗精神。他没有刻意去扭曲和诋毁一个阶层，也没有去刻意保护某个阶层。他是一个公平的状态。
但中国的媒体被共产党把握，他会诋毁所有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他是系统的、蓄意的，诋毁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和社会声誉。然后他来挑拨民营企业和各界的关系。
因为企业家的力量是强大的。企业家能够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他们和社会、和资源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的盘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对民营企业家整个群体的诋毁和防范，是一致的。
这也是我特别想讲这个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的原因。
我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2025 年 7 月 30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