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坦克压断双腿，方政36年后回顾六四屠杀 ——在大中国审判推特空间的演讲

哎，大家好。刚才一直在听，听到了洪宽兄还有盛雪说的这些话，尤其盛雪的那一片溢美之词，我有点不太好承受。这是这样，不过确实是马上又到六四了，于是到这个时候确实很多结合我个人的这些经历，多多少少各种场合或者说到我的这些故事都难免会再提起。尽管 36 年了，依然要提。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中共这个政权还是不让人提。

在中共全面封锁六四，把六四作为一个敏感词、禁言，包括刚才前面那位主持人女士讲的那些我都非常赞同。这个六四真正的屠杀和镇压并没有结束，因为一天不公开真相，一天没有得到澄清，我们这些当事人、这些亲历者还更不能沉默。这就是我觉得刚才洪宽说怕我心情起伏、激动，这个倒不一定有，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该回忆的、该面对的，这些不敢忘记，就是我们每年六四纪念的一个题目：“从未忘记，永不放弃”。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持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说对于真相我们要坚守。

在这一点上，毫不夸张地说，刚才盛雪说什么英雄、壮举，这个其实都谈不上。在那个危机关头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其实很多人我相信都可以做到，这个并不难。有的时候我想，对我来说，更难的其实是六四伤残之后所面对的，尤其在国内的那段时期。我是 09 年才离开中国到美国的，在 09 年之前国内的这 20 年，其实之后面对中国政府的难度，我想是大于在长安街上、在六部口那一个本能的瞬间。尽管我失去了很多，但是有一点我经常感到欣慰的是，我帮助的那个女同学，她得救了，她安全了。

后来虽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故事盛雪和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就是她不承认。这背后也是有中共的压力、中共的影子或者中共的授意在里面。当然也有人性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外界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在先，才能激发人性中的这些弱点或者不光彩的一面。倘若没有这个政权的邪恶在先，我相信我救的这个学妹不会这样。当然，我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等等都很清楚，但这么多年我并没有把她的真实情况诉诸于外。我觉得没必要对她个人有太多的道德压力或者审判。这些恶首先要归结于这个政权的邪恶。

当时六四镇压之后，面临着大规模的所谓清查、清理这种“双清”工作，就是镇压之后的镇压，那片肃杀之气弥漫在各个地方。像她这样参与过的，从一开始的态度，比如我在医院里，她刚获救的第二天，从北京市民家里被拉到医院。因为当时她也昏迷了，坦克来之前其实有个细节，就是坦克发射了毒气弹。这个我要跟大家确认，确实是毒气弹，并不是大家认为的什么瓦斯之类的。这是含氯气成分的毒气弹，后来很多人在医院里因为毒气被抢救，甚至至少有一例是因为毒气窒息而死亡的。就在六部口，就在我们被坦克压的同时，除了坦克压死的这一批人之外，至少还有一例是毒气窒息而死。所以坦克在冲杀之前释放了毒气弹。

包括我本人，在医院里长达一个星期，苏醒之后在治疗腿上的残肢的同时，肺部排出黄绿色的痰液，这种排毒至少持续了一个星期。她苏醒之后，从老百姓家里到医院找到我，刚开始她还是能够很正确地面对，随后受到中共政权各方面的压力，她改变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我救的这个学妹，大家不需要对她个人有太多的道德谴责。我认为这是中共政权邪恶的一个延续，这也是镇压在各个方面的体现。

刚才洪宽兄讲得非常好，六四屠杀的界定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的。昨天盛雪跟我联系提到“大中国审判”，我不是太清楚具体内容，但既然涉及到“大中国审判”，那就必然有很多法律的问题。

那咱们今天我也不是法学方面的专家，那留待一些法律专业人士去界定到底这个政权，这个政权的继任者、当政者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就有法律上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我也高度同意前面一位女士说的，就是我们的话题什么时候结束的？广义上从我来说，这个肯定是没有结束。至今这种屠杀，或者说这种镇压吧，我们不说屠杀了，那种屠杀跟当时六四，或者 6 月 3 日晚上那种枪声、坦克、子弹的屠杀可能不一样，但是这种镇压其实也是一种屠杀，是对自由的屠杀，对人性，甚至对生命的屠杀。因为很多人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我们知道陆陆续续依然有人因为六四，因为谈论六四、宣传六四、寻找六四真相等等，被中国政府各种各样残酷的迫害和镇压。这种情况没有中断过。

这个事实，我想咱们这个听众圈里不会有人质疑。至于追究习近平的责任，他肯定是有责任的。他既然继承了中共的政权，成了中共的党魁，继承了中共的权力，那这个责任也必须由他来承担。

我记得从六四之后，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因为我也是天安门母亲受害者家属群体中的一员，代表伤残人士——一直坚持“真相、赔偿、问责”这三点要求。这些责任，其实都在中共政权，都是需要给出答案的。无论是在民间的审判，还是未来中国转型之后对政权的审判中，我们的宗旨一直没有放弃。

我想天安门母亲群体，尽管老一代有的过世了，有的很老了，但新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依然延续着。我记得我们前两天还联系，每年六四纪念时我们还会播放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个录音。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在“真相、赔偿、问责”这三点基本诉求上，一直没有放弃，也没有改变。

这个问责，问到谁的责任？谁当政，谁是中共政权的继任者，那账就要算在这个残暴政权身上。继任者、党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人代表”，这个法人要来还账，我们要问责，也要问责到他头上。

我作为一个受害者，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我也不会放弃。我很早以前在“中国人权”有过证词，我们曾经对当时所谓的屠夫李鹏、邓小平发起过起诉。当然不一定能成功，但确实是有过这方面的议案，我们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当然他们死了，但这个个人的责任并不能完全随着死亡而消失。在道义上，也要有一个追授，要有一个追责。

继任者是习近平，有朝一日只要有机会，我作为受害者，首先我自己就不会放弃对他的问责。这个责任必须存在。“真相、赔偿、问责”这三点的基本要求，我想我和所有六四受害者、受难者家属群体，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这也是希望没有经历过六四的年轻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个民间共识。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六四镇压这一环节中的问责，是不能缺失的。

这也是转型正义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认为，其他的，基于我受伤的一些具体细节等等，我就不想多讲了。只是讲一讲，经常有人问我，很难忘的是什么。

我经常会谈到我六四受伤的经历。很多很难忘、感人的，其实是在医院。当时我受伤之后被送到北京的积水潭医院，可能北京人都知道，积水潭医院是个很大的医院，虽然离六部口有一定距离，但它的烧伤科、骨伤、骨外科非常棒。

在这个医院中，有几个小片段让我记忆犹新，今天也难得有机会，就讲一讲。

第一个片段，就是我苏醒的时候。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苏醒的，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在 4 号上午，盛雪说得没错，是 4 号上午 6 点左右，在六部口遭遇了从广场方向，也就是从东向西方向坦克的追杀。我的受伤时间大概是 6 月 4 号上午 6 点多一点。

我苏醒的时间，应该是 5 号上午。正好是著名的“坦克人”——王维林挡坦克那个画面被拍下来的时间。那个事件的时间是 5 号上午 9 点到 10 点。也就是说，我刚刚苏醒的时间正好与那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重叠。

那我记忆中苏醒的时候，我是躺在地下。为什么躺在地下呢？因为当时 3 号的晚上伤员非常多，北京所有的医院几乎都爆满了。我们这种很重的伤员到了积水潭医院，尽管这么大，其实也没有床位，一片混乱。

我记得后来医生告诉我为什么躺地下。我当时一睁眼的感觉是一种失控、失真的虚幻感。周围站着一圈医护人员，白衣白大褂。因为我躺在地下，他们站在身边，就显得特别高。那种幻觉就像从深渊底下、从井里看天的感觉，旁边一圈人围着你，特别失真。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迷迷糊糊的，仿佛是一群天使，本来他们就是白衣天使，围绕在你身边。这个印象我特别深刻。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显得那么高，有那种从高处俯瞰的感觉，因为我是躺在地下，是在积水潭医院四楼一个会议室的地板上。当时会议室的地上躺满了各种伤员。从这一个方面也能反映出六四镇压中伤亡人数非常之多。至今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真相之一。

刚才洪宽兄也提到了“真相之争”。真相太多，需要追查、需要官方透露的真相太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具体的伤亡人数。这个至今是个谜。我们曾经有一些同道试图在国内去了解这些真相，就被判刑、抓捕。李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判了 9 年。他当时就是为了搜寻这些东西。

其实还有其他人在做类似的事情，也一样被抓过。这是我记忆中比较难忘的一个片段，是刚苏醒时的一个感觉。

还有一个很难忘的，就是大约在 6 月 8 号还是 9 号，我记不太清了。那时候我虽然已经苏醒了，但情况刚刚稳定。有一天，医生和护士非常紧张地说：“戒严部队要到医院来抓学生，我们要保护你，要把你赶快带走。”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要把我藏起来。

藏哪呢？他们推着病床，因为病床是可以移动的，而我当时还躺着、不能动，就把我藏到电梯最底下一层。那是一种类似配电房或者电梯间的小地方，是医院的工作空间。他们把我锁在里面，说：“你别出来，我们把你锁里面，等戒严部队走了、安全了再放你出来。”

隔了一阵子，他们放我出来说：“虚惊一场，是传言。”并不是戒严部队到医院来搜查学生。只是当时有这个传言，因为大家都认为戒严部队比较凶残，到处抓人。其实当天并没有戒严部队到医院，来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的人，到医院做笔录，对所有的伤者或在医院留置的、与六四镇压相关的人做问询。

因为他们认为北京市公安局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公安。在当时老百姓眼里，比戒严部队要温和一点，相对安全。他们说：“没事，我们医院的领导和保卫科会陪你一道接受西城区的问询。”

在我记忆中，他们后来把我从电梯间又推出来，送到一个办公室。当时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两个警员，给我做了问讯笔录，并按了指纹。

所以刚才洪宽兄讲得非常对，官方的记录应该是有的，至少是有很多东西。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就能证明，6 月 8 号，大概是 8 号还是 9 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就在医院里对我进行过问讯笔录。问我怎么受伤的等等，这其实就是我第一次回忆受伤经过，是向谁陈述的？是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警员陈述的。

他们是有笔录的。我相信有朝一日，只要解禁了、档案公开，这就是真相中的一部分。

这是我在积水潭医院经历的一个难忘片段之一。

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在苏醒之后又陷入高烧昏迷。为什么？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医院人满为患，所有医院里的手术器材、血浆等等都已经用光了。我们是 4 号上午来的，其实绝大多数的伤亡是发生在 4 号凌晨以后，大概是 6 月 3 号晚上 11 点以后到 6 月 4 号早晨四五点之间，这五六个小时是伤亡最集中的。

等我 6 点多钟辗转到了积水潭医院，据说血浆也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又一次陷入危险。医生组织人给我献血，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还有一些护士告诉我：“我们给你献血了，又给你输了多少多少。”我因此又缓过来了。

所以我说，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我们会——当然现在看来这个机会越来越小了，时间也久了——我们以前经常想，如果能够对北京当时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做一个比较全面、深度的调查和走访，那也能了解六四镇压的很多真相。其实在北京医院中是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的。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几个小的点滴、感人的一面。北京市民当时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到这，我也要说，其实在伤亡群体当中，北京市民的伤亡远远大于学生。

我们在医院中有体会，比如在医院受伤的，按比例来说，绝大多数伤员中学生并不多，北京的学生更少。我在积水潭医院的时候，伤残的除了我，还有一个人大附小还是附中的小孩，一个家属，另外是几个外籍（中国外省来北京声援的）来大学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市民是第一伤亡群体。第二是外地来京的大学生，然后才是我们这些本地在北京上学的学生，也就是比例最少的。

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在天安门母亲搜寻的——洪宽兄应该很清楚——我们天安门母亲目前竭尽全力搜索到的 204 位伤残者名单当中，虽然北京市民是主要的，但在学生中，外地大学生几乎没有。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谜。讲到这，我又想起一个小故事。大概一个多星期前，因为快到六四了，我偶然的机会在湾区（旧金山湾区）遇到一位女士，姓岳。她在聊天中告诉我：“我一个表哥当年是武汉大学的，六四的时候也在广场，最后失踪了。”

失踪大概隔了一个多月，是 7 月份。他们家是吉林人。学校告诉他们找不到人，后来又告诉说在长江边溺水了。叫家属去认领，家属到了以后发现面目全非，根本认不出是谁。学校就告诉他说：“人已经好不容易打捞上来了，隔了一个多月了，反正你也不知道是谁，总之就这么着了。”就烧了，就领回去了。

像这种失踪的——她说她表哥叫李小明，我记住了，我准备去武汉大学查查，大约是 87 级或者 86 级的。

后来她家人就按意外死亡处理了。但其实很有可能他是在北京六四镇压中作为外地大学生受伤或者死亡的。这类事例其实很多。

大家知道六四镇压之后，陈希同有个内部报告，当中提到了大约有 5000 多名所谓失踪人员。但此后并没有对这些所谓的失踪人员进一步澄清。一般来说失踪多长时间以后才算失踪？有没有后来找到了？最终确定了多少？

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多星期前偶然遇到的。在湾区（旧金山湾区）搞六四纪念图片展时，无意中遇到的一个人。她跟我讲：“我表哥比我大两岁。”这位女士是 1970 年生的，她的表哥大概是 68 年或者 69 年生的。当年也去了广场，后来就没了，失踪了。

我问：“那你姑姑他们后来没去继续问吗？”她说：“他们后来去找了，但武汉大学说最后是在长江边溺水，但也没看到人。”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处理成一个意外死亡。

我说：“那这个大概率是有可能在北京六四镇压中死亡的。”

而这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是我们还没有找到的，或者时间太久远了。

这是讲到一个题外话了。就像这种情况，我也希望能利用各种空间、平台或者渠道，让人们去追忆、去拼凑，看看家里有没有人与六四的伤亡、屠杀有关的案例。希望他们能够尽量地说出来。

尽管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在中国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其实让人有一种很悲哀的感觉。讲到这，我又有另外一种悲哀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六部口受伤的很多人，大家知道在海外好像只有我是一个所谓的“见证人”，活的见证。其实我还知道有（六）个受伤的人也在海外，来美国比我早很多年，但他们选择了沉默，没有把他们的遭遇告诉大家。

其实我在九十年代就跟其中一位见过面。1994 年我还在北京见过他，1995 年他出国来到美国，在密歇根，后来还读了博士，现在在德州奥斯汀。我们私下见过面，包括周锋锁、从德（封从德），我们都曾劝他说：“你也应该把你的经历说出来。”但他有种种理由，就是不愿意说。

这让我特别感到一种心里的悲凉。受害者本人，甚至不用说家属，仅仅是本人，现在都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放弃，连放弃都谈不上，是选择了遗忘。他们不愿意说。

有一年我记得，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后来又联系上他，我还请他到湾区来过。我一直动员他：“你看你坐在旁边的那个室友，是当场被碾压得面目全非，你自己受那么重的伤，至今你的骨盆是被撞碎的，做过手术，现在还没完全好，还因为感染导致终身不育，后来又回中国去领养了小孩。你的伤残其实很严重。”

虽然他外表看不太出来，但他在医院躺了将近一年。我说：“你有这么大的遭遇，你为什么沉默？人们为什么觉得六四镇压中没有那么多人受害？是因为我们说的人太少了。”

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中共政权的巨大压力，其实每个人只要多一点点勇气，就可以突破。我说：“我在国内这么多年都没有在这种压力下选择沉默，你也可以做到。”但他后来也表达了很多无奈。

他说他写过一个承诺，是为了在 1995 年办护照出国。他写了一个承诺，说自己不是被坦克压的。当年在学校时，官方给我巨大的压力，要我否认自己是被坦克碾压。他们说：“你只要不说是坦克压的，其他一切都好办。”有很多条件交换，有压力，也有利诱。

但我觉得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为人，作为个体，不能放弃。我一直坚持说，我就是被坦克压的。官方在最后清查过程中也对我说：“你只要说不是坦克，是普通军车就行。”因为他们知道罪责是什么。他们更害怕真相，更害怕人们去了解真相。

他们为什么让我不说是坦克，而说是普通军车？因为他们知道，坦克是战场上的进攻性武器，大白天在长安街上从身后追杀学生，这种罪责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际场合下都是没办法脱罪的。

坦克不可能误伤，它不像子弹那样“不长眼”。一个坦克里不仅有驾驶员，还有瞭望员，至少有四五个人，是一个集体，一个作战小组。不可能误伤，只能是有意冲杀、有意追杀。

这种罪责永远不能洗脱，这也是我们这些受害者坚持追责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六部口惨案。当然还有其他人了。所以这就是我后来对另一个受害者的看法。当然，国内的我就不说了，国内我也认识好几个，他们也选择了沉默。这换来的是，比如说在某个大学被安排了很好的工作，甚至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当了什么学生处处长等等，这些我都知道。这没办法，是个人的选择，我们无可奈何。包括那个在海外，1995 年后来到了美国，还拿了博士，但他依然选择沉默。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还要回国，号称是看父母，后来又从国内收养了一个孩子，还要带着孩子回国，这是他对我们的解释；另一个是他内心有一个沉重的结，就是当年他写过一个类似于“悔过书”的东西。他认为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他说：“我已经否认了我自己。”

当年为了拿护照，为了顺利毕业、拿硕士毕业证，因为没有硕士毕业证就无法申请美国的学校，他在 1995 年那时候曾跟我说过这事，他写了那个“承诺”。在这一点上，我也经常鼓励他。我说：“在强权压迫下你的软弱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么多年了，你可以把这个包袱丢掉。”

但没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不知道今年，我还能不能做些努力。希望他能在某一年的六四纪念中，能够公开说出自己的经历。不要总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六部口惨案。实际上，伤亡者人数是众多的，目击者也有很多人，但很遗憾，说的人并不多。

这也就是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我们说“不能忘记、不能放弃”，那我们自己要坚定地做到。

好了，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了。如果有什么想问我的，或者想跟我交流的，可以直接提问，我一直在线上。我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谢谢大家。

回答问题：刘栋玲提问：如何判断中共镇压前兆？

这个其实从四二六社论就已经是一个杀气腾腾的预兆了。而且在这之后，邓小平就秘密地去调兵，包括戒严。他的一步一步，其实从邓小平——后来很多史实的解密也显示出来——从四二六社论，甚至更早，就已经定下心要用武力镇压的方式解决六四这场所谓的“风波”。

现在好像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很多研究六四问题的史学界学者都认同这一点。所以说预兆，其实四二六社论就是最早的一个预兆。

比如说在 2 号（6 月 2 号），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照片，是很多学生据说从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上搜出一些军用物资，包括一些枪。我们站在车顶上，向民众展示：“军队要进来了！”其实那些都是中共用的一些伎俩。我认为那是一个计谋。

当时他们在 2 号就非常想激化矛盾、形成冲突。中共要给自己的镇压找到一个借口，尽管他们已经铁了心要镇压，但还是要在明面上找点说辞。

在 2 号，在人民大会堂西门那一带，市民与军队之间发生围堵，互相扔石头。当兵的被砸得满头是血，老百姓也有被砸的，不过老百姓砸得可能少一些，因为军队集中，他们砸下去威力也大。

我当时在现场，和清华等几个学校的纠察队成员一起在维持秩序，劝说双方——市民和军队——不要冲突。

另外，在长安街上，纠察队拦下一辆车，从里面搜出军刀和枪。我记得有一个照片，后来在通报报告中就说，有武器流散到民间，所以军队要镇压。

其实那个枪是中共有意识泄露出来的，是他们安排好的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让学生“抓住”，让武器“流入”民间。实际上那个枪是没有子弹的，大家都知道，拿两支没子弹的破枪根本不算什么。

大量的军队其实已经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秘密进城了，外围还有十几万、二十万正规军，根本不需要搞什么吉普车运送军用物资的幌子。

他们欲盖弥彰，用这种方式运一些头盔、军用物资，甚至几支枪，让老百姓和学生搜缴下来。完全是个预谋。

当时我们年轻，也不太懂，就中了他们的计。还以此作为号召市民出来的依据，说军队要镇压了，让大家去堵路口、保卫广场。

当时广场上还有坚守的绝食学生。这种情况，也可以算是一个预兆之一吧。

另外还有其他的预兆，比如说赵紫阳辞职。他为什么辞职？肯定是因为更大的问题，就是分歧。他不同意镇压，其实他在辞职的时候，另一派已经铁了心要镇压，而赵紫阳不接受，所以赵紫阳才会辞职、会下台。这些都是在 6 月 3 号开枪之前的种种预兆。

2025 年 5 月 17 日

2025 年 5 月 26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