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鸣：对当下中国“毛泽东热”的逻辑分析
一、序言
近二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一个令海内外观察者深思的现象：每逢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九月九日，湖南韶山及中共国各地都会涌现出自发的、规模宏大的纪念人潮，纪念那个害死了几千万无辜国人的幽灵和魔鬼。在这一人群中，不仅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垂暮长者，更有大量从未亲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和“三年大饥荒”的青年一代。
然而，面对这一波涛汹涌的社会现象，主流舆论场与知识精英界将这种热潮简单归结为“幸存者偏差”或“认知残余”。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热衷于纪念那个杀人魔王的群体，无非是那些经历过文革、思维被定型的人，是“变老了”的红卫兵。在他们的逻辑里，这群人要么是“脑子坏了”，要么是“无法适应现代竞争”而产生的病态怀旧。这种解释将深刻的社会情绪剥落为个体智力或心理缺陷，试图以此消解现象背后的政治严肃性。
这种浅表的、带有歧视性的定性，恰恰掩盖了当下“毛泽东热”（以下简称“毛热”）中最具挑战性的事实：这场运动的生力军，正日益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和互联网化的特征。大量从未亲历过计划经济、未曾目睹过红卫兵运动、甚至在国外留学、接受过自由主义启蒙的“Z 世代”，正在成为重读《毛选》的核心群体。他们不是因为“脑子坏了”，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了什么。
剖析“毛热”这一现象，不在于复述历史，而在于揭示这种现象背后巨大的“认知张力”。这种张力的一端是官方叙事中关于毛晚年“错误”（其实是罪恶）的官方记录，另一端则是基层民众叙事中作为“社会正义化身”的神圣化重塑。如果我们不跳出“红卫兵老了”这种浅薄的偏见，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共国社会在公平、尊严以及发展路径选择上的深层焦虑。这一现象是一面巨大的社会心理后视镜，映射出的是当下中国社会最真实的社会痛点。
本文通过对新左派理论、权力伦理、财富分配、公民尊严、医疗公平、阶层流动以及“伟人”崇拜等维度的深入剖析，试图找出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二、怀旧政治与新左派理论催生了这股“毛热”
毫无疑问，“毛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要理解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必须将其置于“怀旧政治”与中国当代“新左派”思潮的交织点进行审视。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其经典著作《怀旧的未来》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分析工具——“反思型怀旧”。与那些试图在现实中重建旧制度的“修复型怀旧”不同，反思型怀旧者往往并不真的想回到过去，而是将过去作为一个理想化的坐标系，来批判当下的道德滑坡与秩序失衡。当下的“毛热”正是这种社会学逻辑的产物——人们利用那个被中共宣传滤镜处理过的、代表“绝对平等”的时代，作为对抗当下权力失衡、社会失序、资本扩张与阶层固化的心理防御。
自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来，以汪晖、崔之元等为代表的“新左派”学者开始对毛时代的政治实践进行重新挖掘。他们试图证明，毛泽东式的“大众民主”虽然在执行中演变为动荡，但其内在逻辑是对官僚主义腐败和市场逻辑异化的深刻预警。这种学术思潮虽然在精英阶层内部引发巨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触达基层。
然而，随着二零一零年后社交媒体的崛起，这些原本深奥的理论通过“短视频语录”和“亚文化弹幕”实现了向下兼容。原本被视为“教条”的语录，在面对高房价、教育产业化、医疗商业化、权力资本化等现实痛点时，展现出了极强的解释力。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综合梳理可以看出，这场热潮绝非偶发，它是理论积累、现实压抑与媒介传播共同催生的结果。
三、“毛热”现象是民众对中共权力异化的极度不满
当代人对毛时代的理想化，其核心指向的是一种近乎消失的“权力审美”——即权力在弱势群体面前的极端谦卑。
毛和他的共党在暴力推翻国民政府、暴力颠覆乡村自治后，试图建立一个由“人民”“专政”的政府，在毛的政治图谱中，“人民勤务员”不是一个礼仪性词汇，而是其政权合法性的生死线。为了将这一理念植入僵化的官僚系统，毛时代推行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反官僚化”实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地方志中记录了大量的“干部下放”细节。在《河北省志》中曾记载，即便是省级干部，也被要求定期到农村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即使是毛的秘书，每年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农村、工厂劳动。毛的老婆江青，每年都要到大寨大队挥挥锄头，拍几张貌似在干农活的像片，表示她同农民们打成了一片。就是毛本人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刘周朱邓一起来到水库工地，参加了半天的义务劳动，虽然只是做做样子。但下面的省委、地委、县委的也必须照着去做。
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物理层面的“权力消解”。当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满身泥泞地站在田垄上时，官员作为“人上人”的心理优越感被制度化地剥夺了。这种状态虽然牺牲了行政效率，却在底层民众心中建立了一种极其强大的、其实是虚假的“情感契约”：即这个政权是属于他们的，领袖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在那个年代，“官”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代表了“封建残余”,即使是毛周刘朱邓，也自称是“人民的勤务员”。“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一句口号，就是“反对官僚主义”。
反观当下，随着社会治理的精密化，权力运行进入了马克斯·韦伯所预言的“铁笼”之中。高度科层化的后果是权力与民众的隔离。
当基层政府的大门布满安保与闸机，当官员的出行被层层护卫与玻璃幕墙阻隔，当技术官僚仅凭数据和报表进行决策，而忽视了具体个体的生存体温时，民众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被遗弃感。
在毛时代，民众监督官员是一件极正常的事情，普通官员基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在当下，民众仅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就会面临牢狱之灾，用民众的话说，这比“万恶的旧社会还黑暗”。
这种现实中的冷酷，让人们愈发怀念毛语录中那些带有泥土气息、强调“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表达。这种怀念，实质上是对权力“傲慢”进行的一场跨越时空的控诉。人们推崇那个时代，是渴望权力能重新展现出某种对待平民的温柔，渴望能够重新监督高高在上的官员，渴望社会能够“回归”“风清气正”。虽然毛时代谈不上“风清气正”，但至少比当下要好很多。
四、“毛热”现象是民众对昔日“公平”的集体追忆
在当代中共国的集体记忆中，毛时代常被贴上“贫困”的标签，但这种贫困在社会心理层面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稳定性。剖析这种现象，必须深入研究当时极低基尼系数下的分配方式，以及这种分配方式对阶层焦虑的稀释作用。
从经济统计学角度看，一九七零年代中共国的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 0.18 至 0.24 之间。这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财富的离散程度极低。当时的城市社会主要由“单位制”构成，工资体系实行严格的“八级工资制”。在一个典型的国营大型企业中，即便技术等级最高的工程师或厂级领导，在上海这样一个 8 类“工资区”（全国分成 11 类“工资区”），其月薪通常在一百二十元左右，而初出茅庐的二级普工也有四十元左右。
这种微小的分配级差，在物理层面限制了消费水平的断层。由于当时实行物资配给制度（粮、油、布、肉票等），财富无法轻易转化为生活方式上的巨大优越感。厂长与锅炉工在同一食堂排队，住在同一家属院的简陋筒子楼里。这种“感官上的绝对平均”极大地抑制了人类天性中的相对剥夺感。当社会成员在消费领域看不到“奢侈”与“赤贫”的剧烈冲撞时，一种由于“大家都没钱”而产生的某种扭曲但真实的社会公平感便会油然而生。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中共国创造了人类史上罕见的财富增长奇迹，但分配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倒置，分配逻辑从“按劳分配”向“按资分配”、“按权分配”剧烈偏移。根据行业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资本利得（如经营企业、投资房地产、金融投资等）的增长速度远超社会平均工资的涨幅，官员的收入远超普通民众。
这种错位导致了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一个在一线城市奋斗十年的资深白领，其财富积累速度往往赶不上一次精准的房产投机，一个官员的家属过生日，收到的礼金比一个普通民众一辈子的工资还多。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当他们意识到单纯通过诚实劳动已无法实现财富跃迁，当他们看到亿万富豪一天的利息支出抵过普通人一生的积蓄时，这种巨大的鸿沟便转化成了对过去那种“扁平化时代”的无限向往。他们怀念的并非那个时代的匮乏，而是那个时代对资本、权力的极致约束，以及那种由于财富无法转化为特权而带来的心里安全感。毋庸置疑，这种心态是国人骨子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病态心理。
五、“毛热”现象是对毛时代劳动者尊严的追思与想往
如果说分配制度关乎“生存”，那么劳动尊严则关乎“存在的意义”。毛时代在社会文化构建上最为独特的一点，在于它通过政治手段强行赋予了体力劳动者极高的伦理神圣性，从而降低了底层民众获得社会尊严的成本。
在毛的权力话语中，“工人阶级”被置于国家领导阶级的法定地位，并写进了宪法，中共国宪法第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毛时代，工人的地位并非虚置的头衔，在当时的宣传画和新闻简报中，最显眼的位置往往留给满脸油污的钻井工人、英姿飒爽的纺织女工、手握镰刀抱着谷穗的农民。处于职业序列最底层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和商场售货员张秉贵，能够被国家元首接见并誉为“人民的勤务员”。纺织女工吴文英被提拔为纺织工业部部长，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农民陈永贵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当时的厂矿企业中，普通劳模的社会地位往往高于一般的技术干部。这种政治地位的加持，让底层草根即便在物质困顿中，依然拥有一种“国家主人翁”的心理满足感。尊严在当时是一种由国家免费配给的“公共品”，而非需要靠高消费来购买的“奢侈品”。
反观当下，人的价值被彻底金钱化与数字化，社会职业被严苛地划分为金字塔结构，体力劳动者不仅面临着微薄的经济报酬，更面临着深刻的制度和文化歧视。在现代城市的语境下，无论是身处“996”重压下的程序员，还是在算法驱使下飞奔的外卖骑手，他们的身份都被简化为了一系列生产数据。
当“尊严”必须通过名车、豪宅、特定阶层的消费符号才能获得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对普通劳动者而言极其昂贵、甚至不可企及的商品。当年轻人发现自己即便付出极致的勤奋，也难以换取一份体面的职业身份，甚至被社会戏称为“耗材”、“社畜”和“人矿”时，他们便开始在毛关于“剥削”和“剩余价值”的论述中寻找解释框架。这种怀旧是对“人作为目的而非工具”的历史追忆，是对当下劳动者尊严嬗变的一次强烈心理反弹。
六、“毛热”现象是普通民众对“生命平等”的强烈召唤
医疗问题不仅是民生之基，更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平感与文明程度的温度计。当代中共国底层民众对毛的广泛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一九六五年“六二六指示”所开启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深刻集体记忆。这种怀念并非对低端医疗技术的迷恋，而是对那种“不以权力、资产论生命”的社会契约的强烈召唤。
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针对当时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严峻现实，毛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这一决策直接催生了两个改变数亿人命运的制度产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赤脚医生”群体。根据相关地方志（如《江苏省卫生志》）记载，在巅峰时期，全国拥有超过 150 万名赤脚医生，覆盖了绝大多数行政村。
尽管当时的医药箱里往往只有紫药水、阿司匹林和简易的针灸器材，尽管这些人员大多只接受过数月的速成培训，但这一体系实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奇迹。它首次打破了医疗资源的地理与阶层垄断，让数亿农民告别了“小病靠熬、大病靠扛”的荒蛮历史。这种模式在本质上将医疗定义为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而非“商品”，它为社会的最底层构建了一道虽然简陋但确实存在的生命底线。世界卫生组织（WHO）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国医疗模式，称其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问题的典范。
即使在城市，有工作单位的城里人，他们看病基本是单位全部报销，没有工作单位的大都可以在父母、子女单位报销，或在街道办报销，即使需要自掏腰包，也是能够负担得起的极少份额。
在那个年代，“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毛的“最高指示”，也是每一个医生的座右铭，被写在每一个医院、每一个卫生院、每一个卫生所的墙上，写在每一张病床上，写在每一个医生的白大褂上，写在每一个赤脚医生的就诊箱上。
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有一种倾向，就是为否定而否定，只要有人讲到毛一点正面的东西，就认为是在替毛“洗地”，是“毛粉”，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我们不能为了否定毛而否定毛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就事论事。如果毛一无是处，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粉”？
进入市场化改革深水期后，医疗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偏移。这种偏移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更体现在权力的等级序列之中。当代民众对医疗现状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阶层化的医疗配给”。
在许多大型公立医院中，高度封闭的“高级干部病房”或“特需医疗区”成为了权力特权的视觉符号。对于特定级别的官员而言，他们享有极高比例甚至百分之百的医疗费用报销，拥有最顶尖的专家团队和医疗设备，这种“全额保障”确保了权力在面对衰老与疾病时的从容。与此形成惨烈对比的是，广大的城市平民与农村人口在进入这些医院时，面临的是极高的自费比例与繁琐的审批程序。这种“生命价值的非对称性”让民众深切感受到：在死神面前，人与人之间似乎也有等级。这种从毛时代的“人人基本平等”到当下的“分级保障”的属性转变，是诱发民粹式怀旧的重要导火索。
医疗体系的另一个深层病灶在于医疗资源的“去公益化”。在医院需要自负盈亏的市场化压力下，医疗行为往往被异化为一种追逐利润的商业博弈。“过度检查”、“过度用药”与“过度治疗”成为了行业内公开的秘密。由于医院收入与药品、检查项目挂钩，患者在医生面前不再是需要救治的生命，而变成了能够产生营收的“终端客户”。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中共的所谓“医改”，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极其荒谬、邪恶的。
对于许多平民家庭而言，“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不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率，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张重症监护室（ICU）的每日账单，往往能瞬间摧毁一个中产家庭几十年的积蓄。当人们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排着长队、在缴费窗口面对高昂账单感到绝望、感叹“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时，他们便不可避免地转向历史中那个虽然技术简陋但充满温情、没有利润收割、强调“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化时代。这种怀旧，本质上是对生命权作为基本人权回归的强烈诉求，是对“医疗资本化”现象的一次集体无意识反抗。
七、“毛热”现象是普通民众对机会平等缺失的愤懑
一个社会的生命力与稳定性，不仅取决于当下的财富多寡，更取决于其内部的流动性。当代“毛热”在青年群体中的爆发，本质上是社会结构日益刚性化背景下，个体对于“努力改变命运”这一叙事产生幻灭后的心理反弹。
在毛时代，虽然物质极度匮乏，但教育资源在形式上向工农子弟倾斜。通过“工农兵推荐”或“基础教育普及”，农村人口可以跨越户籍鸿沟进入城市体系。农村青年还可通过入伍当兵实现阶层的跃升。
反观当代，教育已从“阶层上升的引擎”逐渐异化为“阶层地位的过滤器”。根据相关实证研究显示，中共国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正在发生背离：精英教育资源的资本化（如学区房、昂贵的课外补习、海外阅历）使得平民子弟在起跑线上便处于绝对劣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十年内，一名寒门学子即使考上一个中专也意味着阶层的彻底跃迁；而在二零二零年代，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与趋于饱和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受教育程度”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关联度大幅削弱。当“寒门再难出贵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体感时，毛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彻底打破旧有层级”的激进主张，自然成了现在的年轻人表达不满的理论代用品。
社会学研究中的“代际弹性”数据指出，中共国社会的阶层继承性正在增强。财富、人脉、甚至是审美趣味的代际传递，使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能够通过非市场化的力量巩固其地位。
当年轻人发现，即便付出“996”式的极致努力，其终点可能也无法触及某些同龄人的起点时，这种“阶层天花板效应”会产生剧烈的愤懑。这种愤懑在毛的“阶级分析”理论中找到了出口。他们怀念毛时代，实际上是怀念那个通过政治运动强行打破家族背景垄断、让底层个体拥有某种“翻身”可能性的暴力但平等的环境。这种怀念是对机会平等缺失的控诉，是对“拼爹”时代的集体否定。当一个大学毕业生投递了几十份、近百份求职简历还找不到工作，而他（她）有“背景”的同班同学还没毕业就找好了工作时，他（她）不成为“毛粉”才怪。
八、“毛热”现象是民众对政治“强人”的盲目膜拜
除了分配制度公平正义的诉求，“毛热”在当代还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毛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符号，满足了民众对于“国家尊严”与“意志力”的集体补偿。
在中共的反复宣传下，中共国人普遍认为，当代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重重阻力，中国民间普遍存在一种“防御性民族主义”情绪。毛时代的军事与外交记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中共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日军、美军（作者注：中共的宣传）、独立研制“两弹一星”、以及在美苏两大阵营夹缝中保持主权独立，在珍宝岛战斗中又打败了苏军——把毛塑造成了一个“神”。这种高度浪漫化的叙事，让毛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共国的民众普遍认为，正是毛的强硬意志，为中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和国际上的尊重。这种强人崇拜心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是祛除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卑微”的良方。当普通民众在面对职场歧视、官僚机构权威而感到卑微时，他们倾向于将自己代入到“大国领袖”的宏大叙事中，通过国家的强大来获取虚拟的个体尊严。
这种心理导致了一种逻辑上的“滤镜效应”：毛粉们往往倾向于歌颂毛时代的外交强势，而有意识地忽略为了这种“强势”，国家在经济建设、民生发展以及个体自由上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这种“强人逻辑”对中共国被压制的底层民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因为在他们看来，毛时代的国家尊严可以弥补他们当下的尊严缺失。这种“我们以前也曾阔过”的心态，正是阿 Q 精神胜利法在当下中共国的集体表现。
九、“毛热”现象是一种变态的民粹主义心理补偿
要完整理解当代的“毛热”，还必须直面其中最复杂、也最具争议的维度——即民间对“文革”初期那种草根反叛的隐秘迷恋。尽管历史已经证明，那场运动给中共国带来了毁灭性的文化灾难与社会动荡，但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审视，它所蕴含的“反权威”色彩，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某种危险的吸引力。
文革初期的核心口号是“造反有理”。在那场运动中，原本处于权力结构末梢的普通学生、工人、农民，被赋予了通过非程序化手段（如大字报、武斗、批斗）冲击官僚体系、羞辱行政权威的临时特权。这种“权力向下授受”的过程，虽然伴随着混乱与暴力，但它在客观上给予了底层民众一种“权力的幻象”。在这种幻象中，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县长、市长、局长、处长、厂长、教授被拉下神坛，这种秩序的颠倒产生了一种极度剧烈的心理快感。这种快感满足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平等渴望——即当温和的改良路径被阻断时，人们倾向于通过彻底摧毁旧秩序来寻求心理补偿。
当代社会治理日益专业化和层级化，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在面对庞大的科层组织和政治机器时，往往感到极度的渺小与无力。当法治程序无法迅速回应个体的正义诉求，当官僚体制表现出冷酷的“技术性中立”时，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主义便会重新萌发。在某些社会底层眼中，毛不仅仅是领袖，他更是一个能够带领他们冲破“铁笼”的政治符号。这种对“造反”逻辑的怀念，本质上是民众在面对复杂社会矛盾时，试图寻找一种简单、粗暴且“快意恩仇”的解决方案的体现。
十、互联网亚文化直接催生了“毛热”现象
当代“毛热”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这场热潮的“年轻化”与“数字化”。在 Bilibili（B 站）、知乎、小红书等青年聚集的数字平台上，毛被重塑为一个名为“教员”的赛博符号。这一过程并非历史记忆的自然延续，而是一场基于当代现实焦虑的“文化拼贴”。
在 B 站的弹幕与知乎的深度问答中，年轻人避开了生硬的政治术语，转而亲昵且敬畏地称其为“教员”。这种称谓的转变极具象征意义：它将毛从一个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转化为一个能够指引生活方向、解释职场困境的“导师”。
在这些平台上，毛的形象被高度符号化。年轻人并不关注历史细节中的阴影，而是精准地摘取了《毛选》中关于“斗争”、“资本”、“剥削”的语录，将其转化为对抗高房价、996 加班制、以及大厂“福报论”的思想弹药。每当有企业主曝出傲慢言论，或者有基层乱象引发民愤，评论区便会整齐划一地刷出“教员语录”。这种“赛博怀念”是一种媒介补偿机制：在现实中缺乏参政机会的年轻人，通过借用一个“绝对正确”的图腾，在数字空间里获得了一种道德制高点和群体认同感。
当代青年还将毛进行了“二次元化”处理，将其语录与流行文化、网梗相结合。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事实：这种热潮并不是对过去体制的真正向往，而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借用”。他们利用毛作为“反资、反修、反官僚”的终极利器，其真实目的在于表达对当下资源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的极度愤慨。这种怀念是“降维”后的产物，它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正邪对立，反映出当代青年在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对某种“确定性正义”的病态渴求。
十一、“毛热”现象是“政治权宜”留下的后遗症
一九八一年，中共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确立了对毛个人“功大于过”以及“三七开”的评价基调。从学术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基调的确立并非纯粹的历史审判，而是一场极具现实政治意义的、旨在维护政权合法性、连续性的“政治权宜”。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这一决议时，其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二十多年前苏联发生的政治大地震。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揭露了其肃反扩大化等罪行。然而，这种历史清算产生了灾难性的衍生后果。
首先，赫鲁晓夫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运）的信仰动摇。当一个曾经被神圣化的领袖被彻底拉下神坛并打入地狱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出现了致命裂痕，这直接导致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波兹南事件，本质上是卫星国对苏共威信瓦解的剧烈反应。
在中共国内，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余波同样惊人。它不仅直接促使毛开始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也间接引发了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阶层在“双百”方针下对中共的激烈批评，即当时被定义为“右派猖獗”的局面。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如果像赫鲁晓夫那样彻底否定毛，不仅会造成中共国社会信仰的瞬间崩塌，更会导致政权体系在历史继承性上的彻底断绝。因此，通过“三七开”将毛的晚年错误定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历史真相穿上了一层保护色的政治盔甲。
必须指出的是，“三七开”的比例划分本身具有极强的象征性，而非精确的量化。从历史微观事实来看，毛晚年发动的政治运动，其对法治的践踏、对传统文化的毁灭以及在经济决策上造成的数千万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若置于现代法治与人权天平上，那将不是什么“错误”，而是反人类罪行。
这种为了政权稳定而进行的“百分比切割”，客观上造成了历史认知的巨大断层。在公共教育与官方叙事中，关于文革中人性泯灭的细节、关于大规模饥荒的惨烈真相被高度淡化。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滤镜效应”：
当代年轻一代在缺乏关于毛晚年“错误”（其实是罪行）细节的具象感知时，很容易将那“三分错误”视为一种宏大叙事下抽象的、必要的代价。他们只看到了被保留下来的“七分成绩”——如中共宣传的主权独立、初步工业化、两弹一星等，并以此作为批判当代现实的唯一武器。他们甚至开始质疑《决议》对文革的否定，试图从被淡化的历史中寻找“继续革命”的正当性。
这种由政治权宜带来的认知断层，正逐渐演变成当下社会共识断裂的最深层隐患。这种怀念实质上是建立在“残缺记忆”之上的幻象，它使得人们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反而可能在现实的危机中，以“正义”之名重复历史的悲剧。
十二、结论
通过以上十个维度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代中共国规模宏大的“毛热”，并非民众真的想要回归那个物资匮乏、动荡不安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一现象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折射出转型期的中共国在公平、尊严、透明度与安全感上的严重缺位。人们呼唤毛，是在呼唤一种能够约束资本扩张、惩戒官僚权贵傲慢、重塑阶层流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力量。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要消解这种盲目的“怀念”，唯一的出路并非封锁记忆，而是要在法治与公平的框架下，建立一套能让权力受到刚性约束、让财富回归公平分配、让每个普通人都能体面生活的现代治理体系。唯有当民众在现实的阳光下感受到尊严与安全，民众才不需要再去历史的灰烬中寻找慰藉。
历史也不是灰烬，而是现实的余温。当民众在历史的倒影中寻找公平正义的镜像时，这本身就是对当下治理体系的无声抗议。唯有公平正义在法治的框架下触手可及，民众才不需要向一个幽灵和恶魔寻求庇护。
2025-12-29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