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六四，还有多少秘密不为人所知？

在网路上出现化名为“济小士”的作者的一篇千字小文之前，即使通过 google 这样的超级搜索引擎，键入“邵良臣”三个字，其搜索结果也只会是个干干净净的零，而这意味着：一个因为六四而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殉难者，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从不被外界所了解。六四，还有多少秘密不为人所知？

我们至今对邵良臣先生的生平身世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山东济南人，1989 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尚未结婚的年轻汽车司机，六四那天，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济南，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在济南历下公安局附近点燃了一辆警车，在那种群情激愤的状况下，很难说是谁点燃了愤怒的火焰。根据混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的事后指认，不满十八岁的工人孙保和被逮捕并处以死刑，其实，孙保和并不是点火的人，只是当众人寻找火源的时候，这个下班路过的工人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盒恰巧带在身上的致命的火柴。

邵良臣当时站在这辆警车附近，但他只是一个围观者，他没有动那辆警车一指头。当汽车被点燃后，身为汽车司机的他本能地朝远处跑去，因为他知道汽车油箱可能会爆炸，可是，他这一跑，就引起了某位蹩脚的便衣警察的注意，并一路对他跟踪下去。不久，邵良臣被逮捕，在那种从重从快的政治气候下，被判处死缓。

当参与八九民运而入狱的囚犯或坚持政见、或接受改造的时候，身陷囹圄的邵良臣只是一味地给法院写申诉书，或者给恋人写情书。当时，“六四政治犯”被集中在一起关押，邵良臣总是对他们苦笑说：“从来没听说看热闹差点把命搭上的，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的冤案也没有我的冤。”

事实上，就连狱警私下里也慢慢得出一个结论：邵良臣案确实是件冤案。可是，在中共内部宁左勿右的政策阴影下，有能力改变邵良臣命运的掌权者，谁又肯为他主持公道呢？

邵良臣入狱后，他的父母先后因悲伤而去世，继续关心他的，只有一个心力交瘁的姐姐。狱内狱外，望眼欲穿，等来的是死缓改判有期徒刑十九年，等来的是十五年后邵良臣被查出患有白血病。2004 年下半年，中共当局终于允许邵良臣的姐姐将他接回家中，而此时他已病入膏肓，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后，邵良臣含恨离开着了这个荒诞而罪恶的世界，不久，他的姐姐也离开了人世。

十六年已经过去，在很多人看来，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但我要提醒人们，那是仍在滴着鲜血的历史，对邵良臣和他的家庭来说，六四是一种永恒的悲怆，永恒的无奈。如果不是济小士《卲良臣，悲惨的一生》这篇短文，邵良臣这个名字还会继续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之下，成为中共冤狱史上又一具无名的白骨。当邵良臣的名字在我们听来是如此陌生的时候，当赵昕先生《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群体》一文中提及的孙传恒、苗大侠、朱文义、张燕生等人继续被关押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地以对待历史的态度来谈论六四吗？

由于“济小士”是一个化名，而直接了解邵良臣生前情况的人数很少，我们在痛苦和惭愧的同时，依旧难以获取更全面和翔实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在中共统治之下，自然是属于“国家机密”。象邵良臣这样的冤假错案，十六年都不为人所知，中共信息封锁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十六年来，有关六四的回忆、纪念和研究文章已经不少，但在那些最冰冷的角落里，众多的受难者却仍不被外界所知，甚至被外界忽略和遗忘。因此，我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对邵良臣、孙传恒、“苗大侠”、朱文义、张燕生、王稼祥、蒋生、路洪泽、刘玉生、陈兰涛、董盛坤、俞东岳、齐辉、段炼等名字仍感到陌生的时候，我们必须坦白地

诉诸良心，告诫自己：六四从来没有成为过去，六四的鲜血至今长流不止！在那些被刻意掩盖的角落，有人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附：卲良臣，悲惨的一生

在山东，因参与六四而被捕的人们，随着段练先生的最后一位出狱，这部分人终于全部出狱了。也许这样叙述不太准确，因为其中的孙保和已于 89 年被当局判处死刑，让刽子手杀害了。

另一个死去的人就是邵良臣，在89年64期间，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旁观者。据他讲，那一天，一些人正在掀翻一辆车，还有许多人围观，他就是其中一个围观者。当那辆车被掀翻后，便有人用火柴点着了它。卲良臣是个司机，他明白车子点着后，油箱可能爆炸，他便急忙跑开，却被便衣警察抓住，并指认他就是纵火者。后来将他和真正的纵火者段练一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第一次见到卲良臣，是在我们一起被押解到劳改队时的车上。他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应该算作魁梧。也许他被判死缓后，按看守所的规矩，他应该能吃饱，不象我们，饿得皮包骨头。

他的冤屈在他的脸上就能看出：眸子呆滞地陷进眼眶内，宛若一潭死水，将世间的一切都化作茫然；脸颊和嘴角边明显地坠下少许赘肉，生命难以承受的冤屈正由此缓缓溢出。

在狱中，卲良臣的空闲时间主要是写信，给恋人写情书和向法院写申诉书，从不参与业余活动。每天大家闲聊时，总是看到他独自趴在一边写信，读信。

他的申诉书或者泥牛入海或者被无情驳回，他仍然不屈不挠地写着。两年后，因为法院认为他这是缠诉，将他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改判为无期徒刑，又将死缓改判为19年有期徒刑。他经常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从来没听说看热闹差点把命搭上的， “文化大革命” 那么多人的冤案也没有我的冤。

我们总是很自信的安慰他：5到10年，我们的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也许更快。

几年后，我离开了那座监狱，再也没有见到他。我不知道我们给他的那个预言、那个希望，是怎样一天天地变成破灭、成为绝望。更不知道、甚至不能想象他是怎样在绝望中度过的最后几年。

2004 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不知什么原因迟迟不能保外就医。当时美国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正在成为新闻热点，国际社会对中国监狱内的施虐问题也给予高度关注，有朋友设想借此机会为他呼吁一下。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已经患有绝症，我们感觉按正常情况，一两年内，他也该被释放了。如果此时为他呼吁，可能会使局面变得复杂，吉凶难料，所以没有这样做。

到了下半年，当局才允许他的家人将他接回家，而这时他的一生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

十五年里，他写下的情书和申诉不下十万字，也许在那一封封的信件中，从没有“民主”这样的字眼。他象一棵小草，被独裁的铁骑碾过，连同他的呻吟一同碾入尘土。

卲良臣入狱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十几年里，是他的姐姐一直关心照顾着他。这位心力交瘁的大姐，在卲良臣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离开了这个可恶的尘世。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并不厌世，可我想在卲良臣和他姐姐眼里，这个世界一定是可恶之极的。

每想到此，我的心情总是很沉重，为这个悲惨的世界沉重，为我们给他的那个破灭的预言而沉重。

当真正的民主到来的时候，我一定到他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济小士 2005 8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