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泳：找回“列宁党”：作为方法的“中共”（上）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1957）《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i]
从“天下”到“党天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出自《诗经》的“名言”本意指是秦之前的“封建制”，国土分封于诸侯贵族作为封国采邑，虽然各诸侯共尊一位王为天下共主，但诸侯的封地并不由王直接管理，这里的天下并非秦之后的帝制“家天下”，皇帝将地方划分为郡县派遣官员直接管理，政令统于皇帝一人，“天下”及其编户齐民的“子民”类似于皇帝私产。虽然当今各路国师凌空蹈虚，怪力乱神，试图从这种“天下”中抢救出某种为党国提供合法性的“天下主义”[i]（或称之为“天朝主义”），构建起古今“天下”之间的连续性谱系。但笔者看来，“国师”们这些援引古今中外理论资源进行的理论构建，实在不敌储安平一个“党天下”来的简洁与直接。储安平原文写得极尽委婉，以为党在“开门整风”里会虚心听从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但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悲惨结局却吊诡地证明了他提出的“党天下”一词的“解释力”，“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党怎么会白白将权力拱手让给储安平这些注定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党外人士呢。文章一开头节选的储安平文章，其实就隐含了某种“古今之变”的秘密，也就是从“天下”到“党天下”的变迁。虽然“天下”到“党天下”看上去是一个渐进或连续的历史过程，但其实际过程却更加“曲折”，在晚清民国就曾有一些列试图“走出帝制”的尝试，但最终在诸多历史因素的合流与碰撞下还是难免滑向“一党治国”的深渊。
“党天下”虽然与“党国”一词指代的是同一组织构建，但却比“党国”一词多了一点理论内涵。当今研究者在研究当代中国时往往会发现很多其与古代帝国在政治、经济与制度等方面上的相似点，但“党天下”一词却提醒了我们不能忽略“天下”前的“党”一词，也就是说，当今的党国绝不是古代皇权或帝制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一种比其古代对应物更为复杂的组织形态。本文则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列宁式政党国家”的政治动力学展开分析。
找回“列宁党”：傅士卓的 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他 2021 年的新作 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ii]的导论中就提到了找回“列宁主义”作为对中共这个“列宁主义式政党”及中国这个“列宁式政党国家”的分析方法及工具。作者首先批判了中国政治研究中那些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走向“制度化”的观点提出了批判，并总结了三类持有这种观点的文献类型（P3）。第一类是威权政治的研究文献，在该领域的文献中，往往倾向于将“一党制”国家归为一类，并将中国归在这类中。但作者认为，“威权主义”和“一党制”这种在学界流行的分类方法，其实未能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的特性。“一党制”类别下的国家在性质上往往具有很大的差别，并且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都和中国不同。作者在这里举了新加坡作为例子，“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乍一看似乎和共产党有点接近，但新加坡的法律体系与中国的法律体系毫无共同之处。”（P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把中共定位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从而对其区别于其它威权国家与一党制国家的那些“特性”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其组织结构与权力的运行逻辑。为什么说要把“列宁党”找回来？其实在中国，列宁式政党从未远去，但人们却早已遗忘冷战时期那些把“列宁党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以期在所谓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后实现“共产党的制度化”，但事实却与这种预设相反，人们似乎未曾预料到现在“列宁党的回归”。作者在这部分初步介绍了一下列宁式政党的特性，“列宁式政党是一个从顶部到底部逐级延伸的系统。支撑这个系统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党管干部’和在‘正确路线’基础上实施的普遍化意识形态。”（P5）同时，看上去具有强大领导力的列宁式政党，它的“组织结构中（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P6），例如由各种“关系”组合而成的“派系”，从组织的最高层（中央）延伸到组织的最低一级（乡镇政府）。作者认为“列宁式政党的这种将权力集中在领导人手中的趋势意味着，对反对派的处理方式往往与研究威权国家的文献中描述的不同。”（P7）中国这种列宁式政党国家的高层政治少有对失败者的妥协或怜悯，往往是一种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毛泽东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打倒了李立三、张闻天、博古、王明等人。所有这些人都被保留在精英阶层，但他们被剥夺了权力···其他威胁，如刘少奇，则受到更严厉的处理。在改革时代，失败者被罢免，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许多人被关进了监狱。（对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让步的情况少之又少。”（P7）作者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总结道，“研究威权政治的文献得出结论，制度安排使政权更加稳定；然而，在中国，政权的长寿是通过操纵和违反规则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建立有约束力的制度。”（P8）
第二类是中共干部管理制度的研究文献，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相关研究，相关论文的英文版在 Google Scholar 的引用量也高达 3000 多次，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对中国内部政治运行的解释。周黎安等持有类似想法的研究者认为，地方官员间为获得晋升机会而展开的绩效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中共也依靠这样的官员评估系统管理起了数目众多的官员。但作者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晋升锦标赛”这类“制度化”的描述，很难正确描述中共对干部的机理与动员机制，相比之下，“压力型体制”才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在“晋升锦标赛”模型中，官员们通过对一些客观经济指标或相关绩效指标的竞争来获得提拔机会，而实际上中共的干部体制运行起来却并不这么“客观”或“理性”，“中共的干部制度比起（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的‘官僚机构’要更加个人化”（P8），也就是在说，中共的“干部系统”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或“派系”，而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在干部获得晋升机会中发挥了比“绩效”更重要的作用，而非某种“制度化”的“官员评估体系”中的指标，甚至有时实际的干部晋升运作可能是组织部先行决定晋升的干部是谁，再将这个干部派到容易出政绩的地方上去。相比之下，“压力型体制”作为一种动员地方官员完成上级任务的动员体制（P10-11），实际上更具有对中共干部体制的解释力，并且这种组织性的动员机制，也是列宁式政党国家的一个特点。在“晋升锦标赛”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制度化”与中共实际的干部管理系统之间的微妙差别，如果官员的提拔机会与某些客观指标相联系的话，那么上级政府就会丧失自己在人事管理上的专断权力，如何筛选掉领导不喜欢的下级干部，或者如何提把那些有“关系”但绩效表现并不好的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就成了一个难题。而“压力型体制”，换句话说就是“对上负责制”，也就是“对领导负责”，这种机制才更能让上级领导干部“不被制度束缚住手脚”，在干部的提拔中诉诸自己的个人偏好或“关系”，也就是领导的专断权力，以增强自己的派系力量或政治资本。
作者也分析了列宁式政党国家内部的党与社会关系，“列宁式政党国家的结构本身就为其提供了政权稳定性。列宁式政党在渗透社会、奖励遵纪守法和制裁违法乱纪等方面非常有效···列宁式政党改造社会，然后通过对基本的社会机构进行渗透来统治社会。尽管在中国党国官僚机构的最低级别是乡镇（低于县），但党的系统却延伸到了村庄。干部制度本身可能是冲突的来源，但它对社会的控制以及通过组织性的等级制度对干部的控制，总的来说是稳定的来源。”（P6）讲得简单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准确说是“党与社会关系”，其实就是“党领导社会”，或者说“党管社会”，党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渗透或侵犯社会的利益，表现出一种“国进民退”的零和博弈，但在列宁式政党国家中，因为“社会”的碎片性和其本身的缺乏独立性，它很难在自身利益被侵犯时去直接抗议或对抗列宁式政党，反而会把列宁式政党作为一个“公平与正义的守护者”，去向其表达诉求，以期寻求列宁式政党为其主持正义，这种抗争策略既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试图在压迫性的制度中发现其缝隙，并借此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也是一种“被统治的艺术”，再生产了党加诸在社会上的霸权机制。在傅士卓着重强调的这三点之外，还有几点是研究列宁式政党国家时不能忽略的，例如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而有趣的时，这两点也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研究极权主义时着重强调的两个重要因素。阿伦特也强调了极权主义反制度的一面，它需要不断的运动，因此也就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如此才可以不断地“斗争”，而极权主义“反制度”的一面，恰恰也是傅士卓在研究中国这个列宁式政党国家时所强调的。
[i] 相关的具体理论构建可见桑河对“天朝主义”的综述性文章。桑河，中國特色國家主義——「天朝主義」文獻評述與脈絡分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20 年 10 月号，总第一八一期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81-201809007.pdf .
[ii] Fewsmith, J. (2021). 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issident-1956-1957/27.htm ，原载《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