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暴是“六四”民运的突出特征

【编者按】

“六四”是一场学生运动，也是一场市民运动，以六月三号凌晨公开屠杀为标志，之前是以北京为主体的和平示威和抗争，此后是一场全国性大规模抗暴运动，参与者迎危险而上，无所畏惧，许多人为此坐牢，也有许多人为此牺牲。34 年过去了，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记忆。

姜福祯在《全民抗暴是「六四」民運的突出特征》中说：發生在三十三年前那場轟轟烈烈地”六四”民主運動，由於一個多月的時間處於輿論焦點，其影響廣泛而深入，幾乎人人皆知，家喻戶曉。這場運動的預備，肇始於年初方勵之、許良英等人發起的釋放政治犯，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幾次知識界大簽名活動。此時，黨內黨外與知識分子已形成政治體制必須改革的共識，以紀念胡耀邦為出發點的學生運動，正是踩在這個節點上。 

當時強勢呈現的是中共保守派一直在激化矛盾：從”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到”五一九”宣佈北京地區開戒嚴，直到六月四曰武力清場和屠殺。與此相伴的是北京市民聲援絕食學生，各界支持學生的大遊行，特別是戒嚴之後設路障、堵軍車，已形成全民抵抗。”六四”屠殺刺傷人們的心，從 4 日至日 7 日全國各大中城市憤怒的市民，奮起英勇抗暴，如火如荼，可歌可泣！我本人也因參加青島地區抗暴被判刑八年。 

我熟知的濟南、青島、濰坊等地許多人被捕並判重刑，也有人被當做”暴徒”槍決。西安、城都、武漢、長沙、南京等大城市的抗暴規模聲勢浩大，許多人被判刑和被失蹤。由於”六四”的句號劃在幾張通緝令上，”六四”英雄的光環和符號落在了極少數人的身上，”六四”血卡也惠及了當時的一批身在海外的人。但是，我希望大家關注那些為”六四”抗暴付出青春，犧牲前途的凡人。

天安門之外，全國 60 多個城市爆發抗議

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運動，比人們印象中的規模更加宏大。林慕蓮、吳玉婷等學者對德國之聲講述，成都、長沙等地規模宏大的激烈抗爭，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視。

被寫進「四二六」社論的長沙抗議

“六四”抗爭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權利喚醒運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學者吳玉婷（Andrea Worden）對德國之聲講述了當年長沙的抗議情景。吳玉婷回憶說，她當時任教的湖南中醫藥大學學生向來被認為政治冷感，但是 1989 年 5 月 17 日的遊行隊伍中，該校學生有 1500 名，佔了全部人數的一半。他們穿上象徵人道主義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和北京、成都一樣，抗議者們也進行了靜坐絕食，並要求與當地政府領導人對話。5 月 18 日到 19 日，長沙的抗議活動出現一些激烈行為，被寫進了著名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 ...... 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

吳玉婷說，「四二六」社論給長沙的抗議運動帶來壓力，從此以後召集人十分小心，不要給當局以鎮壓的口實。北京的血腥屠殺發生之後，長沙的學生和市民都表達了極大的憤怒，甚至試圖臥軌攔截火車。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錯誤，最終沒有釀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間，吳玉婷在長沙街頭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機拍攝學生的遊行示威，甚至用磁帶錄下抗議者的演講。她相信，當時留下了大量的珍貴資料。但是，血腥鎮壓之後，保留這些資料十分危險，想必大多已經被銷毀。

1989 年 6 月 11 日，吳玉婷和她的外國同事撤離中國。她的中國朋友請求她“一定要告訴世界這裡發生了什麼，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但是，她說，由於能夠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國人相對較少，媒體又主要聚焦於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議活動還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德国之声 2019 年 6.3 日）

《六四經歷者專訪》「1989 年成都也遭到鎮壓，血濺天府廣場」她躲過中共監視寫書，將真相公諸於世

「如果『遺忘』是中共鞏固政權的伎倆，『書寫』與『記憶』就是我們公正對待歷史的責任。」──林慕蓮

林慕蓮 5 年前出版《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記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張銘等人，戒嚴部隊官兵、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等直接參與者的看法，也傳達受害者家屬的心聲。今年是六四 30 周年，這本書籍終於出了中文版，林慕蓮 25 日在結束台北新書發表會後，接受《風傳媒》專訪，透露成都 1989 年曾發生的血腥鎮壓事件，以及外國記者在中國追求新聞真相的不易。

被歷史遺忘的成都血腥鎮壓，武警暴打市民、隨手丟進屍袋

「從來沒有人寫過，關於成都那年發生的事，1989 年成都也遭受鎮壓，至少上百人喪命。」林慕蓮（Louisa Lim）表示，該年 4 月胡耀邦逝世時，成都就與北京的抗議遙遙連線，幾萬人在街上抗議示威，連成都官員也會參加，當時成都民眾出外見到彼此，打招呼不是問「你好嗎？」而是「你上街了沒？」

該年 6 月 4 日至 8 日，成都天府廣場曾有數以萬計的市民與學生絕食示威，民眾為天安門的死傷忿忿不平，舉著布條奔走控訴「六四慘案死傷七千」、「我們不怕死」，武裝警察拿催淚彈、警棍、水槍直接攻擊老百姓，逼得市民扔石頭回擊，血腥衝突爆發，隔天市民發現路上汽車、公車甚至是消防車都被燒得焦黑。

林慕蓮表示，這可以說是成都版本的「天安門事件」，到今天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死亡人數，「我設法解密美國外交電報、當時的報導與官方報告，找到涉入其中的當地人，以及見證暴行的外國人，試圖拼湊事件原貌。」

林慕蓮描述了成都鎮壓最殘酷的場景，6 月 6 日，一群市民闖進成都的錦江賓館，安全部隊在賓館的庭院內抓捕數十名示威者，有西方遊客說，從 5 樓的陽臺看下去，看到人們跪在庭院裡，他們面部朝地，雙手被捆在背後，安全部隊「用鐵棒砸他們的腦袋」，「最後把他們像肉一樣丟進屍袋裡」。當時的報紙承認警察抓捕了 70 人且動用暴力手段，而那些人至今生死不明。

與中共當局對天安門的做法不同，成都政府沒有掩蓋傷亡，但是少報了死傷人數，根據官方 1989 年 7 月出版的《成都騷亂事件始末》，成都當局稱，僅有 8 人喪命，其中 2 名是學生，共有 1800 人受傷，其中 1100 人是員警。但是美國與英國的外交電報卻指出，死者估計達 300 人。

成都婦人多年尋找兒子死因，真相讓她當場哭暈過去

林慕蓮找到兒子死於成都鎮壓的婦人唐德英，其子周國聰 6 月 8 日在拘留所被警察活活打死，11 年間，唐德英不斷找警察、當局詢問兒子真正的死因，林慕蓮表示：「同樣做為人母，孩子是心頭肉，我佩服她敢於尋找真相，這是很痛苦的過程。」

唐德英後來終於從一位警察手中拿到兒子死狀的照片，年輕孩子躺在水泥地上，臉腫得不成樣，臉上有瘀傷及血跡，身上卻穿著潔白得很詭異的襯衫。林慕蓮說：「唐德英一看見這張照片就哭暈過去了，因為讓她最痛苦的是，孩子死不瞑目。」當地政府後來給予唐德英一筆 7 萬元的撫恤金，但不是以賠償名義，而稱這是「困難補助」，但這也是首度有人獲得「六四賠償」。

「如今不僅成都人完全遺忘這回事，學術界對全中國境內六四鎮壓的研究不是很多，西方大學也不是很積極研究，因為有些學者也會擔心自己的學術前途，」林慕蓮感慨，「成都 1989 年的歷史真的被抹去了。」

「外國記者在北京受監視是種 common sense」

在天安門事件 25 周年之際，林慕蓮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此書，過程中用盡一切方法低調進行，「身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都知道，自己受到監視、監聽。我家、辦公室都在外交公寓，那裡就是被監控的高危險區，我從沒告訴別人我正在寫書，甚至不敢告訴我的孩子，擔心年幼的他們無法保密」，「用電腦寫作的時候，不敢連上網路，也從來不在電子郵件、簡訊或電話中提到採訪計畫，甚至把書稿所在臥室的保險箱內」。

接受採訪的中國在地相關人士也受到當局關注，因此林慕蓮一直擔心他們的安危，「有一次我悄悄訪問『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一見面就告訴我『警察知道你來了』。我立刻明白，警察肯定竊聽了我們的通話」。林慕蓮也多次訪問趙紫陽的祕書鮑彤，他們有時在鮑彤家中見面，有時就在麥當勞聊天，林慕蓮表示：「鮑彤 1994 年獲釋後，一直被中共監視，身邊始終尾隨著一群便衣人士。」

她說，寫這本書，等於是斷送自己在北京的記者事業，往後也不能在踏上中國土地，所以「我原本真的很猶豫，也不想寫，我也會擔心我的家人」，「但轉念一想，幾十年了，還有人因為他們 1989 年做的事情受苦，如果我不寫，要等誰來寫？又有誰會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