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空：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书评（一）

这几年，无论你到中国哪个地方，只要跟做买卖的，搞企业的，或者刚出校门到处投简历的年轻人聊上几句，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一声长叹。外资大撤退，工厂关门歇业，曾经牛气冲天，不可一世的房地产老板们如今接连爆雷成了老赖，地方政府被天量债务逼得砸锅卖铁，乃至巧立名目去“远洋捕捞”，连带着大城市街头卖煎饼果子的小贩都觉得日子难熬，生意惨淡。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那个曾经在西方教科书里被捧上天，被无数国际政客和华尔街精英顶礼膜拜的“中国经济奇迹”，怎么突然之间就玩不转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听惯了上层建筑炮制的各种宏大词汇，什么“基建狂魔”，什么“大国重器”，仿佛只要有个无所不能的强势政府在上面发号施令，这趟经济的列车就能永远高速飞奔下去。可是，真到了引擎熄火，满地狼藉的 2026 年今天，我们是不是该退回常识，好好算一算历史的旧账，问上一句：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因为究竟碰到了哪堵墙，中了什么体制的邪，才不可避免地落到今天这般进退维谷的田地？

就在这满世界寻找中国经济病根的当口，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出版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Stat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s and Reversals），是他 2008 年《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的增订版。十八年过去，世界变了太多，中国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中国，所以，让我们就来看一看黄亚生教授在书里为读者们提供了哪些新的见解与分析。

黄亚生这个名字，在中国外的学术圈和政策圈里都不算陌生。在 1981 年那个国门初开，百废待兴的年代，黄亚生凭借过人的才智，显赫的家世和特殊的时代机缘，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被哈佛大学本科录取的中国学子远渡重洋，接受了整套西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学术训练，拿到了哈佛大学的政府学博士。这样一个在西方顶尖学府站稳了讲台的顶级学者，本可以舒舒服服地拿一套“中西结合”的理论来两头讨好，但他偏不，在这本厚重的新书里，他拿着最底层的微观调查数据，政府文件档案和不证自明的逻辑常识，一笔一笔地清算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倒退的真实账本，扒下了那件名叫“中国模式”的皇帝新衣。

说起来也是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学术奇观，过去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长跑的学问，简直成了一门国际显学。西方的主流学者和中国的御用文人们，居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奇妙的共识：他们都把中国经济的腾飞，归功于一套被精心包装起来的“中国模式”。这配方里面装的是什么药呢？无非是“英明睿智的威权政府”，“强大的国家资本配置能力”，以及“不计代价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些理论家眼里，似乎正是因为中国保留了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能够随意集中资源，才办成了自由市场办不成的大事。

可是，黄亚生在《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里告诉我们：错得离谱。这完全是把因果关系给倒置了，真正意义上让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收入翻番，摆脱绝对贫困的“中国奇迹”，根本不是什么国家主导，威权发力的产物，而是发生在一个被后人严重忽视和误读的特定历史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那个年代经济腾飞的秘诀其实再普通不过，就是中共高层在经历了文革，把国民经济折腾到崩溃边缘之后，被迫放松了对社会的全面钳制，在政治上出现了一种他称之为“方向性的自由主义”（Directional Liberalism）的松动。正是这种不经意间扩大的，免于被随意定罪的自由空间，彻底激活了底层无数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农民和草根企业家的求生本能与创富欲望。不是国家权力的主动干预创造了奇迹，恰恰相反，是国家权力的步步退让和对私有产权的初步容忍，才让被公有制枷锁捆绑多年的民间生产力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

问题是，如果向民间让利，给老百姓权利和自由才是真正的灵丹妙药，为什么后来这套正确的路子就不走了呢？顺着《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的实证脉络往下探查，我们会看到，1989 年的那场天安门屠杀，不仅用坦克履带彻底碾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念想，更是从根本上逆转了中国经济演进的“底层逻辑”。随着以江泽民，朱镕基为代表的“上海技术官僚”（Shanghai Technocrats）全面接管国家的经济盘子，一套骨子里带着浓厚“重工轻农，重城轻乡，重国轻民”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出现了。这些信奉指令和工程思维的官僚们，切断了农村的金融命脉，以极不平等的户籍政策与土地垄断制度大规模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利，硬生生地把数以亿计本可以成为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底层民众，变成了城市化推土机和出口加工机器上廉价且毫无议价能力的燃料。

正是这套极其短视，只顾做大 GDP 账面数字而无视国民真实财富积累的榨取式体制，为后来胡温时代的“四万亿”和地方债务膨胀埋下了不可拔除的病根。而当历史的钟摆来到今天，这位正在开历史倒车，用一场场以监管为名的政治运动来摧毁整个民间经济的最高掌权者习近平，其肆无忌惮的极权做派，实际上正是那条始于 1989 年，不断不受制约地自我膨胀的行政权力路线的必然终点。

探究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来龙去脉，最要命的一件事，就是不能把起点给搞错了。起点一旦搞错，后面所有的因果推演，理论建构，全都会沦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还有中国那些沾沾自喜的“国师”们，在解释“中国奇迹”时，最经常用的一个词之一叫“渐进改革”。在他们那套学术语境里，中国经济的起飞，似乎是高层领导人坐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拿着几张精心绘制的图纸，今天在这里开个小口子，明天在那里搞个小试验，然后根据反馈一步一步稳妥推进的产物。这套说辞听起来何其精妙，不仅夸赞了改革的平稳，更暗戳戳地把最大的功劳簿记在了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独裁政党头上。可是，只要你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只要你稍微去翻一翻真实历史，你就会发现，这种将改革描绘成“温和”，“适度”的论调，完全是不顾常识的傲慢，是对历史的无知。

黄亚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基线效应”（Baseline Effects）。要理解 1980 年代初中国为什么会爆发出那么惊人的经济活力，你绝不能拿西方的“华盛顿共识”，拿什么健全的产权保护和法治体系去作为比较的基准，那是书呆子的做法。对一个 1978 年正准备大干一场的中国农民或潜在的草根创业者来说，他脑子里的基准线是什么？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大宪章》，而是刚刚过去没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是那个毛泽东一手缔造的，把天下所有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统统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并予以无情割除的极权恐怖世界。在那条基线上，私人做点小买卖面临的不是亏本的风险，而是随时被抄家，被批斗，被关进大牢的灭顶之灾。所以，当 1978 年安徽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按下红手印，甚至立下“如果干部坐牢，大家凑钱把他们家小孩养大”的生死契约时，你还能说这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改革”吗？。

黄亚生把话讲得很透：在那个年代，最大的激励根本不是什么产权的法律保障，而是“所有者的人身安全”（Security of Proprietors）。只要国家机器那只随时抓人的手稍微往后退那么一丁点，只要“今天做买卖明天不会立刻被投进监狱”，这种相对于极权恐怖时代的“边际改善”，就足以让几亿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中国农民爆发出不可思议的求生与创富本能。这就是所谓的“方向性的自由主义”（Directional Liberalism），老百姓是不看什么经济学模型的，他们只看风向。当国家机器从绝对的独裁和疯狂的阶级斗争中稍微后退，给老百姓留出了一丝丝不被随便侵害的自由空间时，真正的中国奇迹，就这么在泥土里，在集市上，在无数个破旧的农家院落里，以一种野草般的姿态疯长了出来。

说到这种野草般疯长的底层力量，黄亚生在书里提到了一个极具时代标志性的人物——安徽的农民企业家年广久，也就是那个后来名满天下的“傻子瓜子”的创始人。仔细打量这个案例，简直就是一堂最生动的产权与市场经济启蒙课。年广久是个什么人？一个出身于当时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的底层农民，大字不识几个，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炒瓜子，什么都不会。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毫无背景，毫无所谓“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民，在 1980 年代初却掀起了一场商业风暴。他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这在当时满大街都是统购统销，没有任何品牌区分的中国供销社系统里，无意中完成了最原始，最朴素的“品牌营销”。更让人震惊的是他的经营规模，到了 1986 年，当全国绝大多数的国营大企业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全年的平均利润也不过百十万的时候，年广久的私人小作坊一年的净利润居然已经高达 100 万人民币，他名下的雇工，从最初的 4 个人，迅速膨胀到了 100 多人。

我们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问题：年广久的百万利润是怎么来的？是靠国家发红头文件“计划”出来的吗？是靠地方政府给他划拨土地，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扶持”出来的吗？显然不是。他唯一的本钱，就是他发现了那个由国家长期垄断和计划指令造成的巨大消费品短缺市场，然后用自己的汗水，手艺和冒着杀头风险的胆量，去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他之所以敢于雇佣上百个工人，把生意做到上海，北京去，根本原因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变了。当党报上开始刊登鼓励农民养牛，养鸡的文章时，像年广久这样的底层老百姓立刻就读懂了背后的政治密码：高层在默许，过去的那些禁忌正在被打破。这种由上层政治的微小让步所带来的“免于被恐惧的自由”，才是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敢于放手一搏的唯一底气。不是国家权力的主动干预造就了年广久，恰恰相反，是国家强权在微观经济领域里的缺席和退却，才成就了 1980 年代无数个像年广久一样从泥巴地里钻出来的百万富翁。

如果说年广久的例子还只是一个个案，那么我们再来看黄亚生接下来对“乡镇企业”（TVEs，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的分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要是去读一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或者其他国际主流学者的文章，你会被这样一种神话所洗脑：他们认为，中国在 1980 年代的经济起飞，靠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由乡镇和村级地方政府所有并控制的乡镇企业。在这些理论家眼里，这种“公有制”的企业简直完美无缺，它既能像私营企业一样追求市场利润，又能凭借政府背景有效防止“私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这种坐在空调房里靠想象力推导出来的“中国特色理论”，把地方政府描绘成了英明神武的经济操盘手，从而为后来的“国家主义”提供了最硬的学术背书。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黄亚生通过对中国农业部当年的原始统计年鉴和内部汇报文件的研究告诉我们，在中文的官方语境里，“乡镇企业”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所有权”概念，而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指的是所有位于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工商企业。根据 1984 年中央“四号文件”的明确界定，乡镇企业不仅包括乡办，村办的集体企业，还白纸黑字地包括了“农民合资联办企业”和“个体户”。既然定义搞清楚了，我们再来看数据。黄亚生的考证显示，早在 1985 年，中国总共 1200 万家被冠以“乡镇企业”名号的实体中，竟然有高达 1050 万家是彻头彻尾的私人企业（个体户或私营联户企业）。这就是说，撑起中国 1980 年代经济奇迹大半边天的，根本不是什么地方政府掌控的“公有资产”，而是千千万万个自负盈亏，自寻死路的农民私营作坊和草根企业。这真是一场荒唐至极的国际学术乌龙，几千万中国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干出来的私营经济成就，就这么被一股脑地算在了地方政府和“集体所有制”的头上。

这笔产权账如果只算到这儿，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黄亚生在这本书中，还抓住了乡镇企业在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看似反常，实则无比合乎逻辑的现象。我们通常以为，像江苏，浙江，广东这些东部沿海富裕省份，肯定是从一开始就引领了私营经济的潮流。但黄亚生的数据证明，在 1980 年代中后期，私营企业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占比最高的，根本不是上海或江苏，而是像河北（70.4%），贵州（63.9%），河南（61.3%）这些在当时穷得叮当响，深处内陆的传统农业大省。反观当时的上海，这一比例竟然只有可怜的 6%。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贵州的大山里比大上海更具“资本主义文化基因”吗？当然不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源禀赋和体制约束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在上海，江苏苏南这些原先工业基础较好，国家机器控制力极强，地方政府手里捏着大量国有和集体资产的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资源去搞“政府主导”的集体企业。而在贵州，河南这些被计划经济长期边缘化，地方财政一穷二白的贫困农区，地方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搞什么集体投资。恰恰是因为政府手里的“公权”和“公产”极度匮乏，反而给底层的农民留出了一个不被干预，只能靠自己结社集资求生存的“法外之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 1980 年代，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反而成了私营经济生长最为繁茂的土壤。在那个年代，资本主义首先是“穷人的事业”，是农民为了活命而不得不冲破体制牢笼的反击。贵州的农民企业家可以集资十几万去买大卡车搞长途贩运，可以几十户人家凑钱建起加工厂，这些钱不是政府给的，是他们自己通过民间借贷，亲友凑份子硬凑出来的。这种“残余的资本主义”（Residual Capitalism）在国家权力的夹缝中顽强生长，它不仅解决了农村海量剩余劳动力的吃饭问题，更在事实上打破了计划体制对工业品和商业流通的绝对垄断。所以，1980 年代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行，绝非因为政府“设计”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在广袤的，贫困的农村大地，国家机器的控制力足够薄弱，使得底层的私有产权和自由交易得以在事实层面悄然运转。

当我们把目光从底层农民的挣扎上移，去审视当时主政中南海的那些最高决策者时，我们又会发现另一个制度变量。既然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依然高悬，为什么像年广久这样明显突破了“七个雇工”剥削红线的资本家没有被立刻抓起来？为什么贵州，温州的民间金融和私营作坊能堂而皇之地做大？这就要归功于黄亚生所定义的那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政治生态——“摩擦性威权”（Frictional Autocracy）。在 1980 年代，中国的最高权力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绝对的独裁者手中，而是呈现出一种“两块半”的权力共享格局：邓小平，陈云各据一方，而真正在一线操盘的则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些务实的改革派。这种高层内部的制衡与摩擦，虽然使得政策经常出现摇摆和妥协，但它客观上打破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定于一尊，朝令夕改”的绝对专制，形成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更难能可贵的是，胡赵等一线领导人展现出了一种在共产党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经验主义”和“顺应现实”的执政风格。他们不是坐在中南海里拍脑门制定什么“伟大复兴的产业规划”，而是把眼睛盯在底层。当他们看到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办起了私营作坊，搞起了长途贩运时，他们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大棒去打压，而是选择了默认，观察，最终予以合法化。

看看当年那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白了。从 1982 年到 1986 年，这些文件一步步地承认了农民的农产品自由买卖权，长途贩运权，进城务工经商权，甚至在 1985 年明确允许私人开办矿山，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并允许私人入股企业分红。这哪里是什么“国家顶层设计”，这分明是国家对底层自发突破体制行为的“追认”与“妥协”。赵紫阳等人心里很清楚，要让老百姓有干劲，就必须“给他们赚钱的权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给他们发口号。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中国农业银行的行长，甚至会在公开讲话中明确要求国有银行去支持“私人”和“民间”的信贷需求。这种为了解决老百姓吃饭和就业问题，宁可突破理论禁区，甚至不惜自我限制行政权力的做法，为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政策信用”。它让千千万万个心存余悸的中国人相信：这次的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辛辛苦苦赚来的私人财产是有保障的。因此，把 1980 年代的辉煌简单归功于某个强人的高瞻远瞩，是极其肤浅的。真正的逻辑链条是：高层政治的相对开明与权力分散，孕育了务实退让的政策环境；而国家权力的退让，不仅直接划定了最初的私有产权边界，更极大地降低了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最终彻底引爆了蕴藏在八亿农民体内的巨大经济潜能。这才是那个只属于 1980 年代的，真正意义上的，惠及最广大底层民众的“中国奇迹”。

2026 年 3 月 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