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空：尺蠖效應的怪圈與帝國政治的辯證法（下）
毛澤東走後怎樣：從文革到改革
隨著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經濟的飛速發展，各個學科紛紛開始探討「中國經濟飛速增長」這個「中國奇跡」背後的原因，並將中國的發展模式冠之以「中國模式」或者「中國道路」以彰顯其特殊性。秦暉也根據自己的理論對此給出了一套解釋。研究中國改革往往要將改革置於 49 年後的歷史視野中，不能忽略改革前的毛時代對後毛時代改革的影響。這裡隱含的一點就是，搞清楚後毛時代的改革邏輯是建立在理順毛時代的歷史邏輯與相關史實之上。尤其是在分析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之時，當仔細研究毛時代之後，我們就可以發現改革後出現的很多問題，不過是毛時代的類似問題在另一種經濟政治情境下的變形，很多問題並不是在改革後憑空出現的。同時，秦暉將中國改革與蘇聯與東歐國家的轉軌進行了比較研究，通過這一比較歷史與比較政治研究，秦暉教授做出了極為出色的研究。在下文中筆者試圖將秦暉教授對從文革到改革的發展邏輯做一下梳理。
改革前中國與蘇聯體制的區別就體現在《鞍鋼憲法》與《馬鋼憲法》之上，體現了中國的「長官命令式經濟」與蘇聯的「科學計劃式經濟」的差別。借用高華教授對《鞍鋼憲法》的研究來說，鞍鋼憲法體現的是「堅持黨的領導」的「政治中心主義」，而蘇聯的《馬鋼憲法》體現的則是「技術中心主義」【13】。毛時代的特色就是「不把『計劃』當回事的、『大轟大嗡』的命令經濟，『文革』時期尤其如此。」而蘇聯與東歐則是「現代工業文明擴張『科學主義』的一套理性計劃經濟體制。【14】」
於是轉軌的關鍵與其說是走向某種體制，不如說是走出某種體制：
打破理性計劃經濟體制，勢必要破壞計劃平衡，但市場平衡又無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亂，這個代價無論漸進激進都難免。但在中國，改革開始就是從無平衡的混亂中走出來，不僅市場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進理性計劃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鄧小平說改革最初就叫「整頓」，「整頓」並非走向市場，而是回復「修正主義」。其實就是放棄了大轟大嗡，搞了點蘇式計劃；放棄了點「鞍鋼憲法」，搞了點「馬鋼憲法」。經濟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來就是計劃均衡的東歐，當然沒法搞這種招數。而他們那種「科學」的計劃，一放棄就亂套了。換言之，越是「科學的」計劃，改革前比大轟大嗡的胡鬧效益越好，放棄它的代價也越大。而大轟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無代價地放棄的【15】。
在另一篇 2001 年有關清華校慶的訪談中，秦暉也提到了改革後「清華紅色工程師崛起」的原因【16】。紅色工程師的崛起同樣與「走出長官命令經濟」有關，在改革前以長官命令為核心，講究政治掛帥的三十年間，紅色工程師現象並沒有出現。而當中國的改革放棄了點「鞍鋼憲法」，搞了點「馬鋼憲法」的「科學計劃」之時，清華的技術專家在治國方面的優勢才得以體現，恢復到蘇聯的「專家治國」的「修正主義道路」上【17】。
同時，秦暉也指出，「一個非自由的經濟共同體結構勢必有兩個職能，即它對人一方面是一種束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保護。因此擺脫這種共同體也意味著兩種『自由』：擺脫束縛的自由與失去保護的『自由』。【18】」而中國的改革從農村先開始，也是因為相比於中國城市中的工廠單位的保護加束縛的雙重性，農村的農民更多的是受到人民公社的束縛，卻未能享受到相應的保護，這也體現在在毛時代農村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傾向「，一有機會就想分地單干。城市工人與農村農民在城市改革與農村改革之初對待「改革」的不同態度，不僅僅是改革政策實施本身的區別，也體現了農民與工人這兩種身分在改革前的制度化差異與黨國對這兩種不同身分的區別待遇。
因為中國在毛時代整體制度的束縛更多保護更少，黨的領導與命令主義更多科學計劃與理性主義更少，因此中國的轉軌相比於蘇聯更容易一些。但是「整頓」——「就命令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與「就人民公社的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的作用到 90 年代都發揮得差不多了。正如秦暉所言，「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如果就管理水平而言，要比 60 年代不知道要強多少，但是中國 90 年代的國有企業面臨的困境要比 60 年代嚴重得多。這就是說，通過加強理性計劃的途徑，來取得增益這樣一個過程···通過『整頓』就可以實現改進。這個過程，實際上到了 90 年代已經差不多了，要完結了。【19】」但這樣的「國企整頓」也帶來了另一個後果，就是對私人企業的擠出。正如黃亞生所說，「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及直至 1997 年左右，政府策略的主要動力在於改革國有企業，但是，它的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加強 國有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生產能力。為了實現後一個且標，政府設計了政策、行政方法和法律基礎，使大量的資源流動起來，並引導向國有企業，其直接代價是以國內私人企業為犧牲的。【20】」
而在 80 年代初國有經濟基礎薄弱的省份，以及各個省內遠離國家控制的地方，這些地區沒有國有企業與可以依靠，於是「溫州型」私有的鄉鎮企業和「蘇南型」集體的鄉鎮企業都發展起來，「這一特征表明：90 年代中期以前鄉企發展的最重要『優勢』，與其說是最能利用市場機制，不如說是最能擺脫行政控制，無論私營型（如溫州）還是集體型（如蘇南）鄉企，在這一點上似乎是共同的。而在不發達與發達地區這一點也基本相似。」而在這些經濟過程中湧現的基層的宗族勢力，與其理解為「封建復辟」，不如理解為一種與國家權力異質的社會力量的出現【21】。秦暉的這一解釋對我們理解「鄉鎮企業崛起的原因」這一發軔於上世紀 90 年代的經典命題提供了一個切入的新角度。而且這一論斷也往往在無意中被其他學者的研究被佐證。例如社會學家沈原研究了河北省一市場的起源，他就發現，「在一個經濟和政治上高度集權的社會中，各級行政區劃的交界處最易形成權力和控制的盲區，因而格外有利於新因素的成長。新經濟往往率先在這樣獨特的生存空間中萌生出來。對於 BG 市場來說，地處三縣交界是它在較早時期得以存活的最重要條件之一。因為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初生的新經濟因素變得游弋不定，從而有可能逃脫國家權力捕殺的羅網而保全下來。【22】」
90 年代末的中國籠罩在「下崗」的陰影裡，就像王兵在他的紀錄片《鐵西區》中拍的那樣，色調是昏黃沉重的，「鐵飯碗」不再像人們預期的那樣持久，無數人的人生軌跡從此發生改變。「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1999 年，黃宏在春晚小品《打氣》裡的這句台詞頗為諷刺地把工人被迫接受的轉變表現成了「工人主體的能動性」。而對待這一歷史，持「左派」立場的人則認為下崗的痛苦是資本主義改革的錯，要避免這種痛苦，我們就要不改革，回到「社會主義大鍋飯」去；而持「右派」立場的人則認為所謂的下崗不過是「改革的陣痛」，是必要的痛苦，為了深化改革，我們就必須要一部分人去承受「改革的成本」，而很不幸國企職工就成了成了成本的承受著。在這兩種想法中，都有一個預設，那就是「國有企業是國家財產」，卻忽略了「國有企業屬於全體人民」這個只在列寧式黨國宣傳中存在的定義。既然如此，國家不過是國有企業的「看守者」與「管家」，而非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要「抓大放小」與「私有化」必須得經過「財產所有者」的同意，否則便成了「監守自盜」。也就是說，在國有企業實際的「私有化」過程中，是一個「賣家缺位」的交易過程。
在邏輯上解決這個悖論無非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把國有資產公平量化給國民 (如東歐一些國家出現的「證券分配法」) 以產生初始「賣方」，然後由他們來交易；二是建立以公共選擇——監督機制 (即民主機制) 為基礎的委托代理關系，使「看守者交易」成為合法的「代理交易」。···這就提出了在決策領域亦即行政領域建立公共選擇、公共授權、公共監督機制的問題。如果「看守者交易」無需授權也不受監督，那就很難避免這樣的產權改革變成「監守自盜」。相反，如果建立了這樣的委托代理關系，在規范化的代理交易中正如通常的市場交易那樣，定價與買主 (「能人」) 問題都是好解決的【23】。
與之相對應的，也就是秦暉堅持的前共產黨國家經濟轉軌時更應該堅持「諾齊克的正義觀」，財產的最初獲得需要來源清白，財產持有過程中的每一次轉讓也都要是自由、公正的，並且持有的正義必須是可以追溯的完整鏈條，只要其中一環是不正義的，則此後的即使每次交易都合乎公正，其結果也不正義【24】。秦暉同時也指出，在轉軌中可以堅持民主的「公共選擇」堅持「民主分家」，哪怕老百姓稍微吃點虧也不會對這種分配不滿【25】。如果在轉軌中未能堅持這樣的正義觀，則以「不公平的偽競爭」為特點的「改革」很易激起人們對「反競爭的偽公平」的懷念，於是又陷入了「鬼打牆」一樣的怪圈。
全球化與「中國模式」：「中國的全球化」與「全球的中國化」
進入二十一世紀，「2001 年的兩件大事標志著改革開放進入了某種意義上的又一個新階段：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國大踏步地進入全球化過程，而『9·11』事件及隨後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於伊斯蘭地區，淡化了中美矛盾，促進了雙方合作並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政治環境。兩者都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了空前的推動作用。【26】」但是這種「全球化」並未如同設想的那樣改善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推動中國向民主憲政政體轉變，或者改善職工的福利制度。反而在 08 年金融危機後，中國靠著自己的四萬億大放水迅速走出經濟困境，反而使中國樹立了「中國模式」的「道路自信」。如果說以前中國還有學習美國的地方，而如今中國先美國一步走出危機，則讓北京領導層不再這麼想，反而樹立了對「中國特色」的信心。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不僅北京領導層自己對自己的特色道路充滿了信心，就來國際上也出現了一幅吊詭的畫面，「左派稱贊中國低自由，右派稱贊中國低福利」【27】。這裡「低自由」與「低福利」的合奏，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部分——「低人權優勢」【28】。
但國際各派別羨慕是一回事，實施起來則是另一回事，在憲政民主的約束下，縱使國家領導人有心效仿「中國模式」，也很難取得成功【29】。當然，中國的「低人權」並不意味著縱向比較來說中國的人權沒有進步，尤其是與毛時代的列寧式政黨一黨專制相比。正如秦暉所說：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人權是「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低人權優勢」主要是橫向比較而言，這種「優勢」與縱向比較人權仍有進步並不矛盾。中國改革 30 年來無論自由還是福利兩個方面，人權無疑都是有進步的。改革前中國的人權狀況肯定比現在差，因此我對改革的進步性是肯定的，而對於那種認為改革後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論是不贊成的。但這並不排斥對如今我們的人權水平持批判態度【30】。
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不僅中國成了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自由市場與福利國家也面臨著「中國模式全球化」——「低人權優勢的全球化」——的威脅，「血汗工廠打敗福利國家」與「中國模式和平演變美國模式」的威脅【31】。秦暉在 2008 年如此預測，「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制，在『只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勢』。這種體制下崛起的經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准，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32】」十年後的 2018 年，特朗普發起了對華貿易戰，拜登就職後依然堅持了其前任的政策。
如何走出秦制的怪圈？
秦暉曾提過一個概念，叫做「問題殖民」，即將西方國家現在所面臨的問題誤以為是我們面臨的問題【33】。而所謂「民族國家構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中國的中產階級」等命題皆屬此類「問題殖民」的產物。當然，這種「問題殖民」自是有「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無意誤置，更多的則是「體制化的有意誤置」。黨國在生產這種「假問題」上發揮了制度化的作用。各類人文社科近期都開始提倡所謂「本土化」，一個個不是去尋了孔子儒家「整理國故」，便是去尋了毛澤東「把革命找回來」或是「把階級找回來」。作為局外人觀之，所謂的「本土化」不過是制造了一堆假問題，毛澤東從未遠去，有從何提起「把它找回來」，這麼說不過是為黨國擴權尋個由頭罷了。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更是一個生產了一堆「學術垃圾」與「學術泡沫」的話題。這個話題的古老傳說版本就是「好的都是皇帝，壞的都是貪官」，而在如今「西學東漸」情況下，自然是要更新換代，「好的都是黨國體制一心為老百姓著想，壞的都是市場經濟私有制剝削人民」。而轉頭去尋孔夫子的「國故」更是「歷史虛無主義」，且不提傳統的「儒表法裡」結構，就連曾經象征「中國傳統」的「宗族」亦是一種「近代化的產物」【34】，而非什麼「中國的本土性」。而由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一書所掀起的「民族國家構建在中國」相關話題，更是為「發明歷史」做了很大的貢獻。與「民族國家構建在中國」往往同時出現的另一個命題就是「皇權不下縣」，「國家政權的力量只延伸到縣一級，縣以下的傳統鄉村只靠習慣法與倫理來協調，國家很少干預」，而縣以下則是由宗族鄉紳等血緣關系所連接。於是，國家權力的向下延伸則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且不說在各個帝制王朝的初年至其繁盛期，國家從未試圖放松對基層的控制，更是通過各種手段來完成這一目的【35】。就連杜贊奇的「現代民族國家構建」在歷史邏輯上都很難說是正確的。秦暉對杜贊奇的批評很肯切：
以這樣一種眼光看歷史，晚清至民國的亂世國家對鄉村基層的缺乏有效控制便被看作「傳統」的常態，而國家強化這種控制的努力則被視為由「傳統」向「現代化」邁進的「民族國家建構」進程。然而這個進程與我國歷史上多次重演的「亂世 - 治世」進程究竟有何異同？晚清 - 民國政府對鄉村基層的控制有限，但在那樣一個亂世，中央對省、縣各種軍閥與地方勢力的控制不也很有限麼，難道那就可以證明「傳統」的國家權力達不到省、縣一級？而歷代王朝在恢復大一統治世的過程中強化對地方以至基層的控制，是否也具有「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建構」意義呢【36】？
要跳出「秦制敵過的怪圈」，就意味著我們要提出「真問題」——也就是如何走出秦制，而秦暉曾說的一句話也為「何謂真正的本土化」做了回答，「主義可拿來，問題須土產，理論應自立」【37】。
筆者學識尚薄，雖欲總結秦暉教授的諸多思想，奈何力有所不逮，多有處疏漏謬誤之處，並未對其南非研究、第三部門研究與歷史與思想史等多處研究進行總結。且筆者多處對秦暉教授思想加以個人解讀，還望讀者可以加以鑑別，若要詳加了解秦暉教授本的人思想還應以其原文為基礎，本文文責自負。
注釋：
【13】高華：鞍鋼憲法的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 年 4 月號。總第五十八期。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58-200001046.pdf
【14】秦暉：又十年後回頭看——《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修訂再版序。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修訂版). 2012. P1-22；秦暉對崔之元相關研究的批判參見：秦暉（卞悟）. 「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6 年 8 月號。總第三十六期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36-199605006.pdf；也可參見：秦暉. 「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2013. 共同的底線。P189-214. 秦暉對「新左派」相關理論批判參見：秦暉（卞悟）. 淮橘為枳，出局者迷。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6 年 2 月號。總第三十三期 .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33-199601020.pdf；也可參見：秦暉. 淮橘為枳，出局者迷——中國式的「新左派」理論及辨析。1999. 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P156-176.
【15】參見秦暉：又十年後回頭看——《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修訂再版序。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修訂版). 2012. P10-11.
【16】Joel Andreas 在他的《紅色工程師的崛起》（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出版於 2009 年）一書中同樣研究了該問題，但作者不僅對毛時代歷史的理解存在「諸多曖昧之處」，也未能把握 49 年後的黨國體制中「政治資本」持續的主體性。
【17】秦暉：願人文清風育我菁華——清華校慶答客問。2002. 思無涯 行有制.P213-220
【18】參見秦暉：又十年後回頭看——《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修訂再版序。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修訂版). 2012. P10-11.
【19】秦暉：轉軌經濟的比較研究。2002-11-21 第 84 期《世紀大講堂》. https://youtu.be/TnGDX_ct1bc; 文字版可參見秦暉。轉軌經濟的比較研究——鳳凰衛視第 84 期世紀大講堂。2004. 實踐自由。P82
【20】Huang, Yashe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8；中譯參見 [美] 黃亞生。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2005. 新星出版社。P162.
【21】秦暉：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民社會——傳統中國社會及其現代演進的再認識。1999. 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P387-388.
【22】沈原：市場的誕生。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學的關鍵議題。2007.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108.
【23】秦暉：破解「賣方缺位」的悖論——國有資產如何公正地退出。2004. 實踐自由。P99；也可參見秦暉：「賣方缺位」與政治體制改革。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1127
【24】秦暉：自由與公正的底線之上——羅爾斯、諾齊克與布迪厄三人祭。2004. 實踐自由。P125-133.；秦暉：全球化中的「中國因素」與世界未來。更新時間：2008-03-05 00:27:46. http://m.aisixiang.com/data/17856-5.html ;秦暉：不講邏輯的「經濟學」——關於公正問題的經濟學論爭。2013. 共同的底線.P144-188.
【25】參見秦暉：又十年後回頭看——《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修訂再版序。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修訂版). 2012. P14-16.
【26】秦暉：「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更新時間：2008-09-10 14:29:54.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27】參見同上秦暉：「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
【28】秦暉：中國經濟發展的低人權優勢。更新時間：2007-11-02 10:31:48. http://m.aisixiang.com/data/16401.html；秦暉：再論「低人權優勢」：兼答相關批評 (本文為作者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第 374 次雙周論壇（2008 年 11 月 21 日）上的發言) . 更新時間：2009-02-13 18:46:01.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4829.html
【29】秦暉：「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更新時間：2008-09-10 14:29:54.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30】秦暉：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 更新時間：2010-09-27 11:02:42.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6235-3.html
【31】秦暉：21 世紀的全球化困境：原因與出路——兼評《21 世紀資本論》. 更新時間：2015-07-03 10:20:07.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0079.html；秦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遺產。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8 年 6 月號。總第一六七期。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67-201805007.pdf；與此相關的「昂納克寓言」參見秦暉：「昂納克寓言」. http://m.aisixiang.com/data/110805.html
【32】秦暉：「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更新時間：2008-09-10 14:29:54.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33】秦暉：「警惕『問題殖民』：西學東漸中的問題誤置（講座）. 2009 年 11 月 11 日晚 6:30. 縮略文稿見：http://economics.efnchina.com/show-2206-33326-1.html ; 講座視頻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5K653tyA
【34】秦暉：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民社會——傳統中國社會及其現代演進的再認識。1999. 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P377-384.
【35】蕭公權。中國鄉村：論 19 世紀的帝國控制。2014.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魯西奇： 「下縣的皇權」:中國古代鄉裡制度及其實質。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 56(4): 74-86.
【36】秦暉：帝制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關於「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更新時間：2005-07-30 10:12:51.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823-3.html; 也可參見秦暉。2013. 共同的底線。第一版。P309.
【37】秦暉：求索於主義與問題間。更新時間：2006-12-31 12:43:23.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46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