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八）
（十一、原文“二是这次的乌克兰战争”部分）
将俄乌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乌克兰挑衅”“美国操控”“俄罗斯忍无可忍”，是近年来俄罗斯官方与其同路人刻意打造的一套叙事体系，表面上逻辑完整，情绪动人，实则充斥着事实歪曲、对国际法的误读，以及战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种叙述一方面将俄国塑造成一个被西方欺骗和围堵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把乌克兰描绘成一个没有自主意志、任美国驱使的“代理人”，以此为 2022 年 2 月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辩护。但这种说法经不起任何系统性的批判审视，从死亡数据造假、战争责任归属、北约政策逻辑、苏联解体承诺、乌克兰内政主权，到国际法关于侵略与防御的基本立场，无一不是错位或扭曲。
首先，我们必须反驳的是死亡数字与责任归属的“反转叙述”。原文声称乌克兰政府“军事镇压东部俄语区”“屠杀乌东俄人”，造成“1.4 万人丧生”，而俄罗斯出兵不过是为了保护他们。这是最典型且最具煽动性的战争宣传手法之一。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OHCHR）持续发布的报告，从 2014 年顿巴斯战争爆发至 2021 年，约有 14,000 人死于该地区冲突，其中约 7 成死者为作战部队（包括乌克兰军队、顿巴斯亲俄武装与俄罗斯“志愿军”），另有平民伤亡，但并无证据表明乌克兰政府“屠杀”平民。这场战争首先是因俄罗斯支持、组织、武装东部分裂分子而起，并非乌克兰“镇压本国人民”。
具体来说，原文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死亡人数归咎于乌克兰政府所谓“镇压俄语区民众”，并借此宣称俄罗斯出兵是为了“保护俄语族群”，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战争责任“反转话语”策略。这种叙述一旦不加批判性分析，便会在语义上将加害者包装为“施援者”，将侵略扭曲为“救援”，进而为后续的全面战争行为提供道义伪装。而要真正厘清顿巴斯冲突中的责任构造与死亡数字的真实意义，就必须从三重事实结构中剖解：即伤亡构成、战争起点的地缘动因，以及俄罗斯“保护俄侨”话术的历史模式。
关于所谓“1.4 万人丧生”的数据来源——这是俄罗斯媒体与其支持者反复使用的数字，试图制造出一种“乌克兰屠杀本国俄语平民”的印象。但该数字的真实来源，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OHCHR）自 2014 年起的持续跟踪报告。根据 OHCHR 截至 2021 年底的统计数据，顿巴斯地区的死亡人数约为 13,200–14,000 人，其中 7 成以上为武装冲突中的战斗人员，包括乌克兰正规军、地方志愿营、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分离武装、以及数量庞大的“志愿者”——实质上是从俄罗斯边境持续渗透的雇佣兵与特种人员。平民死者约占总数 25% 以下，且死亡成因并未显示由乌克兰军方系统性有计划地对平民发动屠杀行为。
换言之，顿巴斯的战斗不是乌克兰政府对“手无寸铁俄语族群”的单方面镇压，而是俄方自 2014 年 3 月起直接武装、组织并派遣军事人员进入乌克兰东部，从而引发的一场典型代理人战争。俄罗斯不仅承认曾有“志愿兵”参与，而且对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的分裂政权提供了装备、指挥、资金、宣传与后勤支持，尤其是关键战役（如伊洛瓦伊斯克、德巴尔采韦）中，俄罗斯正规军多次以“旋风式”介入，改变战局。所有这些行动违反了《明斯克协议》第一阶段“撤出外国武装人员”的基本条款，也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国的军事不干预原则。
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政府的军事行动本质上是行使国家统一的合法权利，其军事目标当然并非“屠杀俄语人口”，而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合法需要。事实上，在顿巴斯的俄语人口中，并不存在普遍被国家敌视或种族清洗的证据。联合国、OSCE、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均未发现任何系统性针对俄语人口的国家暴力、语言歧视或文化压迫。俄语至今仍是乌克兰境内大范围使用的语言，政府高层、国会议员、甚至总统候选人都曾公开使用俄语进行政治表述。
因此，俄罗斯借“保护俄语族群”作为出兵的理由，本质上是重演其历史上在外高加索、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一再上演的“同胞干预主义”（compatriot interventionism）剧本。每当前苏联地区国家意图向西靠拢或脱离莫斯科轨道，俄罗斯便以“保护俄侨”“反对本地法西斯”为由，将文化—语言认同政治化，随后借“人道主义责任”展开军事介入。这一话术从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摩尔多瓦问题、一直到 2022 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演化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可复制的正当化工具。问题在于，国际法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得以族群、语言、历史文化认同为由，在未经该国同意的情况下跨境使用武力或改变边界。即使存在真实的少数民族困境，也应通过外交、区域治理机制或国际调解解决，而非坦克碾压。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一方面以“保护俄语少数民族”为由在国外用兵，另一方面却在国内持续压制真正的少数民族自治：车臣、鞑靼斯坦、巴什基里亚与印古什等共和国的自治诉求被定性为恐怖主义，其政治领袖遭到清洗，地方语言权利则不断遭到削弱。所谓“保护俄语人口”，在克里姆林宫的现实操作中，从来不是基于对多元文化与民主权利的尊重，而是一种以文化武器化、语言地缘化的地缘霸权话术。
综上所述，将“1.4 万人死于乌政府镇压”作为俄罗斯“出兵正当性”的依据，不仅是对历史的选择性切割，更是对死者的双重消费：一方面利用死亡数字塑造“乌克兰暴政”的幻象，另一方面回避俄罗斯所造成冲突结构的根源性责任。它不是对人命的哀悼，而是对帝国政策的包装；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战争制造合法性通道。对这种叙述我们必须毫不妥协地指出：在一场由俄罗斯制造、主导、持续干预的战争中，将乌克兰描绘为加害者，是对事实真相、道德原则与国际法底线的三重否定。
进一步说，所谓俄罗斯“提出两点和平要求”（即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进行“非纳粹化”），是对现实问题的恶意简化。乌克兰从未有加入北约的实质时间表，2014–2022 年间西方国家对其态度普遍谨慎，未给予《成员行动计划》（MAP）。北约从未在乌克兰驻军，也无意部署核导弹。俄方将其夸大为“国家生存威胁”，是将假设的、理论的远期风险当作战争的现实正当化借口。而所谓“去纳粹化”，就是一种对历史记忆和当下实际状况的蓄意操控和扭曲。乌克兰在全国大选中极右政党支持率从未超过 2%；民选总统泽连斯基本人是犹太人，其家族曾在纳粹大屠杀中遭受迫害。他能以压倒性选票当选总统，这本身就构成了对“纳粹政权”指控的有力反驳。而俄罗斯所谓“乌东屠杀俄人”的指控，连克里姆林宫自己也未能在联合国提交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事实上，“非纳粹化”不过是“去乌克兰化”的委婉说法，其最终目标是否认乌克兰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首先来看“非军事化”这一诉求。表面上，它似乎表达了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安全焦虑，尤其担心乌克兰成为西方在其边境的军事跳板。但事实是：自乌克兰 1991 年独立以来，尤其是在 2014 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该国确实逐渐向西方靠拢，并表达加入欧盟与北约的政治意愿。然而在制度层面，乌克兰从未获得北约的《成员行动计划》（MAP），这才是实际入盟程序的前置条件。在 2014 年至 2022 年间，北约多次重申对乌克兰“门户敞开”的原则，但始终未正式开启其入盟进程。德国、法国等关键成员国出于对俄罗斯的敏感态度，一直对乌克兰入约持保留意见。因此，在战争爆发前，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不是现实可行的短期前景，而仅是象征性表态。
更进一步，北约从未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作战部队或核武器。即使在 2021–2022 年紧张升级的背景下，美欧军援也主要集中在反坦克导弹、防空设备与情报技术层面，极少涉及北约性质的军事部署。北约从未在乌克兰建立常设军事基地，也未将乌克兰视为潜在导弹前沿阵地。这一点与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美国门口部署核弹头——并不对等。将乌克兰渲染为“即将成为北约核平台”，实则是将一个遥远、未确定、具高度可逆性的地缘设想，强行拔高为发动战争的即时正当理由，这种逻辑既脱离现实，也不符合比例原则和合法自卫权的国际标准。
至于所谓“非纳粹化”，这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语言暴力。俄罗斯声称乌克兰政府与极右纳粹势力勾结，并利用这一话术向国内外宣告其战争目标具有道德正当性。问题在于，这一标签完全无法经受起码的事实检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犹太人，其家族成员在二战期间曾遭纳粹屠杀，他在 2019 年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得票率胜出，其竞选纲领中无任何“民族主义”或排外内容。在 2019 年大选与 2020 年地方选举中，极右政党支持率均未超过 2%，远低于议会门槛。在任何国际观察标准下，乌克兰都不构成一个“纳粹政权”。
俄罗斯声称乌克兰东部存在“纳粹暴行”，乌军“屠杀俄语平民”，但即使在战争前，克里姆林宫在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或任何国际法机构中都未能提供哪怕一份具法律效力的证据。相反，正是乌东亲俄武装（包括瓦格纳与顿巴斯分裂军）在过去八年间多次对平民实施绑架、酷刑与炮击，并不断阻碍国际人道组织进入。更重要的是，“非纳粹化”作为战争目标，极其模糊而无终点，事实上构成一种无限扩张的正当化语言结构。
语言的模糊性决定了其可以被任意扩张：当泽连斯基这样一位犹太人都可以被定义为“纳粹头目”，那么谁不是纳粹？当议会中得票不到 2% 的极右政党就能成为“纳粹统治”的证据，那么哪个国家都可以在这种标准下被入侵。“非纳粹化”最终的真实含义，不是清除极端主义，而是“去乌克兰化”：抹去乌克兰的国家主体性、文化独立性与国际法地位，迫使其成为俄罗斯影响力下的从属空间。
这一逻辑背后，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国家”的长久否认。普京在 2021 年发表长文《论俄乌历史统一》时就宣称乌克兰“从未真正成为过一个独立民族国家”，其存在只是苏联的偶然安排。这种言论不是对历史的阐释，而是对国家灭绝的正当化。也正因此，所谓“非军事化”与“非纳粹化”不过是克里姆林宫掩盖其帝国野心的遮羞布，其真正意图是彻底瓦解乌克兰的国家结构，将其变为一个没有主权的缓冲区、附庸国甚至被吞并的边陲行省。
综上所述，俄罗斯提出的“两点和平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必须“非纳粹化”——并非实质外交谈判议程，而是一套专门为发动战争准备的欲加之辞。它的逻辑基础是虚构的，它的法律地位是无效的，它的现实后果是致命的。一旦国际社会接受这种恐吓的正当性，将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凭借主观安全感与历史情绪去否定他国主权，国际法将形同虚设，战争将成为通往和平的常规路径。
至于“美国拒绝调停、煽动战争、阻止和平”，更是一种颠倒因果的叙述手法。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前，美国与欧盟在 2021–2022 年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包括巴黎四方会谈与日内瓦安全对话）试图缓和局势，北约甚至公开重申乌克兰“短期内无望加入”，而俄方却提出了一系列完全不可接受的“安全要求”，如禁止北约在 1997 年后加入的成员国境内部署军力、乌克兰永久不得入约、北约东扩全面终止——这不是寻求妥协，而是试图重构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在外交尚未终结之际，俄军却率先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全境，摧毁民用城市、屠杀平民、占领土地。这种行为即使在最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眼中，也构成侵略战争，其责任无法通过“美国不让谈判”这种说辞推卸。
具体来说，俄罗斯及其辩护士频繁使用“美国拒绝调停”、“美国煽动战争”、“美国阻止和平”之类的指控，其目的并非还原事实真相，而是构建一种典型的因果颠倒、责任洗白与侵略受害者角色互换的宣传说辞，使一场由俄方主动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看似成为被逼无奈的防御行动。这种叙述的策略在于，它通过选择性剪裁外交过程中的片段、放大美国在东欧的影响力、无视俄罗斯主动动武的关键节点，从而系统性模糊了侵略者与受害国之间的界限。这不仅破坏了国际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基本判断，也严重误导了关于和平斡旋可能性的公共认知。
2021 年底至 2022 年初，在战争全面爆发前，确实有一系列旨在缓和俄乌局势的外交活动——这正是俄罗斯所谓“美国不调停”的背景。但事实上，这些外交尝试正说明美国与西方国家并非冷漠旁观，更没有“故意制造战争”，而是多次努力希望通过对话避免冲突。2021 年 12 月，俄罗斯向美国及北约提出两份“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其中包含极为强硬、实质上无法接受的内容：北约不得在 1997 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部署任何军事力量（这等于削弱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等现有北约成员的安全权利），北约承诺“停止一切东扩”，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西方不得与乌克兰建立双边军事合作。这些所谓的“安全要求”，不是在维护安全，而是在要求西方自动放弃其基本安全框架，是对冷战后欧洲秩序的根本颠覆。
西方国家的回应并非简单拒绝，而是进行了多轮外交磋商。2022 年 1 月，美俄在日内瓦举行了“战略稳定对话”；北约与俄罗斯在布鲁塞尔重启了自 2019 年以来中断的北约 - 俄罗斯理事会（NRC）；欧安组织（OSCE）也专门召开会议应对安全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多轮通话与会晤。美国和北约不仅未拒绝调停，还主动在一月底向俄方递交书面回应，表示愿意就导弹部署透明性、军演规模、互信机制进行谈判，但明确拒绝就“北约不再扩张”作出法律承诺，因为那涉及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权。
普京政府对此的回应却不是继续外交，而是以“安全要求未被满足”为由，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单方面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并于 2 月 24 日凌晨发动全面战争，空袭乌克兰全国军事与民用目标。这不是外交失败后的悲剧性走向，而是战争被事先筹划、外交被用作掩护的战前欺骗。俄军并非仅在东部“维和”，而是从北、中、南三线推进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核心城市，其目标显然是瘫痪乌克兰国家机器、推翻合法政府。试问，一个真心追求和平解决的国家，会在谈判未绝、对方未动武的情况下，率先实施全境军事突袭吗？
在俄罗斯出兵之后，美国仍未放弃外交。布林肯与拉夫罗夫仍有接触，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分别多次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希望制止冲突扩大。但随着俄罗斯对平民的轰炸、战争罪指控浮现、布查大屠杀等惨案曝光，西方逐步从调停立场转向军事援助，并非“煽动战争”，而是对事实变化的被动响应。在面对一个已发动全面战争、试图灭国的国家时，“调停”就不再是和平对话，而是对侵略者的妥协和纵容。
说到底，“美国不调停”的说法根本无视了两个核心事实：一是俄国并非被迫动武，而是在外交通道尚存的条件下率先发动战争；二是美国与北约并未对俄构成现实安全威胁，而俄方提出的所谓“和平条件”，实质上是要求他国自废主权、完全接受一套受俄罗斯支配的地缘政治体系。在这种框架下，谈判本身已沦为战前操控的一部分，其目的不是解决危机，而是制造借口。
因此，将战争归咎于美国“拒绝调停”并不是对外交现实的总结，而是一种为了卸责、转移舆论的策略性叙述。它的逻辑不是和平逻辑，而是合理化侵略的逻辑；它不是真的在寻找战争原因，而是在为战争责任找出口。国际社会若接受这样的倒置说法，将失去对“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的基本判断力，也将为今后任何一个国家复制这种话术打开危险的合法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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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18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