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致君：我的理想国——致敬王炳章老师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像一块咸鱼，腥味大得可以把路边摊的苍蝇都熏晕过去，可偏偏还有人把它供在堂屋正中，说是“国宝级腌制工艺”。我年轻的时候不信邪，觉得既然现实臭，那就用力洗一洗，也许能洗出点清香来。结果我去医院工作那几年，洗到最后才发现，那不是鱼，是一条已经烂掉的蛇，你越洗，它越腥。
我永远忘不了医院楼道里那些躺不进病房的老农民。他们一个个蜷缩着，像被霜打蔫了的秋菜。有人痛得直哼哼，那声音顺着白瓷砖回荡，听起来就像医院聘请了专业哭丧队。而就在同一栋楼上，电梯一上去，到了高干病房，窗帘是丝绸的，床单是进口的，空气里飘着的不是消毒水味，而是水果盘里的哈密瓜味。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些病房还住不满，空床位像一张张白得晃眼的讽刺纸，上面写着：穷人不配生病。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到这种场景就直想骂娘，可骂娘没用，我试过。骂了以后，我被护士长骂回去：“你以为你是谁？你配管？”我那一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社会，最不值钱的不是卫生纸，是普通人的命。卫生纸至少还算生活必需品。
后来，我分配去乡下医院跑业务。到了一个穷得能把人眼泪逼出味道的村子。那里的人连穷都穷得很讲究，穷得有层次，有结构，有多年沉淀、无法超越的历史底蕴。一个老大娘热情招待我，端出一碗鸡蛋羹，那鸡蛋黄得像太阳一样灿烂，可我知道，那不是太阳，那是她家一个月的营养配额。我不敢吃，那一口下去，我怕我会吃掉他们家的希望。我正打算把碗推回去，两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扒在窗台上盯着看，眼神比狼崽子盯肉还渴。我的泪水当场掉进碗里，我把碗递过去，大娘一把夺住，又把两个孩子往外赶，赶孩子的姿势熟练得像是在赶鸡。那一刻我才明白：贫穷最残忍的地方不是没得吃，而是教会母亲先赶走孩子，再招待客人。
回城以后，带着满脑子问号去找当官的人。我问他：“当年你们喊着要翻身、要解放、要人人平等，现在咋整成这样？难道你们当年革命就是为了这个？”他嘴里叼着一支高档香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你懂个屁，这叫阶段性国情。”我听了差点笑死。原来我们吃不上饭，叫阶段性贫穷；看不起病，叫阶段性资源倾斜；活得不像人，叫阶段性过渡。这个国家从来不缺词汇，缺的是把词变成现实的诚意。
后来我有幸出国见了世面。第一次是参加啤酒节。成千上万人一起喝酒、扭屁股、抱着陌生人唱歌，快乐得跟过年拆红包一样。一个老人举着啤酒向我敬酒，他一口闷下去，笑得胡子都抖。我本来想跟着笑，可我脑子里突然蹦出医院楼道上那个呻吟的老农民。他一声声“哎哟哎哟”像被复制粘贴在我耳边。我那啤酒一喝到嘴里，竟苦得像中药。
我以为这是偶然，结果不是。我去看了外面世界的海滨嘉年华。那里跳舞的姑娘个个青春得像刚从阳光里摘出来，她们旋转着、跳跃着，裙摆开合之间能让整条街的男人忘记自己姓什么。一个姑娘拉着我一起跳，她浑身都在快乐，像是把欢乐拆成碎片往空气里撒。我正准备跟着她转几圈，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是河北山路上拉煤车的少女们——那些少女被煤灰糊得像黑炭，年纪轻轻，背却佝偻得像活了七十岁。我当时腿就软了，舞也跳不动了，像被人在胸口按了一块石头。
最让我难受的是美国的万圣节。我看着孩子们满街跑，装神弄鬼的，笑声能把乌云吓走。美国孩子抢糖，我脑海里却一直回放那个被母亲用扫帚赶走的中国孩子。别人是扮鬼玩，我们是真鬼活。
那几年我走南闯北，看别人怎么活，也看我们怎么苟。我越看越觉得，一个国家让老百姓活得有没有尊严，看广场上人笑得开不开心其实没用，要看的是：穷人能不能安稳睡觉、生病能不能活下来、孩子能不能不用靠赶走来学会做人。
我后来明白，我们国家的现实，是一种奇特的体质：越荒诞的事越能长寿，越正常的事越夭折。就像一个孩子，天生偏食，只吃腐肉不吃新鲜蔬菜，吃久了，竟然吃出了感情，觉得腐臭才是家乡的味道。
有一年，我路过一个新建的小区。大门修得富丽堂皇，像宫殿，进去之后楼间距窄得像棺材。业主们天天在广场舞和装修噪音里争夺生存权，一个广场舞大妈跳得太投入，把旁边晾衣绳给扯断了，半条裤衩挂在她头上。她跳完一曲才发现，摘下来还嫌弃裤衩掉毛。那副样子，比嘉年华还魔幻。
我站在一旁看他们互相对骂，从物业骂到祖宗，一秒不耽误。我突然想起那些在街头把啤酒碰得叮当作响的陌生人，他们喝醉了抱着彼此唱歌；而我们喝醉了，抱着彼此掐脖子。仿佛快乐到了中国，就变得沉重，像背上一口棺材——你越想抬轻，棺材里就越躺进一个人。
我们不缺欢乐，我们缺允许欢乐存在的土地。欢乐在这里像违法建筑，稍不注意就要被清理。
不是我们不会笑，是笑容需要许可证。孩子要在规定的时间笑，成年人得在指定的场合哭，连梦见自由都要小心隔墙有耳，免得梦也犯法。
我常常觉得，我们这片土地像一条无形的绳子，一头绑着现实，一头绑着希望。现实往下拽，希望往上飞，久而久之，那根绳子被扯得像人的神经一样发紧，只差一下下，就可能断掉。断的时候不会响，反而很安静，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痛，连喊叫都省了。
有时我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仿佛空气中漂浮着细碎的叹息声，那些叹息像看不见的尘埃，从尘封的历史里飘出来，又落在每一个人的肩上。有些人感觉沉重，有些人感觉麻木，而更多的人，早已习惯把叹息当成呼吸的一部分。
人们活得像被关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剧本早写好，角色分配好，台词都要求背诵。我们从小被训练成适应舞台的演员，却没有人问过我们，想不想下台。
我想起那两个扒着窗台的孩子。他们不知道窗外是什么，但眼神里有一种微弱的亮，是人性最后一根火柴。我怕那火柴被生活的风吹灭，又怕它点燃，却照出我们不敢看的真相。
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被生活耗成灰的人。他们年轻时眼睛清澈，像河床里被水冲洗过的鹅卵石，可过了几年，眼神就变成了被煤灰涂过的玻璃，又脏又不透光。有的人忘了自己曾经想拥抱什么，只记得怎样才能不挨揍地活下去。
人只要活得久一点，就能明白一个残忍的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死于疾病、意外或衰老，更多的人死于一种无形的东西——失望。失望慢慢啃噬人心，直到某一天，你对着镜子发现，那张脸已经没有从前的模样。
我有时候在夜里失眠，会突然问自己：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的国家能让普通人像树一样自然生长，而我们只能像盆景，被修剪、被绑扎、被塑形？盆景确实漂亮，却没有自由伸展过枝丫。
如果一个社会最成功的，是教会人沉默，那它最失败的，也是让人忘了声音。
我走过了许多国家，看过许多街道上不同的影子。有些影子昂首、有些影子雀跃，而我想起我们街道上的影子——它们多数是匆忙、压缩、沉重的，好像影子也怕被现实踩碎。
有一天，我在异国的一条长椅上坐到黄昏。夕阳落下去，光像温柔的潮水一样涂在街道上，把人的影子拉长。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理想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种让人不必低着头活着的空气。
如果空气是甜的，人就活得像春天；如果空气是苦的，人就活得像冬天。
而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太久没有闻到春天的味道了。
我常常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土地突然安静下来，那会是什么声音？不是沉默的安静，而是一种心里终于放下重担的安静——像一个走了很久的人，第一次停下来，敢深呼吸。
那天，也许不会有庆典，也没有人需要挥舞旗帜。街上的汽车照样堵，菜市场的摊贩照样吆喝，孩子们照样追着气球跑。不同的是，人们的眼神，会悄悄变亮一点点。亮得不夸张，只够照见自己的影子，不再那么灰。
一个真正的理想国，不需要宏大，它应该像雨后的空气一样自然。人走在路上，不再觉得尘土粘在肺里，而是觉得风轻轻擦过脸颊，像在提醒：你终于是你自己了。
我想象有一天，医院的走廊不再躺着挤不进去病房的人。那些曾经哼着痛的人，不是因为奇迹，而是因为制度不再把他们排除在门外。高干病房仍然可以存在，但不再是天空，而只是其中一层楼。病床不再区分身份，医生不再分贵贱，病人进门时不需要低头，只需要报名字。
我想象有一天，孩子们不用扒着窗台流口水看别人吃东西。他们坐在同样的课桌前，不必为户口、出身、背景、关系而战。那天的教室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老师的教诲，而是孩子们笑声在墙上撞来撞去——那笑声不再害怕被人制止。
我想象有一天，我们不再把沉默当成教养，不再把谎话当成智慧，不再把麻木当成生存技巧。人们走进办公室、工厂、田野、街头、海边，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是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做的事。丢掉一个工作不会像坠入深渊，而像是渡过河流暂时湿了鞋。
我想象有一天，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不再抱怨“我年轻时怎么怎么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再重复老路。他们的皱纹是岁月留下的，而不是忧愁刻下的。他们看着夕阳，不会急着回家，因为无论回哪个家，都是自己的家。
我想象有一天，人们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不同的话，而不会被要求统一口径。争论不再是撕裂，而是修补。不同的声音像不同的种子撒在土壤里，可以争阳光，但不互相拔根。
我的理想国很小，小到用一只手就能捧住。它没有水晶宫，没有金色大门，更没有神降奇迹。它只是让人活得像个“人”——抬得起头，哭得出声，笑得自由。
可我越想，心里越发疼痛。疼得像在胸腔里塞进了一块冰，越捂越冷。
因为我知道，我们距离那一天，不是差一条街、一座城，而是差一层厚得看不见的墙。那墙不是水泥砌的，是很多代人积累的恐惧与顺从堆起来的。
墙外的世界有人在歌唱，墙内的人睁着眼做梦。梦里，天空是亮的；醒来，天花板压得像石板。有人把梦刻在心里，有人把梦藏在枕头底下，有人干脆把梦撕碎，当成纸塞进鞋里垫脚。
我害怕有一天，我们走到生命尽头，才发现自己活得像公园里那种被铁丝绑成造型的树。枝条长得整齐，叶子生得标准，从不越规。可当链条打开，它已经不会自由生长了。
理想国不是给孩子们看的童话，它是成年人不敢承认的渴望。那渴望藏在每一次我们“差点说出口却忍住”的话里。
我相信那一天会来，但它不会像节日一样提前通知，不会有礼炮，也不会有口号。它会悄悄降临，就像春天第一片叶子鼓起来时，没有声音，却改变了整棵树。
等那天来临，我希望我们还有力气抬头，还有勇气认出它。
我害怕的是——等那一天终于来了，我们已经习惯低着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害怕的是——
当那一天无论我们是什么党派，无论是什么背景，无论是什么观点的一群人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候，却忘记怎么举起手中的酒杯，忘记笑是什么样子的了。
附录（作者 X 文）：
分享一下我在现场提到的《民主手册》：革命观与理想国
别人问：在根本看不出中共政权可能垮台的任何迹象。你到处奔波，鼓吹民主。你在追求什么。
分享一下我在现场提到的《民主手册》：
别人问：在根本看不出中共政权可能垮台的任何迹象。你到处奔波，鼓吹民主。你在追求什么。
王炳章博士在民运手册最后一问答道：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孩子们，不管来自城市，不管来自农村，还是来自最偏僻的山野，不再为别人的一碗面而嘴谗，不再为别人的一件新衣而羡慕，都能戴上他们喜欢的面具，把天真百分之百地喷放出来，带着他们跑向想象的彼岸。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成年人，不管是从城市来，不管是从农村来，不管是从草原来，还是从山区来，都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行业，不再为明天的饭碗而担忧，不再为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而着急。即使暂时失了业，社会的福利温暖也将使他们度过难关，走向一个新的机会和希望。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老人们，不管他是出身知识份子，不管他是出身工人，不管他是出身农民，还是出身黄河 边的纤夫，都有养老金，都有医疗卡，都能含贻弄孙，走过金色的年华。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象我们这些人，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都能坐在一起，用规则，而不是用枪杆，施展每个人的抱负。在同一个民主的殿堂里，商讨国家大计，纵论天下之势。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人民能象全世界文明国家的人民一样，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之下！
2025 年 11 月 6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