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敏：中国重构世界秩序？——释读杜如松《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二）
序章和第一章因为其内容有其相似性和连续性，因此我就放在一块讲了。如前文所言，本书开头定义了何为“大战略”与“国际秩序”，然后探讨了在理想情况当中，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该如何取代既有的霸权秩序。首先，何为霸权？霸权能做什么？许多人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当今的世界政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主权之上再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一些国家拥有在诸多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支配其他国家的能力，或者说，霸主地位来源于以下三种“控制形式”：强制能力、协商诱导能力以及自身的合法性。所谓强制能力，即采取惩罚性行动的能力，例如军事力量，制裁、操弄汇率、技术禁运、断供等等；协商诱导能力也同样很明显，例如同盟关系、安全保障、提供公共或私人物品，以及精英阶级之间的合作或共谋；最后则是合法性。霸主通过这三种形式的结合与协调来支配、影响其他国家和势力。而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来说，取代霸主的行动在逻辑上包含如下两个战略：1.以各种手段削弱霸主行使这三种控制形式的能力 2.自身建立起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形式。这两种手段一般而言，首先是在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内施行，然后则会转向全球。
以中国为例，首先，作者认为影响中国从一种战略转向下一种战略的最大变量是“对美国力量和威胁的认知”。从时间顺序来讲，在六四、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这“三件大事”之后，中国启动了其大战略的第一阶段，即试图削弱美国在亚洲对中国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第二阶段始于 2008 年，北京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力量的削弱，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则给了北京更大的自信去行动，去寻求在亚洲建立区域霸权的基础。2016 年之后，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和 COVID 疫情之后，习近平开始提出、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机遇期”这些概念了，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势力。
那么，到底什么是“大战略”呢？本书将大战略定义为一个关于国家如何实现其战略目标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必须是人为的、蓄意的、协调的，大战略需要通过协调多种国家手段，例如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综合才能得以实施。“大战略”之“大”，重点就在这后一条，它是要协调多种能力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基本上不存在大战略，而哪怕在现代世界，大战略的应用也是少见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算一个，苏联自然也算一个，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各种手段与苏联对抗的美国自然也算一个。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凭什么论断某个国家正在实施大战略，我们该如何论证某种大战略正在被建立，正在被实施？这一点无比重要，并且在当前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上也一直都是争论不休的。
作者在这一个地方运用了 1907 年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就英德对抗而作的《克劳备忘录》，将文本中所呈现出的张力拿了出来，用以概括目前的争论。克劳的一个假设是，德国根本没有什么大战略，只有所谓的“暧昧、迷惑且不切实际的政治才能…德国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所有不合常规的举动、恐慌及阴谋均无助于制定一种精心设计并且被坚定执行的政策体系，因为这些事情根本无法构成这种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一种说法，放到目前的中国问题上，基本上就是要突出中国这个体制内部的冲突、混乱和张力。派系斗争、经济发展、央地关系、官僚政治、各种密谋和各种突发事件以及民间舆论（例如民族主义）等等因素都在阻挠一种大战略的发展和实施。
克劳的第二个假设就很明显了，即认为德国的行动是一种协调的、有意的大战略的产物：“或许可以推断，英德两国的敌对深深根植于两国的相对地位，英国已经如此长时间且耐心地采取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弥合两国间的鸿沟。如果认同这种看法，那么我们必须假定，德国正在有意地采取一种本质上与英国的核心利益相对立的政策，英德两国的武装冲突从长远来看无法避免，除非英国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但这么做的结果是英国将丧失自己独立强国的地位，或者是英国让自己强大到让德国根本没有在战争中取胜的机会…德国政策总体趋势已经决定性地表明，德国人正在有意识地力图建立德国霸权，首先在欧洲，然后在全世界”。克劳还同时指出，德国的大战略可以“从德国先前的历史中，从德国统治者及国务家的公开言论和公开计划中，从公众舆论那些明确无误的表述中，推断出这些特点。”，并且还要注重“德国外交中的所有已知事实”。
作者很明显是倾向于第二个假设的，那么还是回过头来，如何论证中国有一个大战略呢？作者认为，要确定中国大战略的存在，研究人员必须找到以下证据：1. 权威文本中的大战略概念 2. 国家机构中的大战略能力 3. 国家行为中的大战略行动。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格
概念（文本）：
1. 目的：是否有一套具有一致性的论述识别出，在该国面临的所有安全威胁当中，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安全威胁是最严重、最重要、最根本的？
2. 方法：在这些核心文本中，对于解决这个或者这几个安全威胁，是否有一套具有一致性的论述？
3. 手段：在这些核心文本中，有没有某种理论能够全面阐释每一种主要的治国手段（例如经济、军事）将会在处理安全威胁的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能力（机构）：
1. 协调能力：是否有证据表明政策制定者、领导人能够运用某一套官僚机构来同时协调多种治国手段？（这里说的这种官僚机构，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好的展现就是中央书记处。）
2. 自主性：国家机构，尤其是外交政策机构，是否拥有独立于社会舆论和其他国内或者民间力量的能力。
行为（行动）：
1. 某种关于大战略的假设，是否比现有理论更能解释该国在某政策领域内的行为变化？
2. 某种关于大战略的假设，是否能做到适用于多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而非仅仅能够解释单一领域的变化？
3. 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大战略。我这里不得不意译作者的说法了，因为他那句话实在是不好直译。他这一条试图说明某种同步性：大战略的变动，其表现必须是多种治国手段、政策领域内的同步变化，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要在一个时期内有相当根本的变动，如此，你才能说，战略方向要变动了。如果你非要讲大战略变了，但是你提出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证据是错位的，时间不对、节奏不对，那么你的假设就有问题。
以上是序章和第一章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到第二章，第二章前半部分讲党，后半部分讲研究党的方法论。正如我之前谈到的，这一章我认为是有点薄弱了。毛泽东多次讲过一个话，习近平这几年也不断地在重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这里要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领导，而是具体的领导。在这里有两篇东西值得读者作为参考，一个是台湾学者钟延麟的《文革前的邓小平》，另一个是华东师大韩钢的论文《1950 年代中共党务机构行政职能的强化》。1956 年中共八大决定建立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同样在中共八大，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把 1958 年八大二次会议上补选的林彪算进去的话，那么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但是，邓小平尽管在常委中排名末尾，可他一人横跨常委会和书记处，既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总书记。那么书记处到底是管什么的呢？管全面。根据 1958 年 6 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书记处的地位是这样的：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一个月开一次会，中央书记处负责具体部署，一天开一次到几次会，国务院和国务院各党组只能负责具体执行，即国务院基本上归书记处管，决策权都在书记处，书记处决策权又基本上都在邓小平。所以，实际上不是常委排名第三的周恩来领导邓小平，而是排名末尾的邓小平实际上领导周恩来和国务院，换句话说，政府的总理必须在一切事务上听党的总书记的决定。第二个结论，习近平是不是就是搞了一大堆他亲自指挥的领导小组和委员会？什么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委员会等等。
杜如松在这一章以外交为例，谈了一下所谓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我这里也讲几句，因为外交系统是非常能体现出这样一种垂直的，绝对的，相对独立于其他力量干涉的领导方式。当然了，因为事务的专业化、复杂化，以及能够参与外交事务的人数在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有很多学者实际上也在强调中层低层官员和机构自主行事的空间，这些人、机构乃至公司未必就要 100%，绝对地依照党的路线行事，他们也要追求他们个人自己的利益和议程。但是，杜如松还是认为，党中央的控制与协调，和个体官员、机构的自主性不是对立的。他认为在更大的战略层面，党绝对是有主导权的，例如大型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或者中印冲突，这些绝对是中央决定的，只是在下层，战术层面的决策，例如搞不搞豆腐渣工程，捞多少油水，吃多少空饷，往上报喜不报忧还是报忧不报喜，这些可能都是一大堆互相冲突、矛盾、内斗的个体在跑来跑去。正如学者赵穗生的总结：尽管利益相关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塑造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方面还是保留了绝对的自由度。此外，各位还可以参考习近平 2018 年在第六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通过以上对外交的论述，包括最开始我对书记处这一机构职能的解释，我想应该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大战略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