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英：毛泽东的军事神话之始——秋收起义（上）

相信从小到大，受官修党宣耳濡目染的同龄人都有一个刻板印象，即—毛泽东除了是一位翻云覆地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外，还是一位算无遗计，将敌人玩弄于手心的伟大军事家，哪怕无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统帅—曼施坦因、朱可夫等人媲美，他也是中国从古至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钱理群在他的《毛泽东与后毛泽东时代》也言道：“即使是最严苛的批评者，也不会质疑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水平。”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开此长篇的目的便是破除这一神话，实事求是地还原作为军事统帅的毛泽东。

要破除神话，首先需要了解神话为何能成形，毛泽东的军事神话为何能荼毒世人之久，套用一句恩格斯的话“这是一个需要神话，所以就炮制神话的国家和时代。”

首先，拜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所赐，大部分国人对军事大家和所谓“战争艺术”的理解阶段仍停留在“为将者全凭智谋取胜”，正如《三国演义》等文学著作给人的普遍印象一样，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兵家之事不过是一场场“智商比拼”，哪方智力更胜一筹，战场便由谁主宰。而军事家根本不用经过军校或战场的检验，只需一本兵法秘籍，最典型的莫过于张良靠给神秘老人捡鞋子便获得了《太公兵法》，因此成了汉高祖刘邦的贤助，蛐蛐张良都能如此，从来没上过军校，未受过基本的军事指挥培训，在 1927 年 9 月的秋收起义才第一次指挥作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开国领袖又何尝不可？

于是在党宣中，往往都是作为敌人的国民党反动派或地方军阀的所有动向都被如全知全能的毛泽东及红军领导人洞悉的一清二楚，拨开战争迷雾的毛随心所欲地施展妙计，将敌人诱入彀中将其歼灭的戏码。

这种不去考虑现代战争中最基础的国家实力，兵员素质，武备优劣，交通设施，后勤保障等条件浅薄理解，连玩了几局帝国时代或红色警戒的孩童恐怕都会嗤之以鼻，不幸的是，就是这种幼稚思维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神殿的地基，而这座神殿的开门礼，便是毛泽东在 1927 年 9 月首次作为军事指挥官登台亮相的“秋收起义”。

当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即已确定，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唐生智的武汉国民政府互相攻伐之际，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新政策，并着手制定湘、鄂、粵、贛四省在秋收时节起义的计划，如上所述，毛指挥的这一行动不过是当时中共在四省发起的一系列暴动中的一个罢了。

一开始，毛泽东因嫌自己职务太低，到一线会被掣肘，因此对搞军事表现得很消极。7 月初，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原想将还留在武汉的毛派往四川指挥暴动，但毛却以“希望能回老家湖南工作”拒绝，中央答应了他的请求，改派他去湖南，但他又以“留在中央以指导湖南省委工作”为由赖在武汉不走，中央无法，决定改组湘南特委将他定为书记，毛才慢吞吞地直到 8 月 12 日才启程前往长沙。

也就是在启程前，毛泽东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从中央委员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他痛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绥靖分子”并首次提出了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只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对在湖南发起的暴动，毛趁自己职位的提高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在湘南汝城组建一个正规师，以其武力控制周边四五个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好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

在以中央“钦差大臣”——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的胃口变得愈发大，觉得局限于湘南实在是鼠目寸光，算不上“英雄好汉”，遂改为“以长沙为发起点，湘南湘西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但这一主张却与中央产生了矛盾，中共中央主张各地一哄而起，主要靠群众运动夺权，而立足于军事运动的毛泽东显得过于“军事冒险”。

其实从这也能看出，无论是武汉的中共中央还是毛泽东，对于夺权的理解都停留在孩童期，武汉的这群正宗马列主义者幼稚地认为只要发动群众组成赤卫队就能复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而毛则是莫名自信，认为自己只靠一师三个团的兵力就能横扫湖南，可谓五十步笑百步。

中央和毛指挥理念的冲突也为秋收起义埋下一些指挥上的隐患，两边都能安排起义军的人事，例如，毛泽东在 8 月 30 日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没几天，后又在中央干涉下将师长一职让给余洒度，自己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将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矿警改编为第 1 师第 2 团时，却不知第 1 团在这个时候另外收编了黔军出身，曾任第二十八师 3 团团长的邱国轩所部，自己编出了个第 2 团。

同样混乱的还有参加暴动的红军部队序列，除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之外还多出了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和另外一个“第一师”。1927 年 9 月 8 日，在秋收起义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凌乱的人事安排：

第 1 团团长朱少连；直辖第 1 团团长李子骥；直辖第 2 团团长滕代远；直辖第 3 团团长王相烈；直辖第 4 团团长郭泳泉；直辖第 5 团团长谢南岑；直辖第 6 团团长袁健；直辖特务营营长潘词岩等等，这些名单中除朱少连发动过失败的株洲工人暴动外，其他人压根没响应秋收起义。

将视线调回到 1927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正式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后将师长一职转让余洒度改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总领暴动事宜，平江工农义勇军的于贲民任副师长，该师下辖三个团：

第 1 团驻扎在修水，黄埔军校出身的钟文璋任团长，该团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大部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罗荣桓指挥的崇阳、通城一带民兵组成，邱国轩团另编为一个团归为该团制下；

第 2 团驻安源，由王兴亚任团长，他指挥的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和安福等县的民兵构成了该团；

第 3 团驻铜鼓，黄埔军校出身的苏先骏任团长，该团以警卫团最后一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军组成。

据工农红军官史所载，这三个团总兵力达到了五千多人，而据《国民革民战史 - 反共戡乱第一卷》所言，其中“安源约有步枪一千二百支，萍乡约有步枪一千支左右左右”。就算以国民政府看来，毛泽东的五千“义军”也仅带枪两千多支，且其中只有卢德铭的警卫团，即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经过战火洗礼的正规军，该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是从第 25 师抽调官兵充实伤愈老兵和新兵编成，延续了叶团的传统—即指挥权由中共党员掌握，战斗力和政治思想上都有保障，但其余两个团，尤其是鱼龙混杂的第 2 团战斗力就不堪入目；军阀出身的邱国轩更是唯利是图的墙头草，一颗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 9 月初定下了起义计划，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所载：“第一师各团分别行动，第 1 团为北路，由修水攻击平江，第 2 团为南路，由萍乡、醴陵，第 3 团为中路，由铜鼓攻击浏阳，肃清上述三县之敌后......攻取长沙。”

乍看下来，这一计划充分暴露了毛泽东这位从未领过兵的书生是如何打仗的，按常理而言，人数武备皆捉襟见肘的红军本该靠突然性和人数优势集中兵力行动，初出茅庐的毛书记却是“艺高人胆大”，让三个战斗力不一的团兵分三路去攻城掠地一番再回过头打长沙，这外行都能看出来的端倪，毛泽东难道没有想到吗？

答案是否定的，翻阅工农红军官史我们不难发现，毛这一胆大包天的作战计划是建立 8 月 18 日时湖南省委手头关于长沙一带湖南省军的情报基础上的：“鉴于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两湖部队均已进入长沙、江西、湖北等地作战，长沙城内只有第八军第一师师部和第 2 团，且省委还同第六军的两个团长有联系，必要时可以调动其部队。”

换句话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率大军东进进攻蒋介石，陈兵安徽安庆一带。蒋军刚刚击退了孙传芳，以一部警戒唐生智，主力正在向江北追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部队则追击南昌起义的共产党部队南下。唐生智军则大部滞留在湘南和宋鹤庚、许克祥的部队交战，湖南省军在长沙附近的部队只有三个团：即第八军第一师的一个团，第三十五军所属教导团和一个独立团。

这或许能为毛“兵分三路，劫地后再攻长沙”的决策提供一定解释，然，湖南省军的兵力虽少，并不代表“三团对三团，优势在我”的毛已经稳操胜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