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习近平对台政策的演变(上)
本文探讨了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对台政策的演变,认为自 2013 年以来有四个关键变化。首先,中国扩大了对“台独”的定义,并明确了北京对台海现状的看法。这为中国应对更多被认为是台湾和美国的“越界”行为提供了依据。中国认为,台北和华盛顿都在“修正”并改变现状。其次,习近平将国家复兴与台湾统一建立了双向联系,北京的目标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将在统一问题上取得进展,并设定了一个软性期限,争取在 2049 年之前完成统一。第三,习近平推动制定了更为具体的“两制”方案,允许北京对台湾实施控制,确保统一后台湾不会遭遇类似香港的痛苦。统一后,台湾可能无法保留其民主制度,北京将确保由“爱国者”治理台湾。最后,中国全面升级并加大了对台湾的威慑力度,利用其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试图改变两岸动态,使局势对中国有利。这些政策变化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台北对中国的行动做出了反击,并拒绝了中国为台湾提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北京尚未放弃和平统一的希望,且更愿意避免对台动武,但北京可能会继续推行更大胆、更不灵活、更加单边且更具威胁性的对台策略。未来,台海局势的紧张与不稳定风险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受到此前中国政策、他对两岸动态的看法以及台湾内部政治的驱动。他上台时正值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第二个任期,而马的支持率正逐渐下滑,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影响了他的执政能力。尽管两岸经济联系和贸易有所增加,但台湾社会对进一步深化两岸关系仍存在很大抵触。2013 年,台北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遭到了台湾公众的强烈反对,2014 年 3 月至 4 月的抗议活动表明,人们担心该协议会损害台湾经济,使其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同时,北京有些人担心,马英九仅希望从与中国的紧密关系中获益,而不愿处理实现统一所需的复杂政治问题。
2014 年底,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进展,赢得了 22 个关键城市和县中的 13 个席位。两年后,蔡英文当选为台湾总统。北京担忧蔡英文及其政党推动台独,认为她的当选将阻碍甚至逆转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进展。
习近平对此作出了反应,推动中国对台政策变得更加大胆、更加单边且更具威胁性,以防止台独并实现统一。本文重点阐述了自 2014 年以来,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对台政策的四个关键变化。
扩大“台独”定义并明确中国对现状的立场
第一个变化体现在中国对威胁的认知上。尽管蔡英文并未采取重大措施推动台独,北京仍然担心越来越多的小规模台湾和美国的行动。例如,民进党被认为试图修改台湾的历史教材,台北对允许金门和马祖与大陆建立更多联系持消极态度,美国对台军售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这些行动,加上台湾年轻一代对统一兴趣的减少,令北京忧虑,认为中国必须对这些不利趋势作出回应。
因此,习近平采用了更为具体和广泛的语言,涵盖了更多中国认为是“台独”行为的台湾活动。2016 年 11 月,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的讲话中提出了“六个任何”,即“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2017 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任何形式的“变相台独”注定会失败。
习近平和俞正声的讲话引发了《人民日报》在 2017 年 5 月发表长文,列举了台独的各种形式。文章认为,蔡英文和民进党常常通过表面上与独立无关的活动来掩盖台独。文章解释说,由于政治上推动台独面临挑战,民进党可能会转向采取其他法律、经济或文化手段来推进。文章将台湾所有减少与中国联系或依赖的努力都视为台独的一种形式。2018 年 3 月,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渐进台独”或寻求外部支持保护台独的企图。
反映北京观点,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 2018 年 1 月公开声称,维持现状而不推进统一是一种“变相台独”。她呼吁台湾的泛蓝阵营不仅要反对独立,还要积极推进统一。她的评论被大陆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了北京对这些言论的认可。
这种对台独定义的扩展与早期表述有所不同。2005 年,在胡锦涛主政期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主要关注防止“台湾脱离中国的事实”、“导致分裂的重大事件”或“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而习近平现在则将推动台独的较小行为和维持台湾长期分裂都视为台独的象征。这反映了北京认为台北和华盛顿正在通过“切香肠”的方式逐步推动台独。
在 2021 年 11 月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虚拟会晤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对台海现状的立场:
“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及其核心内容如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习近平对台独和现状的扩展定义,对中国的对台政策(以及对美政策)产生了几项影响。首先,台独的广泛定义意味着北京不能再接受统一进程的停滞(即便这种停滞是因为北京的条件在台北看来缺乏可信度,且台北不愿接受)。其次,习近平将现状定义为与一个中国原则一致,显示出台湾(以及美国)是“修正主义者”,正在破坏台海的动态。第三,中国的警惕感普遍增强,几乎蔡英文和民进党所采取的每一行动,都被视为具有台独动机,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必须采取更多全方位的行动来反制并惩罚其认为的台独行为。同时,北京也必须进一步发展应对最坏结果的能力。
同时推动中国的国家复兴与统一
习近平治下的第二个重要政策转变在于,他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迈向国家复兴的进程,既是实现台湾统一的推动力,也是统一的结果。尽管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谈到台湾统一时,也曾将其与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国家复兴联系起来,但他们主要将其视为单向关系,即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习近平的论点是双向的:国家复兴不仅赋予北京推动统一的能力,而且要求北京推动台湾统一。
2015 年,在习近平与马英九举行的 1949 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中,习近平呼吁“两岸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 2017 年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表示,“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2019 年 1 月,习近平在致台湾同胞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且] 统一对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他解释道,“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他还重申了中国历任领导人的说法,“我们不能让这个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2022 年 8 月,中国发布了题为《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的白皮书,进一步阐明了为何统一与国家复兴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中国应利用其复兴伴随的日益增长的实力来推动统一。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更有能力应对台湾分裂活动及外部干涉的威胁。中国的发展与增长将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和巨大机遇。另一方面,统一将消除北京所面临的核心安全威胁和挑战,助力国家复兴:
“国家统一是避免台湾再次被外国入侵和占领、挫败外部势力遏制中国图谋、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唯一途径。”
习近平将统一与复兴紧密相连,强调了北京在推动统一过程中发挥(单边)作用的重要性。正如 2022 年白皮书所述,中国的“国家发展与进步 [应] 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北京不应回避利用其综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塑造两岸动态,包括采取更具威慑性的手段。这与胡锦涛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为实现统一的政治基础或潜在中间步骤形成了鲜明对比。胡锦涛的主张是,通过促进经济合作、加强文化联系、增加双向访问与交流来推动统一进程。习近平的政策变化反映出,他认为单靠日益增长的贸易和其他联系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尽管习近平对台湾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这一策略并未改变岛内的民意倾向,但他似乎决心采取更加积极和强硬的措施。2021 年 11 月,习近平表示,中国“保持了掌控和引导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能力”。2022 年 7 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结一撰文称,中国需要“紧紧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并应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对台工作的新进展”。
除了将统一与复兴挂钩外,习近平还为复兴设定了时间表。2012 年,习近平提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即 2049 年,我们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似乎将 2049 年设定为实现国家复兴的时间节点。
这一表态引发了关于习近平是否将 2049 年设定为统一台湾最后期限的讨论。目前,习近平尚未明确表示中国必须在 2049 年前完成台湾统一,但一些中国学者将这一百年纪念视为“一种没有明确最后期限的最后期限”。至少,2049 年为北京的统一规划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基准。
这也显示出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的耐心。与江泽民据称在 2004 年设定的“2020 年统一台湾”目标相比,2049 年这一可能的时间表更长,但比胡锦涛的未定义(甚至可能是无限期的)统一时间表要短。实际上,习近平多次表示中国有耐心,并努力争取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