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中共宗教迫害的三重邪恶结构——一场针对信仰本身的系统性战争

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镇压，早已不是零散的抓捕、个别的判刑，甚至也不只是对某一“群体”的打压，而是逐步发展为一套高度制度化、技术化、跨国化的邪恶工程。

这套工程有清晰的目标、稳定的运行逻辑和不断升级的手段，其本质不是“治理宗教”，而是消灭信仰存在的可能性本身。

如果用结构形态来概括，中共的宗教迫害至少呈现出三重相互嵌套、彼此强化的邪恶形态：信仰断代、跨国镇压、以信仰定罪。

一｜信仰“绝育”：让信仰在社会结构中断代消亡

中共对宗教的打击，早已不满足于“把人抓走”，而是转向一种更残酷、更长期、更隐蔽的目标——让信仰无法传承。

1. 从“抓人”到“识别每一个信仰者”

通过遍布城乡的电子眼、无人机、网格化管理系统、社区入户排查、查水电异常、查户籍流动、查手机和社交软件，中共正在建立一个“信仰群体识别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信仰不再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而是被视为一种需要被“精准定位”的国家安全风险标签。

许多信仰者并非因“公开活动”被发现，而是因为：发现家中有异常聚集、手机里的一段相关信息、水电使用的变化、邻里、物业、社区干部的一次“例行询问”。在这种环境下，信仰几乎被剥夺了任何生存的空间。

2. 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性隔离

更为恶毒的是，中共并不满足于压制当下的信仰群体，而是明确瞄准下一代，通过法律、行政和教育系统的多重手段，严禁未成年人接触宗教，更邪恶的是强制学校开展“家庭信仰排查”，动员教师、辅导员调查父母信仰情况，不仅将信仰家庭的孩子纳入重点关注，还鼓励孩子检举揭发自已的父母。

中共试图在社会结构中制造一种“信仰断层”：让信仰无法通过家庭、文化和日常生活自然延续。这不是管理宗教，而是对信仰进行制度性的“绝育”——这也不是一次性的消灭，而是让它在时间的延续中“自然消亡”。

二｜跨国追捕：让迫害越过国境线

当信仰者被迫逃离中国，理论上应当意味着暂时的安全。然而现实是：中共的迫害并未止步于国境线。

1. 海外抗议现场揭示的真相

在维也纳、日内瓦、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人们一次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寒风中站立的抗议者、戴着口罩、刻意回避镜头的人、不愿透露姓名、却坚持发声的难民

他们用身体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共正在将对宗教的镇压“外包”到海外。他们的线人会躲藏在不同的角落。

2. 跨国镇压的常见手段

这种跨国迫害并不总是以直接暴力出现，而是以更隐蔽冷酷的方式展开：对海外信仰者进行监控、拍照、记录、通过国内亲属施压、威胁、连坐、通过黑手干扰难民申请，提交“背景材料”、在侨社中制造污名与恐惧；收集信息，制造“无处可逃”的心理压力。其目标并不是立即抓人，而是企图让逃亡本身失去意义。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跨国镇压，也是对国际法、难民保护制度以及他国主权的公然蔑视和挑战。

三｜拒绝放弃信仰即为罪：一种史无前例的邪恶逻辑

在这场迫害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并不是中共的暴力本身，而是“罪”的定义被彻底扭曲。

1. 以“信仰本身”定罪

在大量案件中，人们看到一种令人震惊的现实：被抓捕监禁和处刑的少数族裔，各信仰群体没有暴力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没有具体犯罪事实、唯一的“罪名”是：拒绝放弃信仰，签“三书‘’五书‘’。一张因拒绝放弃信仰，被肉刑折磨致死的全能神海报上的七十二张面孔，七十二条生命，都有一个共同标签——“顽固”“不转化”“拒绝悔改”。在这里，持守良心和信仰本身成为犯罪事实。

2. 顺服被塑造成唯一出路

在这一逻辑中：

放弃信仰＝悔罪

顺服权力＝改造成功

坚持良心＝顽固不化

当一个政权把“放弃内心信念”设定为唯一生路，把顺服塑造成道德标准，这种邪恶已经超越历史上绝大多数迫害模式。这不是治安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对峙，而是对人之为人的属性的根本否定。

结语｜这不是孤立迫害，而是一场系统运转的战争

从信仰断代，到跨国追捕；从全面监控，到以信仰定罪。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已经构成一种：目标明确的、制度支撑的、技术强化的、跨国延伸的极端邪恶模式。

这不仅是对某一信仰群体的镇压，更是对人类尊严、良心自由与信仰权利底线的公开践踏。从本质上看，这是一场大红龙魔鬼对神子民的战争，也是一个政权对上帝子民的恐惧与疯狂。

2025 年圣诞前夕于荷兰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