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平：论反政府权（六）——“革命”概念补正
中文的“革命”这一复合词最早见于《周易》，《易·革·彖辞》中写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周武王以暴力方式分别推翻了暴虐的夏桀、商纣的统治，这符合天道，也顺应民心，具有正当性、正义性。这一政治价值命题的提出早于欧洲一千多年，中国是个革命古国、革命大国，革命文化源远流长，革命在中国重来都不是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革命是个广泛应用的概念，可作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其核心含义是“巨大的进步”，是从结果状态描述事物实质性更优的变化。“实质性”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的，而非局部的、枝节的、细小的。事物发生的变化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只有更好、更优、更可欲的变化才是革命的变化。好坏的标准只能是人类标准。人类标准只能以人类的解放、进步、完善，也即人类认识、驾驭自然以及人自身的能力、人对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提升、社会制度的重大优化等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称之为工业革命；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托勒密的地心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牛顿力学定律，是一种认知革命、科学革命；康德认识论转向是一场哲学革命；共产专制在“苏东波”的快速倒台是一场“颜色革命”。
政治学角度的革命概念远比日常用语上的概念复杂，不但具有目的论的含义，更有方法论上的内涵。
从目的、结果角度看，革命指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性优化，也即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与民主化，实现从集权到分权、独裁到民主、人治到法治的制度升华，实现宪政民主的社会治理结构。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这样的巨变、呈现了这样一种结果时，就可叫做革命。如果没有完成政治制度的质变，那即使在局部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制度优化，那也只是改良。这时的革命与改良对应关系是量与质的对比关系，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优化到一定程度，突破了一定的界限，实现了质变，就称为革命，否则就还是改良。可见，改良是行进途中、正在路上的革命，革命是已经完成了的、越过了终点的改良。改良是还没有成功的革命，革命是功德圆满的改良。从这方面看，革命与改良具有相因性、统一性。从历史角度看，一切社会都将从改良走向革命，无论现状如何，无论经过多少曲折，一切政治制度都将最终自由化、民主化，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人性使然。从这个角度看，人类迄今一切非民主政体都在改良之中。但从微观历史看，二者又具有断裂性、矛盾性，改良未必导致革命，它可以止步不前或半途而废甚至开历史倒车。中共政权在 1978 年“改开”后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改良，但很快停滞不前，改良死亡，习近平当权以后则大踏步倒行逆施。
这一意义上的革命与改良概念，关心的只是政治制度是否实现了质变，跨越了终点，实现了宪政民主，告别了野蛮的独裁专制，进入到了现代文明政治的新时代这一本质问题。它与达成目的的方法、政体的形式没有必然联系，不是对应范畴。革命结果的实现可以是和平改良、逐步积累的结果，也可以是暴力革命促发的速成结果，革命成果的载体既可以是民主共和制，也可以是君主立宪制。
不管通过什么方法、手段，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相反的质变，那就是结果论意义上的反革命，是政治制度的倒退。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极权体制，是结果上的反革命。
从政治体制优化的原动力、方法、过程的角度看，制度进步分为改良与革命。凡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所达成的政治制度的质变即为改良，而采用暴力方式达成目的，则为革命，二者核心区别在于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抄家伙。很多人把改良定义为“和理非”，认为改良包括“和平”、“理性”、“非暴力”三重含义。其实，“和平”与“非暴力”是同一种含义，而“理性”不能作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标准。“和平”固然通常是一种理性的方式，但正当的、恰到好处的革命同样是理性运用的结果。
改良又分为渐变与突变两种模式，前者是缓慢、稳步、逐渐积累之后水到渠成的改良，后者是突然发生、急速完成的改良。渐变与突变既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改良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表现形态，渐变可能积累为突变，或者说要通过突变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二者又可能彼此断裂、无关。渐变未能完成，无疾而终，甚至倒退复古。从改良的主要动力来看，改良分为自上而下的原体制主动、自觉的改良，以及自下而上倒逼统治者进行的被动改良。主动改良通常表现为渐变，被动改良则表现为突变，通常是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所导致的结果。
从实践上看，不存在单纯、绝对的改良，无论是渐变还是突变，任何政体更新、政权更迭都有不同程度的革命因素参杂其中，最小程度的暴力抗争与代价，最低限度的压力总是必要的。
台湾的民主转型可谓是渐变的典型，而苏东波“颜色革命”则是最典型的突变改良，其中都有低烈度革命因素。把这样的政治变革称为“革命”其实是从目的论、结果论角度而言的，而不是方法论上的含义。
方法论上的革命不存在“渐”与“突”的问题，只存在暴力程度与规模大小以及成败问题。暗杀、斩首式的个体革命是革命，小股军人的哗变、政变也是革命，成千上万人人参与的反政府战争也是革命。
如果将结果与手段结合起来，将出现下列组合：
革命—革命，即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实现了宪政民主的革命结果，如美国模式。
革命—改良，进行了暴力革命，未实现宪政民主的革命结果，但取得局部改良成果，如法国革命导致《拿破仑法典》的颁行。
改良—革命，即以和平抗争为手段，实现了宪政民主的革命结果，如台湾模式。
改良—改良，通过和平抗争，迫使统治者个别领域放松管制，实现了局部改良结果。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最为典型，通过朝野共同努力，清廷宪政民主的革命结果即将临产（被手段革命所中断）。
革命—反革命，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换来更加专制、更加暴虐的结果，如共产革命。
改良—反革命，和平诉求导致残酷镇压。“大鸣大放”引蛇出洞，导致“反右”镇压，出现言论自由“赤字”，不但不能批评，还需极力赞美。
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不得要领，因为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政体之争，是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的政体偏好选择。革命派对皇帝、君主深恶痛绝，即使是立宪制下的民主政体的虚君，也断然不可接受，他们要的是一种没有君主形式的所谓纯粹共和制。只要有皇帝、君主这一形式，无论是谁做，无论虚实，都不行。立宪派则反之，它主张总体上不推翻原政权，不改变原政体形式，但要釜底抽薪，改变政体内容，由专制君主制变更为立宪君主制，也即皇帝、君主名称不变，但其实际统治权力被掏空殆尽，成为虚君。另外，要更换统治集团主要成员，慈禧太后做实质性最高统治者不行，光绪或其他人可以。慈禧、光绪去世后，立宪派更换最高统治者的诉求不复存在。从目的、结果的革命范畴看，二者没有分歧，都希望实现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制度变化。而从方法、手段的角度看，二者存在重大分歧，但并不绝对。为达目的，革命派不择手段，从暗杀、哗变、起义到大规模内战，在所不辞。立宪派虽然主张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逐渐实现君主立宪政体，保持稳定与秩序，但也不绝对排除暴力，康梁多次试图革慈禧的命，也曾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梁启超还是护国战争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目的论意义上的革命业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是普世价值的总括，已然成为自由派的常识和核心诉求。但方法、手段意义上的革命，人们的意见分歧还很巨大，很多目的论革命者居然是方法论革命的激烈反对者，他们比革命对象还反感、害怕暴力革命，将其污为“以暴制暴”甚至“恐怖行为”。
本书所讨论的革命，主要是方法论的革命，目的在于论证暴力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且构成一种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