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读裴敏欣“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一）

2022 年 10 月 22 日，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发生的一幕，注定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被载入史册。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被强行带离了主席台。此次事件不仅彻底打破了后天安门时代中共高层所谓“集体领导”与政治“制度化”的表象，更向世界宣告了习近平个人独裁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新斯大林主义（neo-Stalinism）在中国高层政治运作中的确立。

为何一个经历了四十余年经济超高速增长，深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并孕育出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不仅没有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预言走向政治宽容或民主化，反而能在短短十年之内，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退化为了极权体制？经济繁荣与中产阶级的壮大，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何彻底失去了转化为政治自由的动能？在过去的学术文献中，多数理论假设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多元化与政治参与的要求，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将促使产权观念的觉醒，进而对威权政体形成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压力。然而中国的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轨迹，中共不仅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放松政治控制，反而利用经济增长所积累的庞大资源，进一步巩固了其不受制约的专断权力。这无疑是对既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重大挑战。我们必须深入追问，究竟是何种深层的内在机制，使得这个一度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在社会层面看似朝向多元化迈进的体制，最终却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封闭与专制？在威权发展的表象下，是否隐藏着我们长期忽视的制度延续性与政治运作的真实逻辑？

面对这一悖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其 2025 年底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 一书中，给出了严谨、透彻且深具洞察力的解答。作为拥有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的顶尖学者，裴敏欣三十余年的学术演进轨迹，实质上完美映射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界从“接触与演变”的乐观预期中逐步清醒，直至直面列宁主义现实的反思过程。从一九九四年在《从改革到革命》中对中苏转型路径抱有一丝审慎乐观，到 2006 年具备前瞻性地在《转型陷阱》中警告“半拉子改革”与威权发展主义必然走向停滞的困境，再到 2016 年通过深刻剖析党国体制下“精英勾结”与权贵资本主义内生腐败机制的《出卖中国》和 2024 年分析中国监控体系的《哨兵国度：中国如何通过监控维系独裁政权》，裴敏欣的学术分析始终精准地切中中共政治经济体制的病灶。他早期的研究便已指出，在缺乏明确产权界定与民主问责机制的环境下，经济权力的下放只会沦为中共官员将公共财产私有化的寻租工具，进而侵蚀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持续性。

The Broken China Dream 这本书不仅是对其过往理论体系的完备总结，更是对邓小平时代以降的中国“改革开放”论述进行的一次全面检视。裴敏欣在书中揭示，习近平时代的极权复辟，绝非历史的偶然或个别领导人的决策偏差，而是深植于中国“新威权发展主义（neo-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内核中的政治宿命。这种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蕴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其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始终服膺于维持一党专政的最高目标。当经济腾飞所掩盖的体制矛盾逐渐暴露，中共为了确保其政治垄断地位与既得利益，必然会选择牺牲经济自由以换取政权的安全。我们不能单纯地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果归功于中国的威权体制，而忽视了这种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所伴随的巨大社会成本与长远的政治后果，尤其是权钱交易对社会信任与法治的根本性破坏。

本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它准确地运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分析框架，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于“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路线”的既有认知。书中指出，习近平非但不是邓小平路线的背叛者，恰恰相反，他是邓小平以来“保党”这一政治逻辑的必然产物。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整个演进过程中，中共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权，确实在经济领域实行了分权让利与市场化改革，但在政治架构上，他们坚定不移地保留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核心要素——对暴力的绝对垄断、对人事任命的严密控制以及对信息与意识形态的无死角审查。这些构成极权主义基础的制度机器在江泽民与胡锦涛的经济起飞时期仅仅是进入了战术性的“休眠”，或以所谓“选择性镇压（selective repression）”加以掩饰，它们从未被真正触动，更未被连根拔起。

此外，中共这一时期建立的所谓“集体领导”与规范，本质上只是一种缺乏第三方监督的脆弱派系平衡，其实质是为了方便中共在“部分改革均衡”中通过官商勾结与恩庇侍从网络共同攫取巨大的经济租金，并将国家资产转化为私人的财富积累。当经济增长的红利耗尽、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的体制腐败危及政权生存时，习近平所做的，只不过是重新激活这些早已准备就绪的极权工具。他并非创造了一个新的统治模式，而是将原本隐藏在幕后的国家强制力推向了前台，利用高科技监控手段将其全面升级，并以此对党内异己和公民社会展开毫不留情的清洗。

八十年代往往被国内外观察家，乃至体制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赋予了一层充满浪漫主义与过度乐观色彩的“黄金时代”滤镜。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长达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经济崩溃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文化界蓬勃发展的探索风潮，以及中共高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公开探讨，曾让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深远的错觉。外界普遍假定，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推进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这个庞大的列宁主义党国体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自由化，并最终顺应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然而，裴敏欣在 The Broken China Dream 这本书中指出，八十年代的本质是一场在列宁主义框架下，完全受制于政权生存与利益分配的政治路线博弈。正是在这个被外界认为最具政治开放可能性的十年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萌芽阶段便被扼杀，中共最高领导层基于“维持一党专政”这一最高政治目标所做出抉择，为三十年后习近平全面复辟新斯大林主义（neo-Stalinism）统治，完整地保留了所有必不可少的专制制度“硬件”。

1978 年底，随着过渡性领导人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失去主导权，那个曾在表面上结束了文革的脆弱执政联盟，迅速因为对中国未来政经发展路径的根本性分歧，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政治分裂。裴敏欣在书中详尽地梳理了当时中共权力核心内部形成的三股相互牵制的政治力量。第一股力量是以陈云、李先念、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保守派，作为中共建政初期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主要缔造者，这批正统的共产主义官僚虽然同样排斥毛泽东那套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群众运动式统治，但他们挽救政权的方案，是试图退回到五十年代的苏式计划经济模式。在他们的政治运作逻辑中，列宁主义的政治垄断必须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绝对控制紧密结合，任何大幅度引入市场机制或向西方全面开放的举措，都等同于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敞开大门。第二股力量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实用列宁主义者（Pragmatic Leninists），邓小平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僵化教条并无坚持，他非常务实地意识到，如果不能迅速通过经济现代化来提升整体物质水平，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将面临巨大的危机。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拥抱市场工具，引进外商投资以及推动与西方的经济融合，但是，邓小平引入资本主义手段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强化而非削弱中共的一党专政基础。第三股力量则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在政治层级上略低一筹的改革派，他们不仅主张更为广泛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还认识到如果不进行触及体制运作方式的政治自由化改革，不引入法治观念和对行政权力的实质约束，经济改革的成果不仅难以维持，中国社会也将难以建立现代治理模式。

裴敏欣指出，要理解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就必须看透这三股力量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关系。在表面上，邓小平为了推行其面临重重官僚阻力的经济市场化议程，必须在战略与战术上仰赖胡耀邦与赵紫阳等自由派官员，利用他们去冲破保守派的行政防御体系。这种基于政策推动需求的合作，造成了初期“邓 - 胡-赵”联盟主导中国改革的表象。然而，在最深层的政治底线与统治逻辑上，邓小平与陈云的矛盾仅仅停留在“拯救政权的经济手段”这一方法论层面，而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中共绝对政治垄断”这一终极战略目标上，两位专制体制的元老拥有绝对共识，相比之下，邓小平与改革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则是根本性且无法调和的。改革派试图建立一个由法治规范党权、允许一定程度的社会参与、并具有初步政治问责机制的治理模式，这在邓小平看来，无异于对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颠覆。这种权力资源的绝对失衡意味着，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完全寄生于邓小平变幻莫测的个人恩庇（patronage）关系之上，一旦社会上要求扩大参与的诉求触碰到了中共权力垄断的红线，邓小平会毫不犹豫地与保守派结成同盟，对改革派进行彻底的政治清洗。

这种深层的体制矛盾在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流产的过程中，展现得十分具体。1986 年，面对城市经济改革在旧有官僚体制中陷入停滞与效率低下的困境，邓小平出于打破行政阻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的实用主义动机，罕见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中共高层的议程，并授权赵紫阳牵头起草政改方案。然而，邓小平所定义的“政改”，正如裴敏欣所精确概括的，充其量只是一场“行政管理的现代化（administrative reform）”，其核心诉求仅仅是精简机构、下放行政权力、提高官僚机器的办事效能，以更好地服务于一党专政下的经济发展目标。

但是，深知体制运作缺陷的赵紫阳及其幕僚团队（如鲍彤主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却试图利用邓小平给予的极为有限的政治空间，导入具有实质变革意义的制度设计。在一九八七年出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赵紫阳团队不仅提出了“党政分开”这一试图将中共从国家日常行政事务中适度剥离的具体主张，更触及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确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甚至在基层人大实行差额选举等触及权力分配的核心议题。在裴敏欣看来，这份最终未能落实的改革蓝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试图从内部调整专制基础、向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威权主义（pluralistic authoritarianism）平稳过渡的实质性尝试。

但是，任何试图在列宁主义体制内建立真正的权力制衡机制的尝试，注定会遭遇最高统治者维护自身权力的强烈反制。当赵紫阳将这份蓝图呈交给邓小平时，他立刻察觉到了其中可能削弱党国垄断地位的政治风险。邓小平直接干预了方案的最终定稿，强行加入了“决不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坐庄”的绝对限制。事实上，早在取得最高权力后不久的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就在针对“民主墙运动”的处置中，明确抛出了界定政治边界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构成了整个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运作中一条不可逾越的绝对红线。在整个八十年代，每当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思想探讨的浪潮中试图扩大公共参与空间，邓小平就会立刻展现其作为专制统治者维护权力垄断的本质。

从一九八一年下令封杀探讨体制问题的电影《苦恋》（《太阳和人》），到一九八三年默许保守派发起压制思想多元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再到一九八七年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对整个思想界展开广泛的打压，邓小平一再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导致政权控制力下降的政治改革发生。他所推动的诸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等所谓“制度化”举措，由于他本人坚决反对设立任何独立于党外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如独立的司法体系或自由的媒体），最终沦为缺乏实质约束力的形式主义条文。这种缺乏独立执行机制的内部规则，根本无法阻止像邓小平自己这样的高层大佬在幕后进行非正式的权力干预，更在三十年后为习近平轻而易举地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留下了无法修补的制度漏洞。

随着 1987 年一月胡耀邦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软弱而遭到邓小平的强制罢黜，中国政治体制内部原本就极其脆弱的权力平衡彻底打破，改革派在中共高层遭遇了全面挫败。裴敏欣在书中分析了胡耀邦下台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他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党内最倾向于支持政治宽容的领袖失去权力，更使得保守派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扩张，为随后针对赵紫阳的政治围剿以及最终的武力镇压铺平了道路。1989 年春，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了检验中共政权性质与底线的最终试金石。当大量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建立问责机制、要求新闻自由和政治对话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中共兑现其政治改革的承诺。然而，面对这一和平的社会参与诉求，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权力决策空档期，以李鹏、姚依林为首的保守派迅速利用邓小平对“社会失控”的强烈防范心理和维持秩序的本能，通过发布定性强硬的“四·二六社论”彻底激化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5 月 17 日，当赵紫阳拒绝支持军事镇压并被迫交出权力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依靠强制力维持统治的方向。

六月四日，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血腥的武力清场行动。此举标志着中共体制内部彻底放弃了政治制度平稳过渡的任何可能性。这场行动在体制外彻底压制了刚刚萌芽的公民社会发展空间，在体制内则对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进行了彻底的组织清洗。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研究民主化转型时所指出的，威权体制的和平转型必须依赖于体制内改革派掌控主导权。而在中国，1989 年的武力行动彻底消除了这一前提条件。相较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冷战末期放弃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并最终走向政体转型，中共通过毫不迟疑地动用国家机器压制社会诉求，成功地确保了其政治垄断地位的延续。这种依靠强制力取得的“稳定”，将中国牢牢地锁入了一条被裴敏欣称为“新威权发展主义（neo-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之中。在这个治理模式中，经济增长的红利被用来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替代品，而列宁体制最核心的专制要素——对国家机器的绝对垄断、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以及庞大且不受外部约束的官僚体系——不仅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更在随后的岁月中通过经济发展不断获取新的资源注入。

八十年代的中国，曾短暂地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制度选择的可能性。但邓小平和他的保守派同僚们出于对维持一党专政的绝对坚持，排除了中国走向开放社会与多元竞争的任何选项。他们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在经济领域拥抱市场逐利机制、在政治领域坚守列宁主义权力垄断的混合体制。这种试图将经济自由与政治压制结合的“发展主义”，虽然在后天安门时代依靠全球化分工的契机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数据，但其制度根基深处却埋藏着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必然孕育的广泛腐败与利益输送。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没有在八十年代建立起任何具有实质约束力的法治与问责机制，中共的国家机器中永远保留着那套随时可以被重新启动的专制统治“基础设定”。这也意味着，只要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只要党内再度出现一个致力于权力集中、对西方价值观抱持深刻敌意的强势领袖，这个依靠强制力维持的政权，必定会毫无阻碍地褪去“集体领导”与“经济挂帅”的表象，重新展现其统治的本质。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