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中国的监禁与监控 ——伦敦会议纪实之三

独立中文笔会与国际笔会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在英国伦敦联合举办主题为“中国监狱与国际战争”的颁奖典礼暨专题研讨会。颁奖典礼后举行了两场专题讨论会，分别是：一“中国的监禁与监控——被囚作家的现实与抵抗”，二“国际领域的监禁与战争”。

我本人主持了第一场讨论会。这个议题的主讲人包括：

罗杰斯 Benedict Rogers —— 关注中国与香港人权的活动家罗胜春 Sophie Luo —— 人权律师丁家喜之妻安华托帝·博格达 Enver Tohti Bughda —— 维吾尔学者、人权倡导者成蕾 Cheng Lei —— 澳大利亚记者，曾被中国政府监禁三年多

讨论围绕中国境内的监禁与监控的现实逼迫困境，以及对写作者的深刻影响展开。发言人从亲身经历与长期观察出发，讲述在所谓的国家安全体系下被监控、被追踪、被拘押、被酷刑、被噤声的具体处境。这些不仅是个案和个体经验，它呈现的是背后的暴政体系和它营建的强大的窒息的空间。

罗杰斯：中国统治下香港的政治监禁与言论钳制

英国人权活动家、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共同创办人及主席贝内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以“中国境内的监禁与监控”为题发言。罗杰斯表示，能够与多位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嘉宾同席讨论深感荣幸，并提到自己曾长期居住香港、活跃于香港外籍记者会，这段经历使其对香港社会、媒体环境与言论空间具有深刻而直接的理解。

罗杰斯指出，香港曾是亚洲最自由的社会之一，但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自 2020 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基本自由出现急剧倒退。《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对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的明确承诺遭到系统性破坏，立法机构失去实质监督功能，公民社会几近瓦解，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持续被削弱。大量独立媒体被迫停办，许多过去可以公开发表的文章与观点，如今在香港可能直接导致刑事指控甚至入狱。

在谈及政治监禁问题时，罗杰斯指出，自 2019 年抗议运动以来，已有约 1900 人因政治性相关指控被拘捕，其中约 835 人目前仍被关押。这些被囚者不应被国际社会遗忘，持续关注与发声至关重要。在众多个案中，罗杰斯特别点名两位明确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人士，他们是：媒体人、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Jimmy Lai），以及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鄒幸彤（Chow Hang-tung）。

罗杰斯介绍，黎智英现年 78 岁，是英国公民，长期被单独囚禁，健康状况引发严重关切。黎智英少年时期逃离中国大陆大跃进饥荒，在香港白手起家成为企业家，并长期公开支持言论自由与民主价值。尽管具备离开香港的条件，仍选择留下，与香港社会共同承担后果。相关审判被长期拖延，被视为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空间的典型打压。而鄒幸彤因组织悼念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和平集会而被拘捕，面临多项刑事指控，已多年被羁押并反复等待审判，成为和平集会权利被刑事化的代表性案例。

罗杰斯在发言最后表示，不应接受沉默或自我噤声，应持续为黎智英、鄒幸彤以及所有政治犯发声，并善用仍然存在的自由空间，捍卫基本人权与人的尊严。

罗胜春：家属视角下的中国监禁现实

人权律师丁家喜之妻罗胜春第二个发言，她首先表示：自己在维权行动中真正学习和依靠的“老师”，是“709 律师妻子群体”。最初自己并不懂如何公开抗议、如何与外界沟通；后来在遭遇更严厉的打压时，主动向 709 律师妻子群体求助，从对方的经验中学会了发声方式与行动策略，并对该群体长期提供的支持表达感谢。

罗胜春随后转入监禁议题。她表示，中国国内的监禁与监控问题可以谈的方面很多；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当天已有其他发言人将作重点说明，因此将重点放在亲历者家属能够直经历的另一层面：被关押者进入看守所、监狱后的处境。丁家喜曾被中国当局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方式控制六个月，在此期间遭受严重折磨；之后被转入看守所，仍持续遭遇非人道对待。

罗胜春强调，在看守所与监狱里，纸和笔并非理所当然的物品，书写权被随意剥夺。许多被关押者想写下思想、记录经历、表达观点，却拿不到基本的书写工具。她举例提到丁家喜与许志永等人，指出这些人希望表达与写作，但往往被禁止。即便某时段允许通信，也常被严格限制。信件只准寄给配偶或直系亲属，寄出与送达前会被审查，来往内容可能被多人阅读，真实的通信自由并不存在。丁家喜也被禁止与配偶通话，家属长期无法获得正常、直接的联络。

罗胜春据此指出，监禁不只是剥夺人身自由，还通过限制书写、思考与沟通，持续压迫被关押者的精神空间。中国政府在纸面上写有一套监狱管理与权利保障规定，甚至包括宪法条文，但在具体执行中经常被完全无视；监狱与看守所的现实暴露出中共对外宣传与实际做法之间的巨大落差。

她最后表示，若要了解中国真实的监禁状况，不能只听官方叙述，应倾听被关押者本人及其家属的讲述，她并愿在问答环节继续回应相关问题。

安华托帝医生的证词——亲历中国活摘器官

维吾尔学者、人权倡导者安华托帝·博格达（Enver Tohti Bughda）首先说明自己的身份背景并非政治人物，而是一名受过系统医学训练、宣誓以救人为职业使命的医生，曾在中国一所大学附属医院担任肿瘤外科医生。在其理解中，医学应当只用于治疗与挽救生命。

安华托帝指出，在一个以政治高于伦理的体制中，即使医学与科学，也可能被工具化，用于控制与杀戮。1995 年夏天，他被上级以“执行特殊任务”为由带离医院，前往城市边缘的一处刑场。在那里，枪声响起后，一名仍有生命迹象的男子被指定由他“处理”。在军警命令下，他被迫实施器官摘取。当切开身体时，对方仍在呼吸，体温尚存。这一经历成为其一生无法摆脱的创伤。

此后多年，安华托帝选择沉默，试图继续行医并将那一天从记忆中抹去。但良知与现实的冲突最终使其无法继续留在中国。1999 年前后，他拍摄纪录片，随后离境，经土耳其中转抵达英国，后在英国获得政治庇护。多年后首次在英国议会公开讲述这段经历时，他将其称为“证词”，而非揭露——这是对自身参与行为的直面，也是从医生转变为证人的开始。

安华托帝表示，原以为已远离噩梦，但随着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禁体系逐步曝光，过去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在他看来，新疆已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区域，而是被改造成高度封闭、系统运作的巨大监禁空间。大量所谓“学校”或“培训中心”，实为配备岗楼、电网与武装警戒的拘禁设施。

他指出，医学在这一体系中再次被扭曲使用。拘禁设施内设有医疗室、手术台，墙面张贴“健康”“爱国”等标语，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被视为国家可以调配的资源。这并非反恐或职业培训，而是针对整个人群的强制改造。

谈及活摘器官问题，安华托帝表示，这并非抽象指控，而是亲身经历。近年来的国际调查与听证显示，中国存在数量巨大、来源不明的器官供应，与自愿捐献数据严重不符。对他而言，“器官移植”不再是医学术语，而是 1995 年刑场上的具体记忆。

安华托帝表示，流亡并非自由，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伤口。他曾长期在沉默与发声之间犹豫，担心开口会给仍在中国的亲人和同胞带来危险。但他最终选择继续讲述，因为沉默只会让罪行延续。他强调，这不是政治立场之争，而是关于是非、生命与尊严的根本问题。

在发言结尾，安华托帝呼吁自由世界的政府与医学界，不应以贸易或现实利益为由回避问题，应调查相关医院，切断与器官犯罪的关联，推动真正的国际审查与问责。他也向仍在压迫中的人们表示，名字也许会被抹去，但记忆不会消失。只要有人说出真相，希望就仍然存在。

安华托帝表示，自己将继续发声，不再保持沉默。

成蕾：述说被中国国安拘押监禁经历

澳大利亚记者成蕾 2002 年开始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等主持财经等栏目。2020 年至 2023 年间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拘押三年多，其案件被外界普遍视为“人质外交”的典型案例。

成蕾表示，进入会场时看到仍被关押者的影像与资料，使她再次意识到自身与仍在狱中者之间的处境差异，并由此更加坚定继续发声的必要性。她回忆，在被拘押期间，最难承受的并非身体痛苦，而是被世界遗忘的感觉。通过领事探视得知，仍有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她的处境，这些来自外界的信息成为支撑她度过长期拘押的重要力量。她也将这些消息转述给身边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中国在押人员。

成蕾指出，监禁制度本身反映了一个政权如何对待个体。在三年多的拘押中，她深切体会到中国监禁体系对思想和言论的高度控制。牢房内张贴的规定，重点并非秩序管理，而是围绕思想与言论设限。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不是破坏纪律，而是被认定为“诋毁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国家秘密”的界定极为宽泛且随意，任何被视为敏感的内容都可能入罪。

她比较了不同司法体系下的惩罚逻辑：在许多国家，惩罚随程序推进逐步加重；而在中国，最严厉的压迫往往集中在最初阶段，以迫使当事人认罪与服从。她描述，在该制度下，长时间被迫坐在硬床边缘、灯光常亮、窗帘紧闭，行动、如厕、睡眠均受监控，个人隐私完全被剥夺。

在通信与书写方面，成蕾表示，在一千多天的拘押中，仅获得过一次短暂的家庭通话机会。书写和阅读受到严格限制，她曾因使用纸笔教同室人员英语而被没收书籍。这反映出当局对文字与思想本身的深度恐惧。

成蕾强调，国家安全拘押并非单纯的惩罚机制，而是一套系统性的思想控制手段。她呼吁仍享有自由的人，应主动使用自己的声音，为那些被剥夺发声权利的人继续说话。沉默只会延续压迫，而发声本身，就是抵抗。

听成蕾的讲述，让我回想自己于 1989 年 8 月 20 日离开家人和故土远赴加拿大，至今已经 36 年多，始终没能回去再见亲人。我分享了 1996 年中秋节，住在美国的哥哥前来多伦多陪伴我飞回北京探望母亲。但是我一到北京首都机场即被抓捕。我曾要求联系加拿大大使馆，但是审问我的人拒绝了我，并说：“政策这块我们会掌握”。在机场一个房间被审问了几个小时后，我又被带到离机场车程约十分钟的一个大院内一栋建筑的三楼继续问话。期间我要求上洗手间，被两名女警一左一右紧贴看守，我对她们说我不会跳楼自杀，她们仍然面无表情站在两侧。这些经历成蕾所描述的情形高度相似。这种高度程式化、去人格化的监控方式，正是中国国家安全拘押体系的真实写照。

一个小时的讨论很快就结束了。由于会议全程以英文进行，有些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英文不好，无法全部听懂，但是他们仍然不舍得离去，有的人使用手机上的软件做即时翻译。

在筹备会议时，国际笔会提出要求与会者不许使用手机或 iPad 等电子设备拍照或录像，同时不得面向与会者拍照或录像，因此整个活动现场只有国际笔会和马健会长指派的一位专职人员拍的照片和视频，也没有与会者的正面场景。

2025 年 12 月 29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