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五）
4、“没有被毒死” ≠ 没有下毒动机
“没有被毒死”是否就等于“没有下毒动机”？这个表面上看似合情合理的问句，在现实政治中其实是一种危险的误导性逻辑，尤其当它被应用于诸如纳瓦尔尼、斯克里帕尔、利特维年科等案件之中时，其实质并非是对真相的追问，而是对暴力责任的规避。要理解这一逻辑的荒谬性，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因果关系误读、动机否定诡辩、以及失败暴力的制度性意义，从而揭示它如何在掩盖现实政治谋杀的真相中，成为一种工具化语言。
首先，在基础逻辑层面，这种推论属于“后果决定动机”的谬误，即“因为你没死，所以没有人想杀你”；“因为你活着，所以没人对你下毒”。这一逻辑的荒谬在于，它将暴力行为的意图与结果混淆在一起，忽视了现实中暴力行为往往可能失败、被中断或救援成功的复杂过程。试想，一个枪手向某人开枪却未命中，是否就能据此认定他“并未试图杀人”？如果一场谋杀因目击者报警而中止，是否就意味着“不存在谋杀企图”？事实上，绝大多数刑事司法系统早已明确区分“未遂罪”与“既遂罪”，并不以“是否致死”作为判断动机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毒杀未果并不能否定毒杀的存在，相反，毒杀未遂本身常常反而暴露出更为明确的犯罪意图，因为它让行为逻辑、技术手段、行踪关联得以被揭示和调查。
再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这种“毒不死人所以不像下毒”式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以“失败”来为行为辩护的荒谬论证。如果真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推演，我们甚至可以得出“普京太聪明，绝不会用失败率那么高的手段杀人”的结论，进而用“下毒技术不成熟”来论证“政权清白”，这无异于将谋杀是否成立的判断权交由作案者的成功与否，进而倒置了正义与手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上，国家暴力之所以极具隐蔽性，正因为其可以在失败中进行“责任转移”与“合法性洗白”——这正是许多威权政体偏好使用‘不致死的恐吓性暴力’或‘中毒未遂’的根本原因之一。它既能传递威胁，又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尚未造成致命后果”的技术性防线。
进一步而言，将“没有毒死”作为无罪的依据，更是一种制度性暴力逻辑的语言遮蔽。因为在许多案例中，毒杀失败并非因为没有下毒，而恰恰是由于受害者的幸运或国际干预：纳瓦尔尼之所以存活，是因为其所在航班及时迫降、医疗干预迅速且得当；斯克里帕尔之所以未死，是因为英国卫生系统经验丰富、环境监测反应及时；而利特维年科之所以死亡，正是因为中毒发现过晚，且钋 -210 这种毒剂难以逆转。换言之，“活下来”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下手”，只是说明“谋杀没能成功”。如果我们只承认“成功的谋杀”才构成罪行，就等于默认“失败的犯罪”不算犯罪，这种逻辑不但反法治，更反常识。
此外，将“毒不死”作为“政权不会下毒”的论据，也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受害者责难。它隐含着一种讽刺语气：“既然毒不死你，那是不是你在表演？”、“既然你活下来了，那是不是你在炒作？”——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常用的污名化策略：‘幸存者’被诬为‘投机者’，‘证人’被扭曲为‘表演者’。这种逻辑不仅否定了遭毒害者的苦难与风险，更在道德上反转了加害与受害的位置，是对公共正义的双重打击。
最危险的是，当这种说法一旦在公共舆论中被广泛接受，它就会成为一种默认国家可以下手但只要失败就不负责任的“技术免罪”机制。这不仅纵容国家暴力的继续存在，更鼓励制度内的黑箱操作与“可否认性”（plausible deniability）的战略使用。在此意义上，“毒不死人”不再是对下毒动机的反证，而是对政治暴力结构纵容的表现。
综上所述，“没有被毒死”绝不等于“没有人下毒”，更不能等同于“无下毒动机”。这种说法之所以在权力辩护者口中频繁出现，是因为它非常方便地模糊了行为与责任、动机与后果之间的边界，从而构成一种极具欺骗性的合法性伪装语言。它所反映的，不是一种追求事实的思辨，而是一种用技术失败为暴力背书的政治修辞。而真正维护法治与正义的人，恰恰应当在“失败的谋杀”面前更加警觉，而不是放松追责。毒不死人，不代表下毒不存在；逃过死神，更不代表杀意不曾存在。在所有强调责任的政治伦理中，最基本的一条是：对杀意的宽容，往往比对死亡本身更危险。
5、死者“活该”“有劣迹”论是对人权的再度羞辱
“死者‘活该’、‘有劣迹’”这类论调，是威权体制在面对政治谋杀、暗杀异见者或拘押致死等极端国家暴力时最常用的一种正当化手段。它的核心策略不是直接否认死亡或暴力的存在，而是通过污名化受害者的人格与过往行为，实现暴力的合理化、责任的稀释化与公众情绪的冷却。我们若要严肃地对抗这类语言暴力，必须认识到，这不仅是对具体个体的侮辱，更是一种系统性的政治操作，其背后隐藏着对人权理念、社会道德和政治伦理的深层次颠覆。
首先，污名化受害者，是从“道德上杀人”的过程。这一话语机制通常遵循一种熟悉的三段论：其一，该人“品格有污”；其二，他的政治行为“不纯粹”；其三，因此他的死亡并不值得同情，甚至可能是咎由自取。于是，被毒杀的人变成了“自找的”，被殴打致死的人变成了“有前科的”，死于极寒牢狱的囚犯被说成“健康有问题、早该检查”。这一逻辑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用“复杂化”来掩盖“非正义性”——它把一场权力对生命的粗暴剥夺，包裹进一堆与案件无关却可以引发道德歧视的细节中，从而让公众在面对死亡时，生出犹豫、质疑甚至冷漠。
纳瓦尔尼之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支持普京的舆论者会说，他不是无辜者，因为他曾因“经济欺诈”被定罪；他拿过西方基金的钱，是“代理人”；他性格张扬，爱搞噱头，是“网红政客”；甚至有人说，他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挑战权威”，“明知会死还硬要回国”，是自毁前程。——而这些说法本质上与他是否遭到国家系统性迫害毫无关联。一个人是否受到了政治谋杀，标准在于政治权力是否制造了致命暴力，而不是这个人是否“品行完美”。人权的核心精神在于：不因其政治立场、社会地位、历史行为而被剥夺基本生命权。换言之，即便一个人过去犯过错，也不应被毒死、囚死或因言获罪。污名化死者，不仅不能改变谋杀的性质，反而更深刻地暴露出体制对人权的蔑视。
其次，这类论调之所以危险，还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社会感染性与传播便利性。相比于对政权的追责，对受害者的道德清算要容易得多、成本更低。在一个信息受控、恐惧弥散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附和“死者不值得同情”的观点，以保全自身安全。而统治者也恰恰利用这一点，把暴力的合法性悄然外包给群众，让社会自我调节出“沉默的合意”。这种合意，并非基于事实认同，而往往出自对威胁的权衡与对被污名者形象的情绪性反感。于是，一个曾经勇敢揭露贪腐的人，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极端分子”；一个捍卫选举公正的人，可以被说成是“制造分裂”；一个挑战统治者的记者，可以被形容为“心理不稳定、品行不端”。这些话语不但毁灭了受害者的形象，也销毁了公众的共情能力与集体记忆。
这种“道德杀人”并不是俄罗斯独有。它出现在所有企图维护权力结构不变的政体中：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肢解后，有人说他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中国维权律师李旺阳被“自杀”后，有人说他患有精神病史；伊朗女权运动者马哈萨·阿米尼因“戴头巾不当”被警察暴力拘留致死后，政府称她“有基础病”。这些说法表面上与死亡无关，实则发挥着相同的掩盖作用：它们为国家暴力筑起了一道话语掩体，把本应面对的司法正义转嫁成道德模糊，最终化解成无声无息的社会遗忘。
更深一层地讲，这类话语还揭示了威权体制下“被杀者”的政治定位：不是作为受害人存在，而是作为“危险分子”、“败坏者”、“体制污染物”被处理。这是一种隐蔽的政治性“去人化”（dehumanization）过程。当一个人不再被看作人，而是“敌对象征”、“道德污点”、“外国代理人”，他就不再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与人权，他的生命不再是不可剥夺的，而是可以合法终结的。这种观念一旦在公众中建立，将极大地提升国家施暴的社会容忍阈值——它使得谋杀变成管理手段，使得暗杀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替代法治工具。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指出：任何试图通过贬低受害者人格、污名其历史行为、质疑其动机来合理化暴力的做法，都是对人权的再度羞辱。它不仅否定了人命的平等价值，也在逻辑上为未来更多的政治暴力留出操作空间。真正关心正义的人，不应因受害者不完美而犹豫声援；不应因其“背景复杂”而退缩批判；不应因其“立场不合”而宽恕国家暴力。我们必须铭记那些被污名化的死者，因为他们的命运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昭示了制度如何将语言化为刀刃、将羞辱化为权力工具。
在面对暴政之刀时，我们不能让第二次杀人——在话语中杀人——发生得如此顺利。反抗从反语言暴力开始。揭穿“他不值得活”的叙述，就是捍卫“每个人都应活”的最低原则。如果我们沉默，那么“谁值得被杀”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成为可谈判的问题。那将是人类最深的耻辱。
6、“西方媒体都是左派谎言机器”是典型阴谋式极化话术
这部分结尾作者将 BBC、纽约时报、CNN、MSNBC 等主流国际媒体一律定性为“西方左派谎言机器”，暗示全球对普京的批评都是操控下的阴谋。这种说法的逻辑本质，是用‘攻击动机’取代‘证据反驳’，借助政治标签化与媒体妖魔化等手段，构建出‘只有俄罗斯是受害者’的叙事闭环。这是为极权政体辩护常用的舆论战术。
将“西方媒体都是左派谎言机器”作为对普京政权批评的全盘否定手段，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阴谋式极化话术。这类说法并非普通意见表达，而是一种深度意识形态操控的语言机制。它的核心目的不仅是为专制政权开脱罪责，更是要制造认知闭环，瓦解公众对可信信息源的判断力，最终形成一种封闭的舆论真空，使得任何批评、揭露或独立调查都能被一键驳斥为“西方阴谋”。要揭示这种论调的真实作用，我们必须从它的语言结构、传播机制、历史根源及其现实效果四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从语言结构上来看，“西方媒体是左派谎言机器”这一说法采用了一种敌我二元的极化表达。它将“西方媒体”这一复杂、多元、利益分化的信息生态，压缩成一个统一运作的“左派工具”，仿佛 CNN、BBC、《纽约时报》、路透社、《经济学人》、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Al Jazeera 等所有媒体不但拥有相同意识形态，还在执行相同议程。这种归纳是明显不成立的，因为这些媒体之间在报道方向、政治倾向、社论立场、商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即使在美国本土，自由派媒体与保守派媒体之间的分裂也远比这类简化叙述所描述的要复杂。例如，《华盛顿邮报》强调制度透明与政府责任，《福克斯新闻》则更偏向民族主义与保守价值，两者在乌克兰战争、普京政权、拜登与特朗普等议题上的报道大相径庭。将所有西方媒体一刀切地描述为“左派”或“反俄联盟”，是为了塑造一种对外的“敌对幻觉”，使听众感到“世界正在集体对付我们”，从而激发防御性民族主义。
其次，这种论调的传播机制是典型的信息战逻辑：即通过对既有信息源头的全面否定，削弱人们对独立新闻、调查报道、跨国媒体调查合作的信任。其最核心的目标不是提出“另一种观点”，而是毁掉人们分辨真伪的能力。一旦“所有西方媒体都是撒谎者”这一前提被灌输并内化，那么无论你呈现出多少报道、统计、证据、卫星图像、采访音频或法庭文件，对方都能以一句“又是左派媒体搞的鬼”来全盘否认。这不仅终结了观点之间的辩论，更摧毁了对话本身的可能。而当人们失去了对外部信息的信任、又无法在内部获得多元声音，他们就只能在“体制灌输”与“自我防御”之间循环，于是政治认知的封闭体系便诞生了。
这种说法的历史根源并非新鲜产物。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宣传机器就不断以“帝国主义宣传”、“资本主义媒体歪曲事实”为口号，来否认西方记者对古拉格、粮食危机、压制异见的揭露；同样，纳粹德国也声称《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报纸是“犹太媒体集团”，其目的在于妖魔化德国；在今天的中国，许多爱国主义舆论也习惯将 BBC、CNN 统称为“西方反华喉舌”，用以回避新疆、香港、白纸运动等报道的合法性。历史的共性在于：凡是需要掩盖真相的政权，都会选择攻击报道者来转移视线。这种攻击往往不是针对报道内容本身，而是针对报道来源的标签污名，使得真正的问题被掩盖在“谁说了这件事”而不是“这件事本身是否属实”的争论中。
最后，这种说法在现实效果上是极其有效的极化工具。它不仅切断了国内社会对外界新闻资源的正常摄取，更极大地巩固了对强人统治者的情感依附与身份认同。当普京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为发动战争、压制异见、迫害反对派、操控媒体时，这些指控在亲俄舆论中不仅不被反思，反而成为进一步“证明他伟大”的理由：“看，西方这么害怕他，说明他有多强大！”于是，所有媒体对权力的监督与揭露都被重新编码为“敌对行为”，而所有内部对权力的质疑都被视为“附和敌人”。这正是反启蒙语言的极致表现——它无需反驳观点，甚至无需了解内容，只要标记你来自“西方媒体”，你的所有话语便自动失效。
更严重的是，当这种语言机制被不断复制，它将不仅仅适用于普京或俄国政权，还会广泛蔓延至一切反民主势力。在信息全球化、平台算法主导的今天，每个政权、每个利益集团都能打造自己的“真相”，并将主流媒体定义为“假新闻”。这正是特朗普口中“fake news”的原型，博索纳罗攻击巴西记者时所用的论调，杜特尔特威胁菲律宾调查媒体时的借口。当“西方媒体都是谎言”成为一个可以自动激活政治防御的咒语时，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后事实时代，在这个世界中，不再有“真相”的公共共识，只有阵营、标签、算法与怒火。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这句看似“反主流”“觉醒”的宣言，它不是对权威的批评，而是另一种权威话语的重建。它用质疑代替真理，用怀疑取代调查，用敌意屏蔽事实，用身份封锁沟通。它是通往极权的语言管道，是理性衰败的前哨站，是公共判断力崩塌的预兆。我们不能容忍“媒体都是敌人”的叙事合法化，因为一旦我们失去对真相的信任，我们将只剩下对领袖的信仰——那不是自由社会，而是顺从者的国度。面对这样的内容，我们不只要质疑其事实，还必须警惕其背后的威权宣传学机制：它不只否认罪行，更否定正义，麻痹道德感，建立“受害者也有罪”的灰色世界观。这正是今日信息战中最致命的语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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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20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