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强：从山东大学到天安门广场（下）
六
我把山大的女生安顿后，便拿着小话筒向广场北面长安街走去。我象很多当时的普通学生一样，习惯在有冲突时主动站出来调停或维持秩序，而当时北京市民非常服从学生的组织和指挥。此时长安街上，一辆坦克和一辆壮甲车已被愤怒的群众点燃，天安门前已是熊熊大火，我还看见国旗杆附近“工自联”有人拿着火把点燃帐蓬。市民和我们学生纷纷把隔离墩抬到长安街中间设置路障，而长安街西边的枪声已逐渐逼近，不断有市民和学生把奄奄一息，溷身是血的人抬来，送到广场中心的救护站。这时有几个从长安街西面撤回来的工人模样的北京市民变得无比愤怒，到处找石头和棍棒要和士兵拼命，我上去劝他们放下石头，他们向我狂吼：“他们杀人了！你知不知道？你害怕就滚开！”其中一个工人还要上前来揍我，被其他市民拖着。我也拿着小喇叭向他们大吼：“我们现在要儘量避免冲突和流血。你们现在请赶紧回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可以抗衡军队的武器，我们要儘量保存实力，总有一天会血债血还！”当时感觉是人群有些溷乱，有些市民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开始撤离。我的小话筒也不知被谁抢走拿去喊话了。随着军队从长安街西边逐渐逼近，大部分人群被迫向东节节后退，而这时从天安门西侧也涌出大队防暴员警和士兵，他们列队从金水桥直逼长安街。那几个愤怒的工人勇敢地冲上前去向黑压压的士兵扔石头，但渐渐地被士兵大队逼着往西长安街退去。我和几名“北大特纠”的同学和经贸大的一名学生退到广场历史博物馆的西北角（也及广场的东北出口），继续设立纠察线，劝北京市民撤离，并警告出广场的人前面有士兵。
在军队从金水桥向东长安街推进的过程中，前后有两辆带连体车厢的公共汽车向部队冲去，显然是北京市民要同戒严军队拼命，却在中途被打停（后来得知学生领袖郭海峰就在其中的一辆车上，他是“六四”被捕的第一名学生领袖）。为了避免被流弹打伤，我们几个学生都躲在电线杆后面，不料还是有一个站在我附近的市民被流弹击中肚子。我赶紧跑到广场去叫医务人员，把他扶到了广场急救站。
戒严部队在广场长安街对面的隔离墩后一排排坐了下来，还在离广场东面大约一百米的长安街设了一条警戒线，救护车也被拦在外面。整整一夜我听见警戒线外排山倒海的人群怒吼声，不时夹杂有间断的枪声，显然是外面的北京市民和学生要想突破警戒线，声援困在广场上的学生。大约深夜两点以前，警戒线是只许出不许进，到后来就全部的关闭了。大约三点左右，有几个香港学生说自己身上带了屠杀录影带，要出广场，那位经贸大学的同学自告奋勇领他们出去。当时任何人想要靠近戒严部队的警戒线，都会有生命危险，而这位不知名的同学却义无反顾地带着香港学生前去了。大约在四点左右，我看见一辆救护车从广场内驶向警戒线，然后停了下来，不久以后又折了回去。（后来知是候德健等前去与戒严部队谈判）然后戒严部队似乎开始有所行动，先是向我们这边打了几个响声惊人的催泪瓦斯，我赶快用毛巾捂上口鼻，但已经吸入的毒烟还是让我头晕脑胀，眼泪直流。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 24 小时没有睡觉了，睡意开始止不住地往上涌。接着一队防暴员警向我们冲来，我吓得一下子鑽进历史博物馆边上的小树林里，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听见脚步声在我不远处搜来搜去，然后听见领头的喊了声“撤”，一队人迅速撤走了。过了没多久，天安门广场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了。一直坐在长安街北面的一排排士兵全部站了起来，开始挥舞着棍棒，发出一阵阵打杀声，在燃烧的坦克火光的照映下，显得格外恐怖，狰狞。我知道大事不好，看来很快就要开始清场了，便和北大同学开始撤回广场。在经过历史博物馆东门前的小树林时，我由于连续 24 小时没有睡觉，加上一夜的紧张，头实在又晕又困，于是决定在小树林前躺下先休息一小会儿，以便在清场时头脑清醒些，否则在黑暗中晕晕乎乎反应呆滞，很容易被误杀。一起的北大学生劝我先回广场，我告诉他我打一个盹就来。那知这一躺，使我无意中成为在“六四”天安门清场中，最后一队撤离广场的队伍中最后一个归队的学生！
七
印象中我只睡了一小会儿便被冻醒了，哪知睁眼一看，天色已经转亮。（当时我的电子錶显示是七点十分，但我不能确定表是否准确）。然后我便有一种极不祥的感觉，似乎什么地方不对头，突然间明白广场上往日嘈杂的人声和喇叭声完全没有了，代之的是令人悚然的静寂。由于被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厕所挡住视线，我站起身来往历史博物馆面向广场的西大门方向走去，以便绕出小树林。非常幸运的是，我看见一个北京市民模样的人，在树林边向广场内张望（我至今不敢确定他是便衣还是普通市民），而历史博物馆西大门的阶梯上，坐满了一排排士兵。那位市民见我骤然从小树林冒了出来，显得非常吃惊。我急忙问他：“你知道学生都上哪去了吗？”他指着东南角说：“学生都从那边撤走了。刚才那边还剩下最后一队，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一听大为着急，赶快装着病了捂着肚子向广场东南博物馆前临时厕所方向走去。这时我的左方是博物馆前阶梯上坐着的虎视耽耽的一排排士兵，右面是天安门广场，广场北面停满了坦克，南面士兵将广场上的拆毁的帐篷，衣物和杂物堆在一起，燃起了好几堆大火，浓烟滚滚，（当时我还想：“完了，我的衣服和钱全被烧掉了”）。而离我不远处有几个军官和士兵正拿着水龙斗冲洗地面。其中一个军官抬头见了我，愣了一下，然后有点气急败坏地大喊：“你知不知道广场已经戒严了？”我回答说：“我知道，我马上就走”。
走到博物馆南段临时厕所前，我看见一队学生和一些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约几十人坐在地上（后来知道以北医大学生和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为主），其中还包括两个躺在担架上的重伤患和好几个头部扎着绷带的学生。我赶紧加快步子走到队伍中坐下。儘管队伍的两旁都是挽着袖子，手握木棍（很多都明显是从桌子上拆下的桌腿）的恶恨恨的士兵，我心里还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低头悄悄地问旁边的一男生“其他的同学呢？”他轻轻地说：“出去后再说”。显然当时周围的士兵敌意很浓，看样子一不如意就要对我们棍棒相向。而队伍中有的学生脑袋还缠着绷带，上面渗透着新鲜的血迹。
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四十岁左右的大夫，镇定自若地在和一个军官进行交涉，全然不顾自己身处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当年所有参与广场和北京救援的大夫，医护人员和救护车驾驶员致以一个天安门学生最诚挚的敬意。你们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救死扶伤的使命，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大医”）。大约过了十来分钟，看来终于达成了协定，军队让出了一条通道，我们就在士兵和防暴员警的“夹道护送”下，从广场东南角走出了广场。
我的眼泪，是在刚一出广场，见到戒严部队尽头街道两旁聚集的北京市民们用疯狂的掌声迎接我们平安归来时，才静静地从脸上滑落下来。有一些女生更是失声痛哭。广场在我们这最后一队学生，医生和伤患溷合的队伍撤离后，开始完全封锁戒严了。但我心里从未这样坚信：我们，天安门一代，一定会有一天回到广场，回到我们心灵的家园！
八
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外国电台传到山大校园时正是深夜。一位同学站在宿舍顶上，用撕心裂肺的声音高喊：“他们开枪了！”同学们先是怀疑，继而是震惊和愤怒。抗议大屠杀的游行在济南市展开，山大的游行队伍先后汇合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医科大学等高校的学子，集结到省政府门前，举行抗议，标语传单贴满了济南市的大街小巷。傍晚时分，以社会学系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在邓新强、李鼎等人的率领下，抬着花圈来到西门等地举行悼念活动，学生和市民被政府的粗暴行径激怒，部分市民愤怒地推倒并烧毁了一辆汽车，冲击曆下区公安分局。参与这次行动的济南市民中，有一位青年因在下班路过示威人群时递打火机给抗议的市民点燃汽车，竟被从重从严判处死刑，被枪决时年仅 19 岁。
6 月 6 日，山东大学的学生联合其他驻济高校举行了最后一次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之前，山大，山师，山工，山医等学校的自治会共同召集会议，选举成立了济南市学生自治联合会，并选举领导机构，山东大学法律系学生陈权担任常委之一。6 月 6 日的游行是在“六四”镇压两天之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抗议，学生和市民在解放桥，天桥等地阻断了交通，号召社会各界起来抗议屠杀。活动获得了空前规模的民众支持和参与。
此后，成功镇压了民主运动的邓李政府开始抓捕学生领袖，气氛越来越紧张。同时，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掀起了“空校”的浪潮，大部分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但在离校之前的繁忙的日子里，依旧有大量的演讲、大量的传单和从北京带回的大屠杀照片向社会各界扩散，将自由和启蒙的种子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布下。
九
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虽然山东大学的学生运动在山东高校中作为领头大学表现突出，规模也最大，若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并没有特别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一场声势宏大的民主运动，不可能因为武力镇压而消逝于无。八九民运是一场关于民主的启蒙运动，无论此后受到迫害的学生骨干，还是一般的参与同学，都在深深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六四”是一代人觉醒的开始，也是一生探索与追求的开始，到今天为止，这种探索与追求依旧在进行。
山东大学的有关校系领导赵明义、张象钦、公庆来、等政工干部缺乏起码的道德底线，积极参与对学生领袖，骨干的追究与迫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学工部长张象钦，此君因积极罗织罪名诬陷，迫害学生而得以升任山大副校长，与其安插在学生后勤处的老婆狼狈为奸，大肆贪污，并用贪污的钱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最“痛恨”的美国，直到山大新生在学生公寓的“新被套”中发现烂棉絮才东窗事发。）一所百年名校就在张象钦这样的人渣，陈之安（时任山大党委书记）这样的党棍，潘承洞（时任山大校长）这样的学阀手中变得乌烟瘴气，日益堕落。参与学运的学生赵广明、杨春梅、马良、傅谨、徐华、严志鹏、周建林、周中华、孙志敬、陈权、杨宽兴、张继军、沉冬梅、赵洪顺，任志宏，张志杰、周进、王强、尹祥春等于 1991 年 3 月受到行政处分，其中 86 级应届毕业生被迫在学校检查，推迟一年毕业。有些处分还一直追随到已毕业学生的工作单位。严志鹏和周中华同学甚至在分配工作后被警方从工作单位拘押回济南，以“破坏公共秩序罪”判刑半年。山大作家班的一名女学员因在济南街头搭灵棚，手书挽联“弟弟妹妹死了，妈妈您在哪里”，披麻戴孝祭奠北京死难学生和市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关押超过半年。我于六月二十日返校时被捕，六月二十五日被济南警方押送回北京，在秦城监狱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1991 年 5 月，山东大学将已经回校继续念书的我和杨宽兴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
后记：我对“八九”民运的几点思考与澄清（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1.“八九”民运的最大败笔，是当时的整个知识精英阶层放弃了自己的道义责任，不但没有从整体上为学运提供一个战略性的，理性的思考和引导，反而在煽起学生的激情后，可耻地扮演了一个旁观者，从属者，甚至中间调停者的角色，还有很多人企图从中渔利。在“六四”大屠杀后，也没有人能站出来勇敢地承担失败的道义责任。（王军涛先生判刑时在法庭上有一个精彩的发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那是他在逃亡途中被捕之后）。
2.“六四”十五年来民运的失败是学生领袖，民运领袖和“八九”普通参与者共同的失败；一方面，学生“领袖”，民运“领袖”中的很多人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和投机心理，在民运高峰时心安理得地享受因广大学生和市民用巨大牺牲换来的国际声誉和荣耀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在民运低潮时却以“个人选择”为藉口放弃自己作为领袖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广大的普通参与者也藉口政府的高压和一些民运，学运领袖的不当言行，来为自己的彻底放弃反抗，甚至成为政府的帮凶作辩护，完全忘记了作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自己和这些“领袖”们负有同样的道义责任。在一个有着从海内到海外，从中央政治局到社会底层人员上亿人广泛参与的全民民主运动，且以那么惨烈的局面收场，十五年的今天在海内和海外却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坚守者，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乃至所有中国人集体的耻辱。相比之下，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在痛失亲人，周围民众冷眼相向的绝境中，始终保持了高贵和不屈，在中共的高压下秉持“六四”英烈理念，永不言放弃，实为我中华万世之楷模！
3. 关于广场撤与不辙的问题，十五年来有见仁见智的争论。作为当时广场上坚定的“坚守派”，我只想说中共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残害死几千万同胞，而其专制政权却几乎毫髮无伤。而“八九民运”最后对广场的坚守，是普通民众和学生中的精英分子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中第一次主动地以自己可能面临的巨大牺牲，来换取对中共暴政最致命的一击。这种非凡的勇气和执着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可以说，“六四”屠杀，使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甚至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完全破灭，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用几十年的谎言，欺骗，遗忘和暴力建立起来的合法性，也造成了中共内部的分裂。“六四”之后，中共的灭亡，便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也许有人说，广场坚守的学生太激进，不懂得民主就是妥协。但同样的指责，可以适用于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韩国的“光州惨桉”，台湾的“美丽岛”，甚至罗马尼亚巨变前夕的群众集会。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些“激进”的民主运动，为以后的和平变革或一举推翻暴政积累了丰富的道义资源和经验。
这里顺便澄清一下，很多人都以“八九民运”中有名气的学生领袖无一人死伤来证明他们让别人流血，自己逃跑的卑鄙行径。但事实上，在六月三日当晚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和学生都相信天安门广场会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很多学生领袖都和普通学生，市民一样勇敢地呆在广场上，直到最后清场。我们可以对其中一些学生领袖后来的表现有非议，但对他们在广场上的表现应有公正的评价。
4.我象所有的善良中国人一样，希望中国有不流血的，和平的社会转型。但中共的暴虐和从来以一党之私利为最高准则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哪怕是一点点威胁的时候（即便是这种威胁只是基于统治者变态的心理幻觉），是从不惜对民众大开杀戒的。近年来江泽民对完全和平而与世无争的法轮功炼功者的群体灭绝，就是最好的证据。所以，怎样防止中共的强硬派在未来社会转型期中狗急跳牆，并使他们在孤注一掷之时成为其走向灭亡之时，是需要大家认真研究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很多人会说，变革最好是从共产党高层内部开始，这样代价最小。且不说这样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即便有，这种变革的理想模式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反对派的存在。否则，在没有外部的压力，统治者的权力未受挑战时，任何人身在高位的第一选择便是维持现状。西方有一句名言：“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但似乎我所遇见的中国人，都在梦想免费的午餐。
5.十几年来的民运和异议人士对中共的各种奇谈怪论批评得多，对民主运动建设性的，策略性的论述较少；对民主运动从理论上高屋建瓴的多，研究民主运动具体操作层面的少；对中共挑战动嘴的多，实际付诸于行动的少。在这一点上，王丹先生，王有才先生，杨建利博士，王炳章博士，魏京生先生等（恕不一一例举）是不多的几个例外。他们都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行动来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即便是身陷牢狱也在所不惜。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需要一批象他们这样既具备领袖能力，又具备领袖的责任心，还具备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言放弃的真正的领袖人物来领导真正的民运。
6.对抗中共这样以国家暴力作后盾，以十几亿人为人质的专制政权，真正对中国的未来有负担的中国人必须精诚合作，建立现代政党型的反对党，用团队的力量和智慧与中共抗衡。个体的，零散的，地方性的反抗和异议，对中共政权的整体威胁几乎为零。中共显然最清楚这一点，所以它可以容忍许多独立的异议人士出格的言论，却绝不容忍“新青年学会”四君子用最温和的方式建立起最原始的组织雏形。在中国大陆目前的高压下，大规模地建立全国性的反对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王有才，徐文立先生和其他中国民主党人为此作出了令人尊敬的尝试和牺牲），但在海外的自由环境中，却早已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因为清政府在国内大肆捕杀“乱党”，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以留学生为主的“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领导，支持机构，并在清朝行政系统崩溃时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避免了因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的大规模的社会溷乱和失控。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民运面临的同样的任务和同样的困境。而海外民运今天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与当年的“同盟会”不可同日而语。
7.在“六四”悲情之外，我们应当记住十五年前的北京是人民狂欢的节日。被中共暴政统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在那短暂的假日里终于可以自由地欢呼，自由地哭泣，自由地集会，自由地批评。两辆自行车相撞了，大家相视一笑；一个人摔倒了，周围人一起关心；小偷罢偷了，倒爷罢市了，个体户骑着摩托到处去支援学生，一家人扶老携幼到广场去走“亲戚”。北京人从来没有象那段日子那样和善，友好，相敬，互爱；中国人也从来没有那样活得自由，快乐，尊严，自信。“六四”的枪声击碎了我们的梦，但我们永远不要放弃爱，盼望和信心。
8.中共暴政是华夏文明几千年发展史中面临的最大劫难，不但使中国痛失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主流的良机，还从文化上完全破坏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礼，义，仁，智，信”的道德根基；不但撤底毁灭了后代子孙得以持续发展的生态底座，还使中国在将来的社会转型中面临可能分崩离析的绝境。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们只有撤底剷除中共这颗“借马列之尸，还专制之魂”（辛颢年先生语）的毒瘤，建立起以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新闻独立和军队国家化，让每一个中国人拥有自由，尊严和选择，才有可能实现华夏文明的真正复兴。
最后，我想用陈与义 [临江仙] 的下阙来结束回忆，并表达自己在“六四”十五周年到来时，痛感青春生命之易逝，悲欢离合转瞬成空的心情：
十五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二〇〇四年五月“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