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从沈嘉蔚巨作《巴别塔》谈到“习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
2023 年 10 月 15 日一大早,我便坐车穿过悉尼南郊的国家公园,应约来到沈嘉蔚家里。这天下午,在这个距离悉尼市中心三十公里、住着近百位艺术家因此以画家村闻名于世的邦定纳(Bundeena)小镇上,有一件“大事”发生——在 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沈嘉蔚新建的可称之为豪宅的三层楼家里,来自悉尼各地的两百多位来宾聚集一起,庆祝他的巨幅系列油画《巴别塔》的完成。
这天下午,拍摄,录影,演说,采访,观察,交谈,人头涌涌,热闹非常。但上午很安静。我在层高近八米的画室也是展厅中,长时间地观看前后左右大墙上钉挂着的四幅巨画。
最大的一幅 7.2X7.2 米,命名《乌托邦》;
右侧是 7.2X3.6 米的《英特纳雄奈尔》;
左侧是 7.2X3.6 米的《古拉格》;
对面是一幅 3.6X7.2 米的《萨图耳诺斯》。
《巴别塔》就是由这四幅巨画组成。
真是少见的异常宏大的历史展现——而且是通过巨幅油画艺术展现。
我震撼了,也生发很多思索。
一,“再见革命”后的《巴别塔》:二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大功告成
二十一年前,2002 年 9 月 27 日,在悉尼市中心一间称为“4A”的专业画廊,沈嘉蔚题为“再见革命”的个人画展开幕。事后,我写了一篇长达二万二千多字的评介文章,题为“他在释放身上的历史积沉——看沈嘉蔚个人画展《再见革命》”。在这篇长文的最后一节,我谈到沈嘉蔚计划中的一件作品,将是一件幅面巨大的大场景作品——称为《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
“巴别塔”出自《圣经‧旧约》记载的一个典故。故事这么说:洪水过后,挪亚后人兴旺发达,遂造塔欲昭告天下。上帝惧之,遂一夜间改变他们的语言,使之互相不能沟通,人群散去四海,塔半途而废。“Babel”来源于动词“balal”,在希伯来语中意为“使困惑”或“使混乱”,这个字也可说来源于阿卡德语“bab-ilu”,意为“神之门”。对许多无神论者中国人来说,他们注意到《圣经》这个典故,倒是通过中共新华社主管主办的《瞭望》周刊 1984 年第 15 期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建造中国的“通天塔”》。“通天塔”就是指“巴别塔”。文章报道胡耀邦总书记在 1982 年 4 月 1 日给数学家华罗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古代巴比伦人建造通天塔后,说:
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以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yibaochina.com
沈嘉蔚当年第一次注意到“巴别塔”这个词,据他回忆,也是因为胡耀邦这封信这段话。后来,很久以后,2001 年有一天,沈嘉蔚阅读《圣经》里的巴别塔故事时,想到了少年时代经历的中苏论战交恶,就在那一刻产生了以《巴别塔》比喻共产主义大厦的构思。沈嘉蔚觉得,建造“巴别塔”即是追求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语言变乱”相当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争吵及后来各种内争外斗;“上帝”则为共产主义者的宿命;画面的各种细节可以表现共产主义者为实现崇高理想竟而采用暴力血腥手段。沈嘉蔚用此典故比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百五十年间的兴旺至衰败,既鲜明又深刻。
2004 年 4 月,沈嘉蔚开始画制《巴别塔》。这年,他五十六岁,打算以他这幅大场景作品作为他近四十年绘画生涯的收官之作。
当初,在艺术处理上,沈嘉蔚想以法兰德斯文艺复兴时老勃鲁盖尔的名作《巴别塔》为蓝本,但把细节全部改动。塔身有许多不同国家的特别风格与故事。例如塔的一部分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盖成了中国宝塔式,塔外远景的一部分是壮观的土高炉群之类,港湾里有苏联的航空母舰……。也会画入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艺术家及其作品,如毕加索、马蒂斯、塔皮埃斯、库图佐、里维拉、弗里达‧卡洛、西盖罗斯,等等。在塔顶部分,将会画上苏联艺术家塔特林于 1919 年做的未来派雕塑、现代美术史里程碑名作《共产国际纪念碑》。原作是框架结构,因此显得像是未完工的塔身骨架。
但 2004 年尝试后,沈嘉蔚停顿下来。特别是,在此创作《巴别塔》期间,他读到了索尔仁尼琴最后的巨著《红轮》,于是调整了计划,暂停《巴别塔》的创作。他回想起来,在他的第一稿里,《巴别塔》的形象是个大塔,把故事放在里面讲述,就要在塔身画无数的人物,这样塔上的人物就只能有手指头大,没法画。所以他就拖了很多年。
2008 年,沈嘉蔚到欧洲转了一圈后,突然有一天开窍了。他决定,表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故事自成一幅,是主要形象;共产主义实践故事放在另外的画布上,于是有了今日所⻅的构思框架。这个开窍了以后,2009 年,沈嘉蔚用几个月画一组十分之一大小的草图。2010 年,沈嘉蔚完成了画布上的构图,还制作了全部九十块画板。
为了方便绘制,也为了提供《巴别塔》画成之后永久性的陈列场所,他拍卖《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等旧作购下了目前这块地皮,並从 2015 年开始建造包括这座画室的三层楼房。2017 年 11 月 7 日是所谓“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从这天开始沈嘉蔚在画板上勾勒黑白底稿。2019 年 7 月迁入这座画室,並开始用油画色绘制表现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奋斗理想——《乌托邦》。2020 年底,《乌托邦》基本完成。这时,沈嘉蔚购置了脚手架将九十块画板全部上墙。
此后三年,沈嘉蔚在脚手架上完成了其余三幅巨画,表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部分:
《英特纳雄奈尔》,描绘共产主义悲壮的奋斗历程。那些最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为了那个乌托邦而奋斗,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
《古拉格》,以臭名昭著的前苏联集中营,集中表现共运的灾难性后果。这里描绘了大饥荒与对知识分子的无穷无尽的迫害,也描绘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两难困境,还展示了有良知的党内改革派的奋力一搏。共产主义给人类造成的悲剧不亚于法⻄斯带来的浩劫。
第三幅是《萨图耳诺斯》。萨图耳诺斯是罗马神话中可预见未来的宙斯之父,他预见自己将被孩子取代,所以不断将自己的新生儿吞噬。此画描绘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断进行内部清洗的历史现象。这是国际共运史上贯穿始终的悲剧: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
在《巴别塔》创作早期,沈嘉蔚准备画两百多个人物,但定稿后增加到四百多人。
2023 年 10 月 15 日的集会,是庆祝《巴别塔》绘画阶段告终。今后两三年里,沈嘉蔚要在绘画基础上编辑写作,讲述画面背后的历史与画中四百多个人物的故事,以及画作所描摹的一百多件艺术作品所构成的另类美术史。
沈嘉蔚二十年全身心的投入,所付出的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成造,令人赞叹,令人敬仰。
(2023 年 11 月 22 日于悉尼。)
照片说明:
二,《巴别塔》:“最后一个共产党人”为一百五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出一曲悲壮的挽歌
沈嘉蔚以巨画《乌托邦》描绘了世界共产党人的奋斗理想。在 10 月 15 日庆祝集会讲话中,他坦承:
这是他们的梦想,也是我本人的梦想,即使在中年以后确信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做梦时还是会想的。
这是沈嘉蔚由衷之言。
这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革命”画家,和许多他的同代人一样,在文革中,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创作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时,满怀革命激情;此画随后得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称赞,可谓慧眼识珠。沈嘉蔚的“红”,并非一年半载,亦非简单地随大流,他是好思考的人,要细究起来,其思想根本来源是从苏联“十月革命”过来的……
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沈嘉蔚的革命理想逐步破灭了。或者正确地说,是政权树立的理想被这个政权治下的现实击破;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远离了沈嘉蔚心中所树立的美好理想。
沈嘉蔚 2002 年“再见革命”画展前言有一段像诗一般的话语,每一行的前半句联起来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经典名著《双城记》开头那几行字。沈嘉蔚这段话既是文革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本人后来思想转变的结晶:
这是最好的时期,因为我们年青;
这是最坏的时期,因为我们疯狂;
这是智慧的年纪,我们试图了解所有的事情;
这是愚蠢的年纪,除了毛著我们读不到任何书籍;
这是信仰的时代,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真正地;
这是怀疑的时代,我们责疑一切,私下里;
这是光明的季节,当我被允许在画布上作画;
这是黑暗的季节;政治迫害遍布各地;
这是希望的阳春,我们正值恋爱的花季;
这是绝望的严冬,知识分子挣扎在坑底;
我们拥有一切,年轻的生命意味着一切;
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书,没有教育,没有足够的食品,没有自由……
我们笔直地走向天堂──共产主义天堂;
我们笔直地走向别处……
走向全民族的死亡。
毛泽东的文革搞了十年。1976 年 10 月 6 日晚上,“四人帮”及其爪牙被抓,文革随之结束。沈嘉蔚在相对宽松的八十年代,事业大体总算顺利,还加入了中共。但是,沈嘉蔚还是决定离开中国。1989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忌日,他来到悉尼。作为一个油画画家,他希望到国外看看,觉得油画的根在西方,到西方国家看原作,这是许多中国油画家必须补的一课。或者,冥冥之中他好像也预见了什么。
1989 年 6 月,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发生。这一年,东欧剧变,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最后,1991 年 12 月 25 日,晚 7 时 32 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 时 45 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在许多人看来,也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
“六四”屠杀,学生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又一次让沈嘉蔚心灵遭受莫大的震动。他和很多人一样,宣布退出共产党。
沈嘉蔚在澳洲接受了这个自由社会的价值观。
有一个例子。1998 年 4、5 月间,在澳洲来自中国的原留学生中,发生一场论战。有人提出“进退两难”与“上下悬浮”的压力与焦虑,有人追问哪里是在澳洲居留的“新华人”的出路,有人对澳洲多元文化主义心存疑惑,沈嘉蔚按捺不住,既为澳洲多元文化主义辩护,更指出:
应该认清的是,移民都是自行选择才“有幸地”变成“西方中人”的。你若不愿意,尽可回到中国去做“东方中人”。无论当年西方人围剿土著如何残酷,今日澳大利亚的现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已是既成事实。
应该和过去告别了。不久以后,沈嘉蔚举办了“再见革命”的个人画展,并有了创作《巴别塔》的灵感与冲动。
《巴别塔》就是他心目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景图——从开初诞生到最后衰亡;创作《巴别塔》是他“再见革命”的认定的逻辑发展。
加缪曾经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已被证实:“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以它们最终须付出的代价而自我毁灭。”对沈嘉蔚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结束,永远留在日益远去的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是伟大的,然而也是混乱的、残酷的、悲哀的。带着年轻时代就深深附上的共产主义情结,沈嘉蔚筹划创作《巴别塔》时不禁觉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人,来为这个事业送葬——以辛辣的讽刺、深刻的同情,与理性的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一曲挽歌。在沈嘉蔚看来,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想做、也适合做这件作品的人;现今世界上还自称为共产党的组织与个人,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共产党,而对他的下一代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真诚”的共产党人!?看来沈嘉蔚非常执着。许多年前,沈嘉蔚曾经借用在职位上英勇战斗到死的阿连德总统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认识许多高级领导人,但只有两个人因其目光与众不同给我的影响最深。这两个人是切和周恩来。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内在的力量,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风趣幽默的性格。”
当然,沈嘉蔚不为他们护短。他认为:他们的全部不足、过失、乃至罪行,都直接与他们的信仰及所属的政治阵营有关。人不可能拔了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共产党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择手段地残害生灵之罪过,他们作为真诚与彻底的共产党人,当然脱不了干系;但共产党能在那个时代吸引这么多人追随自己,也全靠了这一类人的人格召唤。沈嘉蔚做了一个真诚的总结:
我毫不怀疑这一类数目不大的共产党人,他们真是愿意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理想社会的实现。但是他们越是努力,与理想社会的距离越大。这是他们的人生悲剧所在。
沈嘉蔚把创作这曲挽歌视之为自己人生的最后使命。他年轻时就信仰共产主义,至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在某些方面一直没有变。他在作品里创造了一个乌托邦,把乌托邦挂在家里的墙上,完成了他精神、信仰的实验和历程。
相当悲壮。当初,他就说: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贡献给了这一运动。一旦我完成了这件作品,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纯粹的浪费了。
照片说明:
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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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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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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