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岚：克莱夫·汉密尔顿《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下）

再往后，1993 到 2003 年的自由党总理让·克雷蒂安，在 1980 年代末曾是鲍尔集团一间子公司的董事，他的女儿在 1981 年嫁给了安德烈·戴马雷。安德烈不但是鲍尔集团未来的主席，也是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席，和北京统治精英关系密切；他也是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克雷蒂安离任总理两个月后，他就在中信的安排下密访中国，搞他个人的生意。

1999 年克雷蒂安执政时，加拿大的《环球邮报》曝光了一份内容可称劲爆的“响尾蛇报告”。加拿大记者文达峰在他的书《大熊猫的利爪》当中对这个报告有过仔细的分析，这份报告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与加拿大情报局在 1997 年联合撰写的秘密报告，报告说有一个“新三角联盟”已在加拿大形成，这三角分别是中国情报机构、中国黑社会以及并购当地企业的中国大亨，这三股势力合作无间，共同窃取加拿大的科技，对加拿大的经济命脉取得影响力，并与高层政治人物结盟以左右政治。报告还警示中共对加拿大的大学的干预与日俱增。克雷蒂安政府注重与中国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关系，对“响尾蛇报告”毫无兴趣，将它打入冷宫。文达峰在书中说鲍尔集团是加拿大与中国官方关系的“金牌守门员”，确实所言不虚。

最后，关于鲍尔集团还有另外一点也是我们可能都非常熟悉的：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2018 年起在鲍尔集团工作至今。

如果以上这些总理与中国的关系还不够紧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贾斯汀·特鲁多在这方面几乎打破了他们所有人的记录。小特鲁多在上台之前就爆出在一场筹款活动上说自己非常欣赏中国的模式，“因为他们的基本独裁让他们可以集中财力，说环保就可以立即投资太阳能。我相信哈珀总理也梦想这样，拥有为所欲为的独裁。”登上总理宝座之后，他更是参加过多次华裔富豪举行的募款餐会，并任由他们捐款为他父亲老特鲁多设立铜像。

这样一个“中加共同体”也会把受信任的华裔加拿大人推向公职，包括好几位国会议员。其中和北京关系最好的是陈国治，他在 2007 年到 2018 年间是安大略省自由党政府的厅长。加拿大情报首脑理查德·法登早在 2010 年就警告，至少有两名省级政府厅长“受到外国政府影响”，试图改变政府政策。虽然法登没有指名中国，但他被强烈批评是在暗指华裔加拿大人对国家不忠。国会委员会要求政府道歉，要他闭嘴。2015 年，《环球邮报》报导说法登讲的其中一人就是陈国治。陈国治当然否认，安大略省章也宣布对陈国治的指控毫无根据。显然，没有任何加拿大当权者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警告当回事，他们不是已听命于北京，就是怕被指控为种族歧视或反华。

2016 年，中国外交部长怒斥一名加拿大记者追问人权问题，陈厅长随后在一份中文刊物上为中国的人权纪录辩护。离开议会后，陈国治又在 2019 年香港抗争运动期间出席一场亲北京的示威活动，呼吁香港警察要严厉对付抗议群众。后来他还呼应北京的说法，称有外国势力刻意制造事端。

2018 年 12 月，华为的孟晚舟因美国要求引渡而在加拿大被捕，在接下来的激烈外交战中，我们许多人可能对此还有非常深刻的记忆，中共直接大摇大摆的威胁加拿大政府，并以编造的罪名抓捕、囚禁了两名加拿大人。然而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家廉却在一场记者会上开始建议孟晚舟，建议她该如何打这场引渡的法律战。过了几天，他又跑出来说释放孟晚舟对加拿大有利，意思是让北京消气比加拿大对美国的法律义务更重要，特鲁多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将他解职，然后换上了另外一个与中国关系更深的鲍达民。

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其实未必是单纯的因为金钱上的利益或者是个人有什么把柄在中共手里，相反，中共统战这些西方政客的手段高超就高超在能让这些人在为中共说话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忠诚于自己的国家的，他们只是觉得中国的立场更符合他们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

前墨西哥驻华大使豪尔赫·瓜哈尔多就很能理解为什么麦家廉会说那些话来挺孟晚舟，因为他自己就被中共料理过，他说初到北京的外交官们是见不到中共高层的，中共专门要晾他们一段时间，才会放出话来说有高层愿意召见，见面后，中共会称赞他们“特别能理解党的立场”，然后这些外交官就会自以为很特别，很有本事，能看懂中国，以为自己能接触到高级领导人，以为自己对中国政治的内部运作有什么特殊洞见。当然了，其他外交官也被同样的手法料理，产生相同的信念。这些人就会变成中国的特殊朋友，他们回国后就会依据自己的特殊洞见给上级做建议，而他们提的建议正是北京希望他们提的。

对自己的自信心，再加上渴望感到自己很重要，让许多人易受引诱。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就看出了中共操弄西方人虚荣心的高明之处，中共会诱导你，让你感觉到“只有你才有足够的头脑和经验来理解状况，然后把状况解释给你的政府听。双边关系的命运就决定在你手上。”驻华外交官比驻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更相信“维持关系良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他们总是觉得，中国是什么五千年文明古国，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中国是很难被外国人理解的，所以他们这些大使不是把自己国家的立场解释给中国听，反而认定自己的角色是要把中国的立场解释给自己的政府听，于是就成了中共的传声筒。这就是麦家廉犯的错误。

与北京维持良好关系无比重要的信念充斥于西方各国的外交部，每天都影响着他们给自己部内的建议。对这些官员来说，关系平稳再加上许多双边会谈，这就代表外交成功。事实上，他们是把中共放在贵宾席。只要北京取消会谈，把外交官冷冻起来，西方官员往往就会惊慌失措，建议政府要让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中共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