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ven：中国产能过剩的系统性危害（下）

如果说中国产能过剩首先是一种国内资源配置的扭曲，那么它对全球经济最直接、最猛烈的冲击，莫过于对国际市场定价机制的系统性干扰。作为“世界工厂”的最大产出国，中国将大量低成本、高产能的商品投放国际市场，以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方式迅速占领份额。这一过程中，定价权不再由供需自然博弈与质量溢价决定，而转变为由政府支持的规模优势与成本补贴主导。这种行为，已从市场竞争演变为一种制度性倾销，对全球制造生态构成了毁灭性压力。

中国产品价格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在极低水平，原因远不止产业效率和工人薪资优势，而在于国家在多个维度对特定行业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并不总是显性，例如直接财政注资或税收返还；它们更多是通过隐形渠道传导：如超低息贷款、土地“零地价”供给、政府兜底收购、出口退税、能耗指标豁免等方式，使企业能在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仍维持产出。

以光伏行业为例，2023 至 2025 年间，中国光伏组件的全球出厂价持续维持在 0.10 至 0.13 美元/瓦之间，而同期欧洲与印度的同类产品因原材料与人工成本上升，价格维持在 0.18 美元以上。这一价格差距并非完全由效率差造成，而是在大量政策支持与规模堆叠下形成的“价格锚”，将全球定价基准牢牢压制在一个非自然水平。这种“价格下限”并未随着市场调节而上浮，反而在产能继续释放的趋势中持续走低，迫使全球同行必须不计利润地加入价格战，或被迫退出市场。

在这种定价机制主导下，全球范围内的本地制造企业陷入极端困境。它们面临的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而是来自一个强大国家机器支持下的压价攻势，后者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本投入能力和政策保障能力。这意味着，即使外国企业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环保体系、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也无法在纯价格层面上与中国商品展开竞争。

欧洲的钢铁行业是最典型的受害者。2023 年，欧洲钢铁联盟 (Eurofer) 发布报告称，过去五年欧盟钢铁产能已减少超过 20%，其中多数为中小企业因中国钢材低价倾销而陷入严重亏损、最终关停。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传统钢厂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工业主导地位，劳工团体频繁举行抗议，要求政府介入以阻止“中国产能洪流”摧毁欧洲基础产业链。

同样的命运也在发展中国家上演。例如越南、印尼、南非等国的水泥与建筑材料产业，在面对大量中国进口水泥后，出现市场价格整体崩溃，本地企业利润空间迅速压缩至边缘水平，导致就业流失、税收减少、技术投资停止，整个行业转入“无成长、仅求存”的状态。这些国家虽曾试图通过设限关税或标准壁垒保护本地制造，但往往因经济依赖中国出口市场而在政策上左右为难，最终不得不接受本地产业的逐步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输出低价产能的逻辑并未局限于传统行业，而正迅速向新兴领域扩张。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储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未来战略领域，中国制造依靠同样的价格策略正在“预占”全球新兴市场的主体位置。

以电动车为例，自 2023 年起，多个中国品牌开始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其中不少产品定价远低于本地同类车型。比亚迪、MG、小鹏等品牌推出的车型普遍低于 25,000 欧元，而德国、法国的本地车企同类产品难以做到低于 35,000 欧元。这一价差在欧洲引发强烈政治与舆论反应，欧盟于 2024 年正式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明确指出其“极可能依靠国家级财政支持与信贷保护而具备不公平优势”。尽管欧方尚未采取强制措施，但市场已呈现明显排挤效应：多个初创电动车品牌陷入资金链紧张，项目搁置，投资者信心受损，绿色转型受阻。

而在南亚、非洲等新兴国家，中国主导的低价光伏、电池产品迅速占据市场，使得本地制造商根本无力发展自主产业。埃及、肯尼亚、孟加拉国等国的本地装配厂纷纷倒闭，转而完全依赖中国整机进口。这种“廉价即标准”的模式短期看似提升了当地电气化率，但长期却构成一种“技术锁定”与“产业依附”：未来这些国家将不得不继续从中国进口零部件、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其产业发展路径被提前封闭，形成新一轮“绿色工业殖民”。

在中国长期低价倾销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深刻重构。一方面，部分国家选择“去中国化”路径，即主动构建“脱钩替代”产业链体系，推动本地制造复兴。如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大规模补贴本土电池与绿色制造产业，鼓励企业将供应链迁回北美；印度则在“自力更生”（Make in India）战略下限制部分中国产品进口，并设立本地配套产业园以承接外资。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也正试图通过制度性手段回应中国制造的冲击。欧盟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意在通过碳排成本重新设定进口商品的“真实价格”；WTO 中的部分成员提出改革倾销认定机制，要求更严格界定国家补贴行为对全球市场的系统性影响。这些措施虽然初期影响有限，但正在形成结构性共识：中国的“低价高产”模式，已经演化为全球市场失序的根本源头。

在 21 世纪前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以“世界工厂”的身份迅速崛起，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品供应能力。然而，这一过程在 2020 年代初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折。特别是中国国内产能持续过剩，为了维持增长与就业压力，将大量工业产品、尤其是钢铁、光伏、电池、电动车等战略性商品通过低价倾销方式“输出”至全球各地。这种行为不仅在市场层面造成价格冲击与产业失衡，更在结构上撕裂了全球自由贸易的政治基础，激发了新一轮以安全、主权、技术为核心的保护主义浪潮，最终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地缘经济重构。

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以“比较优势”为理论支点，以 WTO 多边贸易体系为制度基础。各国被鼓励专注自身优势领域，通过市场开放实现全球效率最优。而中国的崛起，最初正是这套逻辑的受益者。

但这一模式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经济并非在自由市场规则下与他国展开“平等竞争”，而是在国家主导、要素扭曲、补贴驱动的特殊体制框架内推进扩张。当中国开始将国内积累的巨大产能向外转嫁时，其行为形式早已超出市场机制范畴，更接近于一种**“政策型扩张主义”**：即通过价格倾销与战略性产业挤压，获得全球产业主导权，哪怕牺牲自身短期利润与资源效率。

这种结构性倾斜，一旦形成规模，就无法用常规市场手段进行对冲。欧美、日韩、印度等主要经济体迅速意识到，如果继续维持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开放，将不仅失去本国产业基础，还将在关键战略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完全沦为被动依附。因此，从 2023 年开始，一场以“安全”“自主”“脱钩”为关键词的政策反转，迅速成为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核心。

在过去两年中，以美国、欧盟、印度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系统性保护主义措施，其目标已不仅仅是限制中国产品的输入，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战略投资与同盟构建，从根本上阻断中国产能在关键领域的全球性扩展路径。

美国率先发起遏制攻势。《通胀削减法案》(IRA)、《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 2024 年启动的《关键供应链安全法案》构成了全方位围堵框架。这些法案通过提供巨额财政补贴、设置原材料与产地标准、限制中资企业参与联邦采购项目，实质上构建了一个面向新能源、半导体、电动汽车、基础材料的“新型技术保护体系”。与此同时，美国还以国家安全名义扩大“实体清单”，禁止敏感中国产品或企业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和军民两用产业，形成一套经济与地缘政治双重制裁机制。

欧盟虽然起步较慢，但同样意识到结构性风险。2024 年，欧委会正式对中国产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并推动《经济安全战略》立法，将“去风险化”(de-risking) 写入法律文本，明确提出要减少对中国在战略物资、绿色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依赖。欧洲议会更推动设立“欧盟产业韧性基金”，用于扶持本地制造业的回流与再工业化，在事实上构建起一个“逆全球化”的新框架。

印度则采取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策略。莫迪政府通过“Make in India”计划、对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限制特定行业外资股权比例等方式，意图将中国制造完全阻隔在本国工业升级进程之外。印度不仅在 5G、光伏组件、手机等领域对中国企业实行彻底排斥政策，还联合东盟国家尝试建立区域性供应链替代网络，形成“中国之外的亚洲制造带”。

这些变化的本质，是全球主要国家已经不再将“中国产能输出”视为中性的市场行为，而是将其政治化、制度化、战略化处理，并通过重构本国经济安全逻辑，重新定义全球合作边界。

中国原希望通过产能“走出去”战略，既缓解国内供需失衡，又打造全球市场份额，进而推动本国品牌、技术与标准的国际化。但这种以国家驱动的对外输出逻辑，在地缘博弈加剧的现实中，反而加剧了对抗态势。

首先，中国产能的过度输出被视为对他国主权型产业政策的侵犯。当比亚迪、小鹏、宁德时代、隆基绿能等企业在欧洲设厂、竞标、建链，其行为已不仅是商业竞争，而被广泛解读为中国国家力量的延伸。欧美政策界越来越倾向于将中资企业视为国家战略工具，哪怕这些企业本身已上市或海外资本持股。

其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能的尝试，也在引发结构性反弹。从斯里兰卡到巴基斯坦、从非洲到拉美，不少国家在接受中国基建、产业园与制造项目后，陷入债务困境、技术依赖与贸易失衡，逐渐对“中国模式”产生警惕乃至敌意。2024 年以来，多个非洲国家开始重新审查与中方签署的光伏、电站、电池产业链协议，担忧在表面互利之下陷入“新型经济殖民”。

再次，技术战与产业战的边界日益模糊。中国产能输出不再只是商品的移动，也伴随着标准、平台、数字技术与供应链规则的输入。这对西方构建的技术秩序构成挑战。例如中国主导的锂电池标准试图取代日韩体系，中国整车出口同时绑定电池回收、充电标准与云服务平台，被欧美政策制定者视为通过产业手段实现数字地缘扩张。

最终，这一切导致全球贸易逻辑发生转向：贸易不再是效率最优的自然结果，而成为政治安全与制度认同的产物。谁的产能被接受，谁的技术被采纳，谁的供应链能进入本地，越来越不取决于价格与性能，而取决于战略关系与制度信任。

中国产能过剩与输出逻辑引发的地缘博弈，不是一时之计，而正在催化一场长期的全球秩序裂解与重组。原本建立在“全球协作—相互依赖—制度融合”三位一体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正被打碎为多个区域性、价值观型经济圈：美国主导的“民主供应链联盟”、欧盟提出的“绿色安全体系”、印度构建的“南方自主轴心”，都在明确地将中国排除或边缘化。

而中国本身，也正在被推向一个“内循环”加“南向战略”的新框架中，被迫通过与中亚、西亚、非洲、拉美等国家深化关系，形成自己的供应链伙伴带，以对抗来自欧美日的制度性围堵。

这场保护主义潮流与地缘经济裂解的风暴，归根结底，是由产能过剩的压力主导的国家对外投射所引发。中国如果不能从结构上解决自身产能与内需脱节、政策补贴驱动型增长的矛盾，那么无论如何包装其对外行为，终将被更多国家视为威胁，而非合作伙伴。

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将大量制造业产能“走出去”的战略进入加速期。原本作为内需不足的被动对策，这一过程却在全球南方世界产生了远超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后果：一种以低价产品为前锋、以技术标准为核心、以资本与债务为纽带的“新型工业殖民体系”正在形成。

与 19 世纪西方列强以军舰和关税条约强行打开殖民地市场不同，今天的“工业殖民”不再诉诸暴力，而是以更为温和、精致且难以抵抗的方式展开。发展中国家并未被迫接受，而是在经济压力、发展焦虑与制度羸弱的多重合力下，自愿走入一个看似“互利”、实则“锁死未来”的产业依附结构。

首先最直观的冲击，是中国产品以压倒性价格优势迅速吞噬本地市场空间，使发展中国家原本就脆弱的制造能力遭遇致命打击。在光伏、电动车、电池、家电、建材、纺织等多个行业，低价中国产品几乎在一年内完成对本地替代的全过程。以非洲市场为例，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灯、逆变器、整套家用光伏解决方案，以低于当地企业生产成本一半的价格倾销进入市场，本地制造商在完全无法应对价格战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进口代理、装配甚至彻底退出。

这种模式并未伴随技术转移或本地就业提升，相反造成“去工业化”的双重反向效应：一方面，制造部门被迫收缩，失去技术积累与工人技能培训的土壤；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价格被极度压低，本地企业即使有意升级也无力定价，形成“无法盈利—无法扩大—最终消亡”的死循环。

斯里兰卡即是典型案例。在 2021 年至 2023 年间，该国进口了大批中国产光伏系统与电池，但本地装配厂几乎全军覆没。尽管政府曾试图设定“最低国产化率”，但在中国产品价格极低与施工效率极高的双重压力下，这些政策沦为空文。最终，斯里兰卡的能源转型确实提速，但其代价是整个本地新能源制造体系的完全废弃。

低价产品带来的不仅是市场占领，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标准层面的锁定。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产品并非简单输出，而是以**“系统性绑定”的形式主导市场**：设备的接口标准、电压规范、维护协议、云服务平台、监测软件乃至备件规格，皆由中国主导。这意味着一旦使用中国产品，后续的维护、替换、升级、扩容等全部环节必须继续依赖中国企业，形成“路径依赖”。

例如，在拉美多个国家，中国制造的电动公交系统迅速布局，但其配套的充电桩系统、调度平台、远程控制软件均由中方提供和控制。本地运营方即使想更换供应商，也因技术不兼容与缺乏维护渠道而陷入“锁定陷阱”。这类现象广泛存在于巴西、智利、肯尼亚等国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被称为**“软性殖民主义”**：它不通过直接控制资源，而通过控制技术路径，剥夺本地选择权。

更进一步，中国产品标准逐渐渗透国际规则体系，迫使本地政府、企业与教育系统跟随中国标准设计生产线、培训人才与设置监管规范，从而使整个国家的产业规划权悄然转移至外部。而这一切，往往是在“合作”“互利”的话语包装中完成，被误读为技术援助或南南合作的进步象征。

中国产能过剩的输出并不止于商品与技术，还通过庞大的融资与投资平台，构建出一个遍布全球的资本控制网络。中国通过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基金等渠道，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设备融资与 EPC 打包方案，用以推动产能项目在海外落地。然而，这类融资往往附带“必须使用中国产品”“由中资企业主导建设”等条款，且回报周期极长或收益率低下。

对接受方政府而言，这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缺口，实则是用未来财政收入抵押当前项目，形成“被动财政依赖”结构。其后果是：一旦经济波动或出口下滑，债务负担迅速变得不可承受，国家不得不以更多资源换取偿债延期，进入资本依附 - 资源让渡 - 财政失衡的恶性循环。

赞比亚、老挝、巴基斯坦等国便是教训鲜明的例证。中国主导的水电站、高速公路、光伏园区在初期被视为经济建设的“样板工程”，但数年后这些项目带来的债务负担与财政赤字反噬本国主权，甚至引发政权更迭与民众反华情绪的高涨。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债务输出并非单向推动发展，而是带有强烈的产业回流机制。中资企业通过外包工程项目、跨国供应链嵌入与利润再汇回模式，将投资风险外包至发展中国家，将回报收益抽取回国内金融与产业体系，构成一种**“表面援助，实为掠夺”的结构性金融关系**。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因此走向自主发展，反而在资金、设备与技术多方面陷入系统性依附。

最深层的伤害，并非来自价格战或技术控制，而是对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意志与能力的掏空。当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布局、融资体系、市场结构都围绕中国供给展开时，所谓的“国家发展战略”便形同虚设。政府不再基于本国资源禀赋与人口结构制定工业化路径，而是根据中国产品能供什么、能贷多少、能修多快进行规划——这一点，在非洲诸国的“能源发展蓝图”中体现得最为典型。

在这种结构中，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愈发被“现成解决方案”驯化，失去独立建构能力，形成**“主权委托型发展”**，即国家发展依赖外部输入，而非内部组织。这不仅压缩了本地产业成长空间，也腐蚀了政策治理能力与社会自主信心，导致发展最终成为一种“被发展”：表面现代化，实则更加贫弱。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的成功被视为全球化最耀眼的样板：一场关于效率、分工与互利的宏大叙事。但当“产能奇迹”持续超出真实需求的边界、当投资变成杠杆泡沫、当利润让位于低价倾销、当对外扩张替代了内生增长，中国制造便悄然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角色转变——从全球供应链的推动者，变成全球经济稳定性的结构性风险源。

我们看到，一个原本基于“世界工厂”逻辑所构建的产业体系，正在因内部过剩压力而变形为“输出型工业霸权”：中国不再是被动参与市场规则的竞争者，而是以国家机器主导产能配置、金融输血与技术输出的方式，重塑竞争规则本身。这种逻辑所带来的，不是合作，而是对抗；不是互补，而是吞噬。

对内，它侵蚀了中国自身的财政肌理、企业活力与经济韧性，使产业陷入永无止境的内卷与债务深渊；对外，它摧毁了价格秩序、压垮了本地工业、迫使他国建立壁垒、重新定义主权型发展路径，最终演化为新冷战格局下的地缘经济博弈主轴。

更危险的是，这一切并未显露出制度反思的迹象。相反，产能仍在扩张，资本仍在下注，出口逻辑仍在沿袭，而世界却正在被这一洪流裹挟向前——无视其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债务依附、技术锁定与政策自主性的逐步丧失。

中国以其工业能力之强悍、国家动员之彻底、全球布局之深入，在 21 世纪构建起一座“现代化工业帝国”的幻象。但倘若这一体系建立在无视市场规律、牺牲他国发展与转嫁内部矛盾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带来的不是共荣，而是结构性撕裂；不是领导力，而是集体反弹。

面对这场以“产能”为表、以“掠夺性结构”为里的危机，世界已无法再以旧有的“全球化信仰”来应对。更公平、更多极、更自主的经济秩序建设，已迫在眉睫。而中国，若不能正视这场过剩危机的根本结构与伦理后果，若仍执意以工业外溢换增长、以价格征服换主导地位，那么其所谓“制造大国”的光环，终将沦为全球秩序失衡的代名词。

这不是一场关于产能的争论，而是一场关于未来世界形态的较量。

2025 年 5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