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Sandel公共利益优先论批判（连载三)

第 3 章：向 Sandel 的宣战书（My declaration of war on Dr. Sandel)

尊敬的朱慧玲（女）博士。你是 Sandel 教授的学生，也好像是桑德尔的助手。我既邀请朱博士，也想请朱博士力邀桑德尔加入我的“梦之队”。（朱慧玲，Zhu Hui Ling）。理由已前述。

我想請朱慧玲博士转告桑德尔这位当代“大神”：如果桑德尔不敢面对我下面的挑战，不正面回应我对他的诘问，那就不是一位真正严肃的哲学家，那可能会被大众认为是个“胆小鬼”。因为，我对他的诘问，是带有“致命性”的。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博士，你是当代“大神”级哲学网络名星，世界各地风火火地演讲，信众数千万，比 Harari 红多了。

我先给一个桑德尔博士（以下称 Sandel 教授）意想不到的“炮轰”。我的“炮轰”是，Sandel 教授，在我看来，你也就是会“表演”而已。你的哲学学说的核心，是有大大问题的。别急请听我言。

第一，请问：你说的“善”，不管是什么“共同的善”（common good）[1] 还是什么“社会的善”（social good），是由谁来定义的？由谁来解释的？——这是你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

因为，如果这个“谁来定义‘善’”的问题不解决，或回答的不明确——那么，恕我直言，你到世界各处大讲特讲的 Common good（公共善）和 Social（社会善）就是一文不值，终将被抛进历史的废话垃圾堆。

别回避我的进一步发问：你宣讲的“善”，是由你一个人来定义、来解释的吗？如是，你垄断了定义和解释“善”的“资格”，是哪来的？

[1]Sandel 教授还用过一个词：public good（公共的善）。实质上 common good（共同善），public good（公共善）social good（社会善），这三者是大同的一码事。无必要弄这么多忽悠人的概念。再问：如果定义“你宣讲的善”不是由你个人所垄断（你好象说过“不能由某个个人”来定义“善”这种话），而是由一些“具有人性判断力，具有美德的人”来共同定义（你应该这么讲过）——那么，问题又回到了我的原问：“由谁、由什么样的人来，定义‘具有美德’，‘具有人性判断力’？”你这种绕圈圈的“解释”，是哲学思维混乱的表现。

请问：从以前的“希特勒”、“斯大林”到今天各种类型的专制独裁头子，哪一位不宣讲“自己‘具有美德’”呢？哪一位不是自吹“自己‘具有人性判断力’”呢？

我的意思是，Sandel 教授，倘若你不回答，或回答不清楚，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你高谈阔论的“善”，最终可能会沦落成“为将来的某位新的政治强人，及或为某个新的独裁者，提供一个新的以‘善’之名而行大恶的‘动人说词’而已”。[1]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也是“至命性”的问题，你不能回避。此问题是：如果对“善”的解释、理解，发生了争议、由谁来进行裁决、来给出终裁的答案？

[1] 请朱慧玲博士、Sandel 教授别误会。我绝不否认“善”的价值，也不否认“与人为善”是化解很多矛盾的有效方式。

举例，（事情好象发生在 2011 年的英航）有一位善良无邪的三岁小女孩，整好与一个持枪劫机份子同坐一班班机。这持枪劫机犯是英航一位副机长，因家庭悲剧及个人情感挫折，想造成坠机空难与同坐英航一班机的“所恨之人”同归于尽。危机时刻，同机其他人都戴上了氧气罩。那位善良的小女孩看到此劫机犯没戴氧气罩，向她爸说，“我们有两个，分给那个叔叔一个好吗？”此犯一听此言，愣了一下，头脑清醒了。一下子瘫软在地，缴械了。小女孩的“善”，拯救了一飞机无辜的乘客——这是真事儿。

比如，雨果的名剧《悲惨世界》里（我在纽约百老汇的歌剧院看过三次这部剧），教会一位主教的一句“善意谎言”（谎称冉。阿让偷的教会银器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使冉。阿让躲过警察的追捕。主教还把银器送给冉。阿让……。这一善举感化了冉。阿让，使他这位屡教不改的“犯罪专业户”决心弃恶从善，脱胎换骨地做一位新人……，——这是戏剧。

我想，我上面说的这些“善”，朱慧玲博士及 Sandel 教授都应该知道。

不过，我在下面举出的几个实例：从善意出发而酿成了恶果甚至罪行的实例，你们会知道“我真正要表达的意见是什么”。

Sandel 教授，你读到此处，头脑可能已经“痛”了。但，我的追问还没算完。进一步的追问——这个追问你也必须回答：倘若上面“我说的对‘善’解释的争议之终裁”，也有多人不服、提出挑战，怎么办？即，由谁来复议这个“终裁”？并作出“一锤定音”式的、不再循环式诉讼、要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这一复议结果的“终结式（Terminated）定论”?

说明，我说上面这个问题，绝非是废话，绝非是无意义的瞎问。这涉及到今天一个非常现实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共九名大法官，五人可做出任何争议的终裁）的错误终裁，哪怕是极为荒谬的终裁，[2] 全美国几亿人都无法推翻它，纠正它。

很多美国法律专家，政治学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难题，但，都对之束手无策。我在我的书中，就介绍了《圣经》《易经》中——同一部人类古宪法的西、东方不同版本——我们先祖给出的高智慧的解决这一难题的合理之道。详后。

回到“定义权——解释权——终裁权——争议终裁权——挑战终裁的复议权”的归属问题，这个大框架性概念上。

如果上述权力的归属，只归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那么，你 Sandel 所言，任何的“善”（不管你在“善”的前面冠上多少美妙的词汇，如公共的 (public)；社会的 (Social]……），都会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酿成大恶。

试举两个例子——人人皆知虽然已成为历史的例子。

[2] 美最高法院在历史上做出了不少错误终裁；例子很多，我无必要举例子，因为，美国人大都知道。

问题是，它作出的终裁，如 2000 年终裁停止佛州重新计票而敲定美国当年总统选举的当选者，是一个永不能推翻的结果。因为，这一终裁已执行而成为历史了。另外的一种终裁，如曾为奴役黑人的奴隶制辩护；当时就是大错的——也无法立即纠正；虽然可以等、等、等、等、等……等到最高法院原有大法官死够了数（一下子就过了好多年），方可能重新另案诉讼，而可能纠正之前的错误终裁。但，这一错误终裁已给历史造成了长期恶果。

不能在法定时间内（如一个月内）对最高终裁机构做出的错误终裁，提出挑战而由另一群更具资格的人士进行复议——这在法学上是个逻辑悖论。而逻辑学，乃属于哲学范畴。Sandel 教授对这一逻辑问题连想到都没想到，可见，你在哲学上有很大盲区。他应好好读学我的这本书，补补课。

第 4 章：“公共善”的解释权被不正当垄断而酿成的大灾难

一例是，500 多年前，即，在马丁·路德贴出《95 条问题》而掀起宗教改革之前的欧洲漫长的宗教黑暗时期，虽然说是“有一个善"，而且这个‘善’的样本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时的欧洲，确定了《圣经》是宣扬“爱和善”的唯一信本。但是，什么是《圣经》中的“善”的解释权及对“善”产生不同理解后的终裁权，由教廷所笼断。这一权力的笼断，使大批无辜人士遭到迫害，甚至被活活烧死。甚至，连“什么是科学”的解释权及解决学术纷争的终裁权，也被教廷垄断了。以上，是有神论及对“神”的理解问题。下面的第二个例子，是无神论和对“无神论”的理解问题。

你有个教派，不服从我的解释？那就用战争打你。

这第二个例子，离我们更近，即前苏联斯大林的权力垄断。1917 年后，无神论的理论，统治了俄国及后来与俄联合组成苏联的一些国家。斯大林等认定，宗教是“恶”的，是麻痹人民的；只有“无神论”乃是“善”的，才是真理。问题在于，无神论这一“善”的解释权及理解上产生纷歧的终裁权，被斯大林垄断了。老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理解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容不了他。他被迫跑到海外。后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出的杀手所暗杀。另一批老革命家，如布哈林这位列宁的老战友，被列宁誉为“党内最伟大的理论家”的老革命家及与布哈林持同样观点而对被前苏联认定为“至善”的无神论、有不同理解者，都被斯大林枪决。原苏共中央领导集团的绝大多数人，都被林大斯处决或迫害。与认定“有神论为‘善’”的保守教皇一样，斯大林也垄断了“什么科学”的解释权及所有争议的终裁权，以至那些拥护孟德尔基因遗传学说（孟德尔当时对决定遗传的因素起名叫“遗传单位”，并未称之为基因。基因是后世给起的名）的那些学者，都遭到残酷迫害。

写到此，我想说一个小笑话，叫诸位放松一下。斯大林的宠臣、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是科学界反对孟德尔基因遗传学的领军人物。他主张“后天因素决定遗传”论。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我们把老鼠的尾巴砍掉，—→它生的下一代小老的尾巴也被砍掉—→一代一代这么干，到后来，老鼠就会成为“无尾老鼠”。一位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怼他”说，“依你之见，你妈一生下来，肯定不是一个‘处女’……。”李森科一下子傻眼了。这位具有真知灼见、又有幽默感的科学家，其下场可想而知。

前苏联对“无神论”的笼断权，同样可用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中国领导人与他的解释不同，他就在珍宝岛开战打你。

Sandel 教授，我说这些，你应该知道我要表达的观点了。我的观点是，如果你 Sandel 教授的认知区域内，没有建立“善”的“解释权归属”和对“善”理解发生争议时的“终裁权归属”这些问题的思路，那么，你 Sandel 说的再天花乱坠，也都会沦为一纸空文而毫无哲学价值。弄不好，你编织出的什么“公共善（public good）”，什么“社会善（social good）”，会被新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