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ber Wang：中国的政治不公平

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不公是其他一切不公的根因。中国的政治不公就是政治权利在民众中的比重不公，而中国政治不公的原因就是中共以及其垄断的政府。而政治权力的分布不公，直接导致社会各方面收入待遇的不公平。

中共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并且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事实上，这就是中共愚弄民众的谎言。在收入层面，手握权利中共人员大部分处于政府的重要职位，这些人员也属于的高收入人群。即使政府内部的非共产党员，其收入也比普通民众高出不少。而在当前大约有六亿中国人的月收入低于 1000 元人民币。在上个世纪 1960 年前后，由于政策错误造成的大饥荒，这期间饿死大约 3000 万人 (5%)，而饿死的人中，几乎就没有共产党员。从历史上中共的表现和政策方面来看，“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政治权利的不公平，直接导致社会各个方面的收入和待遇的不公平。中共在收入、医疗、养老以及教育等各个方面，比普通民众都要高很多。当底层民众的月收入还在 1000 元徘徊时，绝大部分共产党元的收入已经超过了 5000 元，而中共的各级领导大部分都已经超过了 1 万元月收入。在养老方面，就连中共的中央电视台也承认中国的养老金主要是为 850 万党政干部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交了 20 多年公粮的农民，每月的养老金平均不到 200 元，平均每天不到 1 美元。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党政干部和共产党集中的城市中。即使在城市，中共通过各种手段使党政干部享有超国民待遇。例如各大医院的高干病房，又如各级党政干部就医时的绿色通道。虽然中共党政干部享有大量政策层面的优厚待遇，但依然不能满足党员干部的贪婪和欲望，所以几乎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有贪污和受贿行为。

对于中共的超国民待遇，大部分共产党认为，是理应得到的。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他们认为国家建设的工作过程中共产党付出最多，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理应得到更高的报酬。第二，是共产党打跑了日本人，建立了国家，所以该得到更高的报酬。在国家建设的工作过程中，哪部分人付出较多功劳较大？如果调查一下普通民众，答案肯定不是共产党或公务员。只有那些享受着高收入的共产党或公务员，才会认为是共产党功劳最大付出最多。在国家建设的工作过程中，中共认为自己付出最多，这只是统治阶层的自我感觉，当年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也认为其付出最多，该享有奢华的生活。至于打跑了日本人，共产党就更没有多少功劳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先辈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整体的组织上功劳更大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

我们一般认为，事业单位的开支主要应该来源于税收。但中共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开支，采用可以想到的各种手段进行敛财。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税率已经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但税收依然不够中共开支，所以中共还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敛财。中共的其他敛财手段主要有如下几种，作为政府收税和罚款、作为资本家开办国有企业、作为商人倒卖土地和对外贷款。在税收方面，就连那些中共最忠实的信徒也会抱怨，毕竟高税收导致中国的各种商品价格远远高于国外，例如石油和电脑。上个世纪中国建国后，几乎把所有企业、商业和服务业都纳入国营的范围。但中共很快发现，劳动力密集的企业、商业和服务业往往是亏损的，所以国营的方式很难让中共政府获取到利润。于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将一些不容易赚钱的企业和商业交给私人经营，而对于那些可以垄断赚钱的企业，依然采取国营的方式。那些垄断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会把产品买的很贵，再加之中国的税率很高，所以很多产品的价格会比国外贵，例如笔记本电脑、汽车以及汽油等。房地产方面，普通民众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声讨地产商人，然而造成今天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的政府。首先中共政府通过买卖土地，使房子的成本一下提升了很多，另外从房地产商购买土地到把房子销售出去，税收也会导致房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在房地产运作的整个过程中，大部分的收入都被中共政府拿走了，地产商只能取得少部分的利益。所以造就高房价的过程中，罪魁祸首就是中共政府，而地产商顶多也就是中共政府的狗腿子。罚款方面，中共政府对于私企的罚款经常是采取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例如在 2023 年对蚂蚁集团罚款 70 多亿，对腾讯罚款 30 多亿。作为被罚对象的企业往往不敢政府对抗，只能默默认罚。一些下层政府机构经常把罚款作为一种创收的手段，例如交警对车主的罚款，经常用作交警的奖金。所以在国内经常有人戏言“中国执行最好的法律是交通法，执行最差的法律是劳动法”。作为商人，中共政府在国内是一个不错的商人，最起码倒卖土地方面赚了很多钱。在国外中共政府早期主要是通过美国国债获利，这种风险不高的生意让中共政府尝到了一定的甜头。

中共集团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一党专制写进了宪法，所以中国民众完全没有权力选择执政党。也就是说，宪法规定中国政权只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种一党独揽政权的专制制度，也就意味着执政党在中国具有绝对的权力，并且民众对其行为已经无法进行控制。对于一党专制，中共给出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个所谓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党却为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例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的政策造成 3000 万人饿死。又如武汉病毒这几年，中共的政策使得民众生存为艰。另外，中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一句谎言。中共不仅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为其集团利益进行保驾护航，而且中共官员也会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来攫取利益。在国内是人尽皆知，中共的官员几乎人人都是贪官，不同的是贪污多与少的问题。虽然中国民众知道中共的无能和腐败，但悲哀的是民众没有选择执政党的权力。这种一党专制的制度，使拥有政治权力的群体高高在上享受着超国民的待遇，而下层民众过着贫困的生活。

在国家的运作过程中，中共对政权的控制方法主要是人民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主要条件是拥护中共，而不管其是否可以代表民众。并且代表的候选名单也是由中共组织部所确定，而不是民意的结果。在中共的历史上有很多中共的代表是黑社会成员，例如陕西榆林绥德的马亚军，本是一名黑社会的头目，居然能成为人民代表。又如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大代表张志雄，长期组织黑恶势力操纵基层之政权。讽刺的是这种黑恶势力成为人大代表的事件屡见不鲜，而且还全国开花。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即可轻松获取不同的数十条不同的案例。这充分说明只要拥护中共，并且和中共的部分领导搞好关系，成为人大代表并不是一件难事。在中共的统治下那些底层民众甚至没有最初级的选票，更不用说最终选举的权力。

另外，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一种有问题的方法。这种制度只会加强中共对政治权利控制，而不能使民众享有平等的权利。首先，这种制度在通过层层过滤，越是国家重大的策略越不能反映底层民众的意愿。并且在逐层过滤的过程中，代表的比例逐渐向现有的权力阶层偏离。在民主集中的最后阶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民代表比例非常低，占人口次多下层工人阶层代表的比例也非常低，而官员阶层的比例则非常大。中共使用自己控制的各级组织部，在选举的过程中保证的结果为自己组织的人。从历任人大常委的名单即可看出，随着层层的过滤和集中，最后控制群体必然是中共的高官。

通过当前中国的这种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法律也必然是不公平的，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法律必然是重责普通民众轻罚官员。广州许霆案中，主人公因为 17 万元被判刑 17 年；而已曝光的问题官员很多贪污受贿超过百万，但判刑几乎没有超过 10 年的。又如天门市魏文华被 20 名城管打死，4 名主犯最高才判 6 年；反观崔英杰案，如果不是全国民众的舆论声援，主人公估计已经被枪毙了。悲哀的是这种针对普通民众和公职人员的不公平并不是个例。中共的官员必然不承认这种情况，但只要在网上搜索下城管打死人或警察打死人，就知道这种情形不是个例，并且这些恶行大部分被轻罚或没有被惩罚。

中国实现政治公平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共的政府机构。在中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虽然也是分开的，但中共政府的实际权利和影响远远超出正常政府的范围。例如中共政府通过组织部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影响，以确保选举结果在中共预期之内。在中共政府中，各级的政府一把手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各级中共政府内部的一把手都是中共的各级书记，或者由书记兼任。并且除了一把手以外，其他干部都由书记任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政府团队表面上是选举的结果，实际是中共控制下的结果。另外，虽然政府的一把手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其工作主要是向上一级政府负责和汇报。除了影响和控制选举，中共政府的权力已经完全超出一个正常的政府范围，并且中共政府完全不用向民众汇报其失败的行为。这也就是说，中共政府的政治权力已经远远超出民众的控制能力。例如 2008 年的“四万亿计划”，这些钱中共政府既没有向全国民众汇报最终的用途，也没有把这些钱发放给全国民众。相反这些新增的货币很大部分进入了权力阶层或权力阶层关系户的口袋，然后成为了推高中国房价的主要原因。又如港珠澳大桥，中共政府花费 2000 多亿修建的港珠澳大桥，车辆通行量非常少，几乎是常年空闲，虽然这样也不允许内地人使用。当然中共也不用向纳税人说明该大桥的使用人。在后来的一带一路上，上百亿美金的对外投资已经明显打了水漂，中共政府也没有向纳税人做出说明和解释。政府的权力过大这事自从中共建国时就已经确定，并且中共已经完全不用担心为其错误的行为买单，也不用为其错误行为道歉和解释。例如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而当今的鼓励生育。

在国家管理过程中，中共政府机是中国政治不公的主要原因。而中共政府的各项政策直接导致了收入、教育、养老以及医疗等各种社会待遇的不公。而中共官员作为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制定的各项政策制度主要收益对象就是中共官员团体和公务员团体。并且这些中共官员还不满足政策制度给予其的好处，所以中共官员的腐败是比比皆是。中共政府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对底层民众生存情况视而不见。例如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全国上亿民众背上几十年的贷款，成为房奴。又如为了改变京津冀的空气，中共不限制汽车的使用，而是禁止底层民众在冬天烧煤。中共不仅对自己的利益非常在意，甚至对自己的形象更在意。例如中共城管的恶行，完全不顾及底层民众的生存情况。

执法和司法方面，中共政府有很多执法部门，但这些执法部门大部分是针对企业和普通民众，很少有针对政府官员的部门。而针对各级官员的调查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叫纪检委，一般来说其成员往往是由当地一些最高的官员组成。这样一来各级地方官员中，一些高级官员的违法犯罪很难被查处。即使被查处，也使由上一级纪检委进行。针对普通民众，中共政府有宽的解释权。有很多法律上的罪名和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那就在执行时，由对应的执行人解释定义。例如"寻衅滋事罪"很大程度取决于执行警察的心情。又如法律上的"正当防卫"，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不存在。中国这些各种各样的法律中，限制普通民众的太多，而保护普通民众很少。针对普通民众的执法部门主要是警察和城管，而警察和城管的执法很多都是无视法律的暴力行为。如果你在网上搜索的话，会得到大量证据。

解决中国这种政治不公平，也就是建立民主社会。要建立民主社会，至少需要解决一下几个问题。第一，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制定一套平等的法律。并且在政治层面上，确保大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定需要平等，并且不能被中共政权所控制。在法律层面上，确保大家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权阶层。第二，要尽可能的保护普通民众的权益，同时也给予普通民众保护自己权益的权力。当前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几乎没有有效的保护手段。这从中国的暴力拆迁即可看出普通民众的无奈。普通民众的房子被暴力拆迁时，即使报警警察也不受理，于是很多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而选择自焚。第三，要最大可能的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要公开官员的资产和收入，建立透明的监督制度。

当前中国社会的不民主，主要原因是中共垄断了各项权力，并且通过各种不民主的政策获取社会利益，所以根本的做法是完全推翻共产的一党专制，实现多党执政。上面几条民主化的解决办法几乎都是要求共产党放弃其既得利益。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度有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例如 89 年的学生运动，遗憾的是 89 年的学生运动和 120 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最终是一样的结局。这些发动运动的学子们没有意识到不平等的根源就是统治阶层和政府，所以他们的行为无异于与虎谋皮。从历史和当前来看中共决不会轻易放弃其权力和利益。虽然我们不希望流血，也不希望动乱，但民众争取权力的过程，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另外，当前中国民众多年被中共洗脑，很多人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支持者。所以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化，重要的内容就是唤醒民众的思想，并且使普通民众勇于争取自己的权力。

我们希望中国尽快走向民主，也希望中国的民众尽快的过上民主的生活。只有当民众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民主带来的好处后，民众才能积极争取和保卫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