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枫：中国对纽约地方政治与选举的干预和渗透（下）

三、

在海外，同乡会、商会、宗亲会等各类侨团组织，虽然的确能够提供一些例如帮助新移民的社会服务，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组织深厚的社区根基、巨大的社会号召力以及对特定群体资源的动员能力，使其成为了中共进行统战工作的理想目标。通过渗透、拉拢、利诱甚至直接控制这些侨团的领导层，中共得以将它们从单纯的社区服务机构，一步步转变为执行其政治议程、监控侨民、动员群众支持其政策、打压异议声音并最终向纽约地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的代理人网络。

美国福建同乡会和美国长乐公会是最突出，也是证据最确凿的两个案例。如前所述，美国长乐公会的办公室被联邦司法部证实是福州公安局“海外警察站”的所在地，其领导人卢建旺和陈金平因此被正式起诉。然而，卢建旺非常嚣张，在面临“外国代理人”的严重指控之后，竟于 2023 年 3 月，仍然能高票当选为历史更悠久、规模更大的美国福建同乡会的新任主席。

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共统战系统在海外开展工作的一种核心策略：倾向于将资源和影响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核心代理人组织和关键人物手中。这些组织不仅在政治上紧跟北京的指挥棒，还积极利用其在美国社区中建立的合法地位，为中国官方的各类活动背书站台。例如，即便在新主席卢建旺已被联邦政府起诉的情况下，美国福建同乡会依然在 2023 年 7 月，在曼哈顿华埠高调举办纪念香港回归中国 26 周年的活动，并成功邀请到美国国会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的代表和纽约市长亚当斯办公室的代表出席。

四、

除了在政治和社区层面的直接渗透，中国政府在纽约还广泛组织了对对信息、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干预，目的就是通过系统性的信息操控、学术审查和文化输出，塑造纽约华裔社区乃至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压制批评声音，推广官方叙事，并最终在美国的舆论和文化环境中，营造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有利、对其全球野心宽容的“生态系统”。

詹姆斯敦基金会早在 2001 年就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媒体审查如何影响美国》的报告，揭示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四种主要策略来控制海外的中文媒体：一、直接创办或收购媒体；二、通过向现有媒体提供资金支持来换取编辑立场上的合作；三、通过控制印刷和发行渠道来施加压力；四、派遣媒体从业人员渗透进独立的中文媒体机构。报告明确点名指出，当时在纽约发行的四大中文报纸——《侨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明报》，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北京的影响。

其中，《侨报》的背景最为清晰，它于 1990 年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该机构后被正式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直接创办，其使命就是作为中共在海外的直接喉舌，其社论和新闻报道与《人民日报》海外版高度一致。《明报》的员工曾私下向研究人员承认，他们“真正的老板”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后者会定期对其报道内容提出“建议”。《星岛日报》美国业务的 51% 股份由一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香港公司持有。即便是历史上与台湾关系密切、由国民党背景的联合报系创办的《世界日报》，也逐渐屈服于北京的商业和政治压力，开始进行自我审查，大幅减少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这些报纸不仅是老一代移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纽约地方政治候选人投放竞选广告、争取华裔选民的重要平台。例如，在 2021 年的选举周期中，仅《星岛日报》一家就获得了超过 42,000 美元的政治广告收入。当这些媒体的编辑独立性受到侵蚀时，它们就沦为了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严重扭曲了华裔选民赖以做出政治决策的信息环境。

而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微信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报纸，成为纽约华人移民社区获取新闻、进行社交和组织活动的绝对核心平台。然而，微信是一个中国企业开发的 App，所以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一个比传统媒体更高效、更具隐蔽性的宣传和信息操控工具。中国官方媒体（如 CCTV、环球时报）和各类亲北京的“自媒体”账号，利用微信公众号，大规模地、精准地向纽约的用户推送符合官方立场的叙事。这些叙事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分化海外华人与他们所在的居住国。一方面，它们刻意放大、甚至歪曲报道美国社会中的反亚裔种族主义问题，并将其描绘为一种无解的白人社会对亚裔的天然压迫，以此来削弱华人对美国社会的归属感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它们将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描绘成是出于种族歧视。

实际上，微信不仅是宣传的渠道，更是政治动员的强大工具。近年来，在纽约，华裔家长利用微信群组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旨在改革精英高中录取制度、增加非裔和拉丁裔学生比例的提案。虽然这些活动反映了社区对教育公平的真实关切，但微信在其中也扮演了传播虚假信息、激化族群矛盾的角色。一些账号在群组中散布“取消 SHSAT 就是为了打压华裔”等极端言论，将复杂的教育政策问题，简化为一场赤裸裸的种族斗争，从而有效地动员了大量家长走上街头，对市长和市议会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学术界本应是思想自由的殿堂，但在纽约的顶尖大学校园里，来自中国的审查压力也日益显现，其执行者往往是受中国使领馆直接指导和监督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2019 年，哥伦比亚大学就曾发生过一起争议事件，校方在压力之下取消了一场原定由异议艺术家巴丢草参加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小组讨论会。组织者公开批评校方屈服于来自亲北京学生团体（包括 CSSA 成员）的骚扰和威胁。这种将中国的政治审查红线延伸至美国课堂和公共讨论空间的行为，严重挑战了大学作为知识探索和自由辩论场所的核心价值。

此外，尽管因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担忧，设在纽约州立大学和佩斯大学等高校的孔子学院已大规模关闭，但其影响力并未完全消失。许多大学在关闭孔子学院后，转而与原来的中方合作院校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或成立名称不同但功能相似的“语言文化中心”，这些新项目有时仍由相同的中国政府机构（如汉办/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资助。其影响力从备受关注的“孔子学院”品牌，转向了更不易察觉的 K-12“孔子课堂”以及其他学术合作项目，继续对美国的中文教育和中国研究领域施加影响。

最后，中国政府还娴熟地运用文化和慈善赞助，作为投射“软实力”、与纽约主流社会精英阶层建立关系的有效工具。纽约爱乐乐团与上海交响乐团长达十年的深度合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合作将纽约的顶级文化机构与中国的官方文化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每年举办的“欢乐春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答谢招待会上，纽约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等美国主流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大都会博物馆等机构的赞助人，都成为座上宾。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为中国官员提供了一个与纽约文化、商业和社区领袖建立非正式联系、增进“友好”关系的绝佳平台。更值得注意的是，像在纽约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这样的顶级智库和文化机构，也与中共统战系统的核心组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下属基金会，保持着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为统战系统影响并塑造美国关于中国的学术和公共话语，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五、

中国政府在纽约的干预行动，其最直接的一面，莫过于其针对特定侨民社区和个人的跨国镇压。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进行的跨国镇压运动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在纽约这座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流亡者和异议人士的城市，这场镇压运动的目标群体范围极广，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人权倡导者、香港民主运动活动家、维吾尔和西藏活动人士等等，都是中国跨国镇压的对象。

纽约的维吾尔社区是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据人权组织和国会听证会的证词，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几乎每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人都至少有一名家人在中国新疆的“再教育营”或监狱中被拘留或失踪。中共将这些身陷囹圄的亲人作为人质，以此来向身在纽约的活动人士施加巨大的的精神压力和情感折磨。他们会通过中间人或直接的通讯，向活动人士传递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停止公开的维权和抗议活动，停止向媒体和国会作证，你在新疆的家人或许能获得宽大处理；否则，他们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这种以亲情为武器、以家人安危为筹码的胁迫，其效果是毁灭性的。许多纽约的维吾尔活动家因此被迫陷入两难的痛苦抉择，一些人不得不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公开活动，以保护远方家人的安全。这种精神上的酷刑，旨在从内部瓦解海外维吾尔人的反抗意志。

与维吾尔社区的遭遇类似，纽约的藏人社区也长期生活在中国政府跨国镇压的阴影之下。以设在纽约的“美国西藏之家”（Tibet House US）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为中心的活动人士，一直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监视和反制宣传的重点目标。中国当局利用签证申请、护照延期等领事服务过程，广泛收集海外藏人的家庭信息。一旦识别出某位藏人参与了支持西藏独立或批评中共治藏政策的活动，当局就会对其在西藏的家人进行骚扰、盘问、没收护照甚至更严厉的惩罚。

更令人震惊的是，纽约市警察局警官白马达杰·昂旺（Baimadajie Angwang）一案，揭示了这种镇压行动已经渗透到美国的执法机构内部。作为一名在美国陆军服役、获得“秘密”安全许可并最终成为 NYPD 警官的藏裔美国公民，昂旺被指控自 2018 年起为中国领事馆官员充当间谍。起诉书称，他不仅向其上线汇报纽约藏人社区的活动和潜在的情报来源，还试图利用金钱来影响社区领导层，要求他们停止在社区活动中悬挂象征独立运动的西藏雪山狮子旗。尽管对昂旺的刑事指控最终因涉及机密证据、检方难以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推进审判而被撤销，但他还是被 NYPD 解雇。此案给纽约藏人社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不安全感，他们意识到，监控他们的“眼睛”，可能就来自他们本应信任的本地警察部门。

随着近年来香港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和《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在纽约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领袖，也成为了跨国镇压的新目标。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的执行总监郭凤仪（Anna Kwok）在 2023 年 12 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的听证会上作证称，当她宣布计划在 APEC 会议期间抗议习近平访美时，她的社交媒体立即被海量的“水军”账户淹没，收到了大量“可怕的在线威胁”，其中一条甚至写道：“小心点。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抗议了。一百万可以做很多事。”这种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其目的就是通过制造恐怖气氛，瓦解海外的民主运动。另一位香港活动人士许颖婷（Frances Hui）也作证称，她因在波士顿组织支持香港的集会而收到人身和网络上的死亡威胁，香港当局甚至对她发出了 100 万港元（约 12.8 万美元）的悬赏通缉。

法轮功学员群体在纽约遭受的骚扰和暴力则更为直接、持久和系统化。大量的报告和国会听证会记录显示，在纽约，特别是皇后区的法拉盛地区，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来自亲共团伙的系统性骚扰、言语辱骂、人身攻击甚至死亡威胁。一个名为“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的组织是这些骚扰活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其领导人李华红曾多次因在法拉盛街头攻击法轮功学员而被捕并被定罪。更令人震惊的证据来自一段被公开的电话录音，时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在电话中亲口承认，他曾亲自前往法拉盛，煽动和鼓励了在 2008 年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围攻事件。中国领事馆官员还被指控向纽约的地方民选官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撤回对法轮功的支持声明或取消褒奖。这种将街头暴力和高层政治压力相结合的镇压模式，旨在彻底清除法轮功在纽约的公共存在空间，并恐吓所有同情或支持该团体的社区成员。

综上所述，中共政府对纽约地方政治的渗透与干预，就性质和规模而言，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中共的这些行动，它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娴熟地利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和社会的多元结构。合法的政治捐款与非法的外国献金之间的界限被模糊，正常的侨团服务与统战任务的执行被混淆，善意的文化交流与精心策划的软实力渗透被交织在一起。其最终目标不仅是为中国在纽约谋取特定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更是要在更深层次上，改造纽约华裔社区的政治生态，压制所有对中共的批评声音，分化社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并最终在美国的核心地带，营造一个有利于其威权叙事和全球野心的“友好”环境。

应对此等威胁，需要从联邦到地方采取协调一致的、超越党派政治的综合性对策。首先，联邦执法与情报部门必须继续投入资源，加强对外国代理人、跨国镇压和非法资金流动的调查与起诉，因为公开的法律行动是揭露真相、形成威慑的最有力工具。其次，纽约州和市政府必须建立更强的防御机制，包括加强对竞选资金来源的审查，特别是对涉及非营利组织的捐款，同时也要收紧游说法规，要求与外国政府关联的实体进行更透明的登记，并对涉及城市关键基础设施的技术采购进行更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第三，必须为地方执法部门（如 NYPD）提供专门的培训，帮助一线警员识别和应对跨国镇压的迹象，并建立一个让受害者可以安全报告威胁的信任渠道。

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必须要为那些遭受威胁的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和普通公民提供法律、心理和物理上的支持，打破因恐惧而导致的沉默螺旋。同时，支持独立、不受审查的中文媒体的发展，对于重建一个健康的、基于事实的信息生态系统至关重要。捍卫纽约免受外国恶意影响的侵蚀，不仅是保护一座城市的政治生态，更是捍卫美国民主制度在全球化时代的前沿阵地。

2025 年 9 月 2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