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岛：官员的躺平，躺平的官员（下）

随着官方和与国家相关的媒体加紧了看似协调一致的宣传活动，最初的帖子“躺平即是正义”在 5 月底从中国网络空间消失了。曾经被列为微信上最热门词汇之一的“躺平”一词被禁止了。豆瓣，曾经是众多专门研究和实践“躺平”的“部落”（包括“躺平组”等）的所在地，几乎关闭了所有这样的群组。截至 6 月 1 日，仅存的一个群组是“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这个群体声称为那些试图摆脱“躺平”生活方式并重新进入竞争激烈的工作世界的人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励。6 月 1 日，一位德国之声的记者试图购买一件曾经流行的“躺平”标志 T 恤，发现阿里巴巴的淘宝，这个受欢迎的在线购物平台，已经从网上货架上撤下了所有相关产品，并用“新青年”，“为人民服务”，“擼起袖子加油干”等标语来替代它们。

几个月后的 8 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强调了他的“共同富裕”理念，将其视为促进“全民参与、避免‘内卷’和‘躺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并呼吁全党“扎实推进”这一理念。2021 年的最后几天，广明日报的一篇评论将“躺平”描述为那些沉溺于“物质丰富的自满”中的人的“不和谐节拍”，他们对国家“未来的困难”产生了犹豫，而在国家的“发展将登上新的高峰”之前。作者提醒读者回顾过去的许多国家危机时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邓小平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开放”决定，其中“岌岌可危的生活被转变为创造更大辉煌的机遇”。

然而，就在“躺平主义”及其支持者被官方审查员清除后不久，这个词重新在官方党内话语中活跃起来，重新诞生为对内外目标的嘲讽抨击。随着新冠变种的传播，中国内部关于可能从最初的绝对“零容忍”政策转向“动态清零”的讨论开始在 2021 年夏天在网上发酵。然而，中央政府不仅不愿意调整其原始方法，甚至还嘲笑和嘲弄其他政府，使用了几个月前被压制的“躺平”话语。在北京冬奥会开幕日，人民日报猛烈抨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声称该政府允许 Omicron 病例增加，声称“动态清零”是抗击 COVID-19 的唯一“科学选择”。人民日报称呼那些质疑北京中央政府做法的人为“所谓‘与病毒共存’的方法是‘躺平’策略”，这将导致病毒的迅速传播，并将“动摇香港全社会对抗疫情的信心。”三天后，中国政协委员、亲北京智库主任张志刚猛烈抨击了香港官员总体以及特别是特首林郑月娥，称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一心一意地追求“动态清零”，同时暗中相信英美模式的“共存病毒”是“更优越和文明的”。张志刚怒斥说，“‘躺平’和‘共存病毒’”，绝对不是大多数香港人的选择，“这个‘精英派’绝对不能代表香港，更不能代表整个香港人民。”

五月份，当上海市已经进入严格封锁状态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开始单独指责英国、丹麦、瑞典、挪威和冰岛等国政府在面对奥密克戎变种时选择完全“躺平”，“挤占医疗资源”并冒着“对社会和经济运营的长期和持续的负面影响”。两天后，即 5 月 18 日，该报提醒读者，习近平此前曾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在抗击 COVID-19 中克服“轻视、无所谓和自以为是”的重要性，以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不移地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中国医科大学的马晓春补充说，在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方面，中国“并没有选择‘躺平’只是希望避免严重疾病和死亡的增加”，而是采取了行动“确保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接下来一天，发出了意图达到致命一击的信息，该报指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一再敦促世界各国政府保持警惕，以防范 COVID 的危险，“事实证明，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躺平’方法不会消除疫情”，实际上它们正在增加全球未来重复感染的风险。

2022 年 10 月，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开幕前几天，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系列新的三轮警告。从 10 月 10 日开始，这三篇社论连续出现在该报的第二版：10 月 12 日，“‘躺平’不可取；‘躺平胜利’不可能”坚称，那些重新开放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它们未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因此失去了采取“动态清零”的机会。社论最后得出了坚定的结论，“‘躺平’确实不是应对疫情的出路”。随着第三篇社论的发表，党的宣传工作完成了这一系列：“躺平”已经有效地从一种标志基层被动抵抗的术语转变为党员战士可以用来打击那些被认为无能、不忠诚或不服从的政治武器。

习近平反对“躺平”并不令人意外。在官方报道中，习近平被赞誉为早年深受执政纪律约束的人，曾经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对浙江和福建的基层干部们的“不作为”和“怠业”进行严厉惩处。据说他只提拔那些“敢于负责任、果断担当”的下属，那些“正视问题、毫不回避或推脱就担当责任”的下属。他以批评那些主要关心被视为“太平管”和“老好人”的干部而闻名。据习近称，那些默默无闻、既不受称赞也不受指责的官员应该被“人民鄙视”。在习近平成为党总书记之后，与他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指示一致，早在 2014 年 12 月，保定市就开始惩戒官员的“不作为”。数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在对干部进行处罚时，不作为将与政治腐败并列。除了对官僚表现的评估之外，早在 2013 年，习近平就宣布干部服从风格也值得调查，将“形式主义”列为“四风”之一，与“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并列。“形式主义”被定义为以一种“散漫”的方式处理问题，最终未能解决问题，通过“文山会海”来假装努力（工作不实），制造“花哨”的报告。

在疫情到来后，中央领导明确表示对于任何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的“形式主义”地方实施都将不容忍。早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即武汉新冠疫情初期仅几周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了一个用于冠状病毒检测的动态监测系统，要求所有下级单位每天通过在线门户报告病例。三天后，党中央召开会议确定将疫情防控作为国家级目标并纳入干部绩效评估体系中。然而，基层干部几乎立即就对习近平标志性的“动态清零”方法的额外工作量提出了担忧：“每天要填写十多份报告，表格一再变化，必须完成四五个版本”；“防控工作的进展、监督报告、总结、表扬、数据一个接一个地添加，每篇文章超过 500 字”。那些未能满足繁重的防疫工作期望的干部不出意外地被视为犯有——并经常因此受到处分——“形式主义”或“躺平”。新华社对形式主义要求如何妨碍抗击疫情工作的调查描述了基层干部被要求每天填写和提交十几份表格，内容常常雷同；防疫工作人员如此忙于接受上级官员的检查访问，以至于没有机会向当地居民分发口罩或消毒液；在另一个地方，基层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花长达三个小时为医院医务人员加油打气，而不是执行其他任务，比如照顾封锁或隔离的居民的需求。据李卓然表示，这些措施似乎越过了党国认可的形式主义边界，但它们可能正在趋同于所谓的“表演性治理”。

中国长期依赖的所谓“绩效合法性”，作为毛泽东时代领导层的后继者，严重依赖于地方和基层官员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维持创纪录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迅速发展所确保的民众支持。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庆祝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讲话中，赞扬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重要性，推动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正如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领导层委托地方和基层官员行政权力，并提供具体的绩效激励，以推动各种各样的改革，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多样化地方生产。相应地，地方官员被授予了高度的地方裁量权，上级的监督也放松了，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追求改革导向战略所带来的系统风险。然而，这也意味着加剧了负面外部性，如腐败加剧、环境恶化和不平等加剧。

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习近平为组长，标志着中国政策方向发生了明显转变。习近平推行了自称的“重大突破”计划，即“顶层设计”，重新调整了地方治理的重心，大大降低了地方官员的权力范围。习近平在 2014 年表示，现有的绩效激励体系需要改革，各级官员都需要“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开展工作，不仅要积极选择，甚至要以改革的名义为地方利益服务”。因此，自 2013 年以来通过的措施旨在大大加强监督检查机制，限制地方政府机构开展试点改革和政策实验的自由度。以“将压力传导到各级”为名，地方官员的绩效指标已经调整为符合中央的命令；全党范围内的“主题教育活动”已经加强，以建立“统一思想”，在基层实现“意见一致”。习近平在 2013 年 1 月第二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此类措施的目的是“摒弃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他补充说，根据“严格治理”的原则，党的领导层“绝不容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绝不允许对中央决策的执行产生拒绝、妥协、选择或灵活性”。对此类措施的遵守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长、最彻底的反腐败运动来监督的。

因此，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颠覆了早期毛泽东时代成功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措施组合，包括严厉的制裁、反腐败起诉和政治教诲，这些措施可能进一步拖慢了中国经济的步伐。最终，经济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向习近平发出信号，表明已经到达了极限。2023 年 8 月，在一次高调的集体学习会议上，讨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党的纪律机构领导人重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承诺，但同时强调了“厚爱”。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总结说，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对有意的干部违纪和无意的违规行为进行更清晰的区分。他列举了最近的许多案例，其中包括在不间断的反腐败运动中，一些干部被错误指控犯错或被陷害的情况，湖南有 574 起，黑龙江有 594 起。李希提醒在场的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治人于死地，而是要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创业环境。地方干部需要感受到党的关爱，以鼓励他们履行职责，保持工作热情，并自信地承担创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