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涛：民主墙——民主运动之根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四五"运动和七九"民主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者从当年的政治思潮分析了文革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经济改革派与"七九民主墙"一代政治改革派的冲突，终于被无情镇压。由此，作者提出"民主墙"运动是民主运动之根，并给出了理由。"七九民主墙运动"中的政治追求沒有被熄灭，八二年底由王炳章博士在海外再次点燃，发展延续至今。
一九七八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它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一个政治转折点。
在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去世後的两年内，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进毛派人物的被捕和文革的结束，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崛起，文革受害者要求返回北京，上山下乡政策实际上已经结束，以及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等等，所有这些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文革後的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党外对於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温和派主张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实行渐进、温和的改革，同领导文革的激进毛派相比，他们认为发展生产与进行革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阶级斗争政策应该缓和。然而，这些温和派在打垮毛派之後，又受到许多共产党人的挑战，这些党员希望彻底抛弃毛泽东的遗产，弃旧图新，邓小平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领导这些共产党人在一九七八年年底战胜了温和派，他立即宣布取消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将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
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关於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派人认为文革是错误的，中国应该回到刘少奇提倡的正统共产主义上去，这一派被称为「复旧派」，主要由解放後被毛泽东清洗和惩罚的老干部组成，他们提出恢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继续坚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由共产党独揽大权，他们还主张由一批精英专业干部来管理中国；另一派被称为「改革派」，他们的观点比较流行，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回到文革前的政策不必要也不可能，他们还觉得正统共产主义具有难以容忍的弊病，这些弊病也导致文革的滥用权力，他们提倡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要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反对肯定文革和正统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尽管复旧派和改革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但七十年代末改革派在争论中占了上风，原因之一，是改革派公认的代言人邓小平是当时权力最大的国家领导人；另一个原因，往往被人们忽略，这就是邓小平得到一批追求新生活、新机遇和新幸福的年轻人的支持，这批年轻人就是「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
起源：四五运动
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四五运动是激发民主墙运动的主要根源。一九七五年末，文革已进行了将近十年，人们对文革已日益冷漠，邓小平取代了已经生病的周恩来总理，实际上在管理著国家，他决心结束文革，这导致他与毛泽东支持的四人帮发生冲突。毛泽东甚至考虑再次打倒邓小平，这使得党内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更加严重。周恩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去世後，人们利用追悼周恩来活动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在後来被称为的「四五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拥向街头悼念周恩来，激进的毛派把这个运动定为「反革命运动」而加以镇压，将许多积极分子抓进监狱，并第二次罢了邓小平的官。六个月以後毛泽东去世，人们立即要求共产党为四五运动平反，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出来管理经济。
一九七七年一月，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张贴大字报和印刷品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温和的毛派镇压了人们的抗议活动，但一些无畏的年轻人却继续坚持下去。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重新出来掌权。第二年，在民主墙运动支持下，邓小平打败了温和的毛派，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城市的青年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基础，他就替四五运动平反，并向世界新闻界称赞民主墙，这就进一步激发和鼓励了民主墙运动的积极份子。
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一方面继承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在其他方面又超越了'五运动，他们除了继续公开宣传一九七六、七七年的主张外，还探索了理论研究和政治对话的新渠道，并对一些文学艺术的新形式做了尝试。
民主形式的发展，由於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统治中国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它是认识分析中国政治现实的唯一框架。
实际上，许多早期的反对运动立足於异议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些异议者尽力想从旧的意识形态中发展出新的观念。例如，有一些工人在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上讨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倒退，青年理论家陆家民在民间刊物《北京之春》上提出采用选举作为选拔干部的基本方式；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知识份子严家其发表了数篇影响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章。民主墙出版物也分析了现行的政策，坦率而且往往是尖锐的批评意见为替代性的政治观点和信息提供了重要来源，并首次对数十年来被中共压制的论题进行公共的讨论。一九七九年一些高级干部在中共领导人的专有禁区中南海内建造新房，《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报导，将这些豪华住宅与大多数普通人的简陋住宅作了比较，这份刊物还揭露了若干起重大政治迫害案件，其中有一起是张志新案件，警方为了不让张志新在被处死前能开口说话，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这项报导极大地震撼了广大读者，并激发了关於中国需要民主改革的讨论。
关於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讨论，尽管在民主墙文献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它却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例如，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胡平後来成为八十年代极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民主墙运动的成员与外国新闻机构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这些联系带来了新的观念。我认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由於害怕被说成间谍而不愿与外国人接触的共产主义时代，这可能是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唯一正常的关系。
民主墙活跃份子还举办民主沙龙，他们聚集在简陋房间或公园里交流思想和讨论政治，还在重要节假日举行公开游行，有时朗诵文学作品与诗歌，有时抗议政府和警察的禁令。我认为，民主墙刊物的编辑部、讨论组和抗议活动组织者所发展起来的民主的决策与表达方式，可能是它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重要贡献。
新闻、文学和艺术方面的革命
如上所述，民主墙运动不限於在民主墙上张贴匿名大字报，许多参与者的作品集中发表在其主办的报纸和刊物上。四家主要的刊物是月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和「沃土」、以及文学双月刊「今天」、「探索」、「人民参考消息」和「启蒙」也很有影响。尽管没有那麽流行，几乎所有民间刊物都是油印，通常油印数百份，但「今天」每期能油印一千多份，北京之春一度能够印行一万份并很快就卖光。刊物的所有工作者都是义务工，他们在业余时间写作、编辑、印刷和出售刊物，有时还冒著被捕的危险。在魏京生被捕後不久，中国人权同盟的成员任琬町在散发该组织刊物「中国人权」时被捕，北京之春和其他刊物的编者并没有躲藏起来，而是招集全体成员，走上街头销售刊物。尽管有警察的严密监视，他们坚持把所有刊物卖光。同时，一些作家与艺术家利用诗歌、短篇小说和其他视觉艺术表达他们的观念与感情。在中国掀起一场文学艺术命，许多风格模糊或朦胧的诗歌，当时起了震撼作用，成为政治争论的对象。
一批青年艺术家在民主墙等公共场地举办「星星画展」，他们最初受到艺术机关的压制，後来得到几位有影响力的长辈的支持，其艺术品终於获得人们的普遍接受，然而警察最终仍然禁止星星画展。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国庆节，民主墙活跃份子举行游行抗议官方的禁令，就是这次抗议活动导致政府镇压这场运动，激发新的政治热潮。与四五运动不同的是，民主墙运动得到一些党员与政府官员的支持，尽管这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民主墙运动在初期与共产党很少发生冲突，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王震等重要领导人对民主墙表示过支持，︒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曾经一度考虑正式批准民主墙的民间刊物，鼓励共青团中央成员与民主墙成员接触，许多基层干部也对民主墙活跃份子和刊物提供了具体的支持。例如，北京之春有一期就是在一家印刷厂厂长的支持下印刷的，几乎所有民间团体都有官员参加，实际上他们成了某些团体的核心，傅月华由於领导数千名受中共干部迫害，赴京上访要求伸冤的人游行而被捕，她被审判时，法庭秘书也是一位民主墙成员，这就使她被秘密审判的消息得以公开。
民主墙运动在全国激发了一股新的政治热潮。民主墙运动虽然发生在北京，它却扩展到全中国的主要城市，上海、广州、武汉、杭州、青岛成为各地的活动中心。从一开始，参加者就以城市为单位协调活动，例如在北京，由四五论坛编辑刘青担任主席的「民间刊物联席会议」经常召开会议。到一九七九年年中，活跃份子开始建立跨地区的松散联系，并迅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工作网络。一九八零年，「全国民间刊物联席会议」成立并且出版其刊物「责任」，当年有一些活跃份子被捕，王希哲、傅申奇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在整个民主墙运动过程中，全国各地参与者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立、开放、诚实、勇敢、谨慎等这些被压抑多年的美德。民主墙运动被镇压以後，这些美德在一九八九年又显现出来。
邓小平否定民主墙，民主墙运动虽然在帮助邓小平在中国重掌统治大权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久就和他发生了冲突，民主墙活跃份子和邓小平都认为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已经失败，中国需要进行改革，但双方在两个问题上存在著分歧：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和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将失败归罪於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过於强调政治运动，忽视了经济；民主墙运动参与者却认为中共的政治专制是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种政治制度不仅是文革之类灾难发生的根源，而且阻碍了中国人民纠正领导人的错误。邓小平提出改革应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他制订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方针，「一个中心」指以经济成就作为判断观念、制度、人事与政策的唯一标准；第一个基本点是对外开放，改变不利於经济发展的观念与制度，第二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持政治上的稳定。民主墙运动参加者却认为，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是实现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彻底的改革，即使是最基本的经济发展也得不到保障，而且经济发展过程或者不稳定，或者带来巨大灾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与邓小平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思想相反，民主墙活跃份子认为改革的中心价值应该是人的道德与政治存在。
邓小平在权力巩固以後，开始镇压民主墙活跃份子。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批评其改革政策以後，一九七九年三月和四月，魏京生与任琬町分别被捕；一九七九年十月，魏京生和傅月华被判刑，刘青被捕；一九七九年年底，民主墙被强迫从北京市中心搬到郊区的月坛公园；一九八一年，政府禁止民主墙运动以及大字报、出版刊物、游行、成立组织、公开集会等活动方式；一九八一年，几乎所有此前没有被捕的不具有知识份子身份的民主墙活跃份子，包括王希哲、徐文立、傅申奇、秦永敏、孙维邦、徐水良等均遭到逮捕并且受到重判。
持久的影响
但民主墙运动从未真正消失。在八十年代，其成员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反对派角色，中国政府决定在八十年代中期推行全面经济制度改革以後，原北京之春成员建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在当时这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组织，它成为宣扬民主思想、凝聚民主墙老成员和新一代青年活跃份子的的新基地。该研究所在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琬町、陈子明等民主墙老成员参加了一九八九年运动。在六四镇压以後在纯粹是政治性的审判中被判刑最重三个人的是陈子明 (十三年)、我自己 (十三年) 和任琬町 (七年)。这场运动也为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培养了许多重要领袖，魏京生就是一个杰出例子；刘青现在正领导著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这是中国国内和国外继续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基地；徐文立和秦永敏成为中国国内民主和劳工权利运动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已经去世，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成功地发展了中国的经济，这是许多中国人尊敬他的原因。但他的局部改革方针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投资短缺、严重失业、犯罪增加、不平等、缺乏可靠的体制和道德价值观念下降仅是他留下的一部分遗产。旧制度与旧观念被破坏了，却没有新制度和新观念去取代它们。如果邓小平当年更仔细地观察民主墙运动，他也许会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所需要和向往的那种变革，而人民现在也不会为他的错误而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