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三）
（七、原文“就普京是否民主的问题”至“在这种全国还在“发愣”的状态中时”部分）
这一段以 Stephen Cohen 的言论为核心，意图为普京的统治辩护，强调“俄国有自己的历史时钟”“西方标准不适用于俄罗斯”，并以 1990 年代俄国解体后的危机、穆斯林人口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作为铺垫，试图论证普京的威权统治是一种历史必然、现实选择，甚至是最优路径。尽管这种论述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俄国转型困境的焦虑，但从历史事实、制度逻辑等角度来看，这段论述充满了事实性错误、逻辑谬误、历史误读与话语操控，实质上是以“历史相对主义”包装威权统治合法性的神话叙事。以下逐层展开批判。
首先，Stephen Cohen 确实是美国学界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但他的晚年立场明显亲俄、亲普京，长期为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提供“结构性理解”辩护。他在 RT（今日俄罗斯）、Sputnik 等亲克林姆林宫的宣传平台上频繁亮相，早已在学界引发广泛争议。他的“历史时钟”论——即“各国民主进程不能以西方标准衡量”——在表面上强调文化与制度差异，但实际上被广泛用于为非民主国家的制度滞后与暴力统治开脱。诚然，各国转型路径不同，但这种相对主义若不设边界，最终就会滑向“以民族特殊性为名的普世权利否定”，即否认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多党竞选、司法独立等基本普世价值。事实上，普京统治下对媒体、反对派、选举自由的系统压制，并非“走得慢”，而是主动压制与制度倒退，不能被“发展阶段差异”合理化。
其次，文章称“普京上台是意外”“拯救国家使命感驱动”，并以“苏联解体—民族混乱—穆斯林分裂”为背景营造国家濒临崩溃的危机图景，这种逻辑看似深刻，实则刻意放大崩溃感、淡化制度替代方案，是典型的“强人不可替代”叙述策略。事实上，普京上台不是“偶然的国家选择”，而是经过叶利钦家族、安全机构与权贵精英密室博弈后的政治安排，其上任前在 FSB 与总统府内的迅速晋升，恰恰说明其背后得到的是寡头集团与总统“家庭圈”的支持。所谓“他不为权力而来，而是历史选择他”，只不过是用来为其终身执政提供正当性的叙事工具。
关于苏联解体造成“2500 万人一夜之间成了外国人”的表述在数字上虽大致正确（据俄罗斯官方统计，约 2500 万俄罗斯族人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但文章刻意放大这一现象的“灾难性”效果，以唤起对“民族分裂”的恐惧，服务于“必须有强人维稳”的逻辑。然而，现实中多数原苏联国家的分离并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大多数俄罗斯族人正常生活在中亚、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地，真正遭遇大规模难民潮或战争的仅限于个别地区（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东部），这些地区恰恰是后来被普京政权以“保护俄罗斯人”为借口进行武装干预的地方。因此，这种以“失控人口流离”为借口强化民族主义、正当化中央集权与军事扩张的策略，本身就是克里姆林宫近年来的核心宣传套路。
至于“车臣分裂危机—普京强势解决—防止国家内战”这套论述，事实上遮蔽了大量历史细节与结构性暴力。车臣的确在 1990 年代主张独立并发生战争，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普京政府高度依赖民族恐惧动员和制造外部威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9 年莫斯科与伏尔加顿斯克的系列公寓爆炸案，至今仍被广泛质疑为俄国安全部门（FSB）主导的“false flag”行动，用于制造舆论，获得战争授权。在普京以“强人形象”打响声望的同时，车臣地区也沦为高压统治与亲克宫傀儡政权的实验田，卡德罗夫家族统治下的车臣充斥酷刑、暗杀、性别迫害与司法空白。所谓“解决了车臣问题”，本质上是以大规模人权灾难与巨额财政输血，换取了一个维持表面稳定的高压实验区。
同样值得驳斥的是，“如果没有普京，俄国会陷入全面内战和共产党回潮”这一说法，是典型的“威权恐吓叙事”。事实上，2000 年左右的俄共虽然在议会中仍有相当席位，但其组织能力、群众动员力与意识形态号召力早已大不如前，叶利钦时代就已被制度边缘化，难以构成“重新掌权”现实威胁。而“共产党回潮”之类的表述，更多被用作替普京强权治理制造“唯一选项”的神话，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要么我，要么灾难”式的威权合法性框架。这种“非普京即崩溃”的二元叙事，在 21 世纪的世界各地威权政体中屡见不鲜，从中国到土耳其，从匈牙利到埃及，这一叙事的本质在于：通过制造历史恐惧与国家脆弱的幻象，来压制民主诉求、排斥政治替代。
最后，作者以“美国中东失败”对比俄国道路，企图说明“美式民主不适合俄国”，“不能一步到位”，从而为强人统治寻找国际背景合理性。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民主失败并非源自民主原则本身，而往往是由于外力干预、政权更迭缺乏制度承接，以及文化本地化的失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从来都需要国内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经济支撑与法律机制的共同作用，失败的案例从未意味着“民主本身不可行”。而普京治下的失败，则是制度性腐败、新闻封锁、宪政操控的后果，绝非“转型阵痛”可以解释。以“中东失败”之例为普京体制背书，本质上是一种假借他人之错、转移焦点的策略性话术，用来掩盖其压迫的制度本质。
综上所述，这一段表面上援引学术观点、历史数据与国际比较，实则构建了一整套为普京威权统治“合理化”的神话体系：将强人塑造成“历史的必然”，将专制包装成“国家稳定的代价”，将异议描绘为“分裂风险”，将制度性失败归咎于“西式干涉”，最终构建出一个闭环逻辑：只有普京，俄罗斯才不会崩溃。这正是现代威权主义最典型、最成熟的合法性话术：其可怕之处不在于赤裸裸的压迫，而在于以貌似理性的语言为暴力结构背书，用“现实主义”语言取消对自由与正义的追问。这类话语，正因其温和、历史化、知识化的外衣，更需要被彻底揭穿。
（八、原文“普京主导的这二十年，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的做法都深得人心”至“从全世界人民的角度来说”部分）
这一段继续以一种貌似“数据充分、民意可靠、国际支持度提升”的口吻，为普京政权构建合法性基础，核心策略是以高支持率与“人民拥护”为依据，宣称普京非但不是独裁者，反而是最被信任、最受支持、最具能力的国家领导人。然而，剖析其结构之后可以发现，这段话中充斥着数据误导、制度逻辑错乱、民意操控与历史倒错的辩护话术，实质上，这是一次借“支持率神话”之名，为威权统治制造合法性幻象的包装。以下从几个核心层面逐点揭示其根本性问题。
首先，“普京支持率从未低于 55%”这一说法极具误导性。表面上它引用了俄罗斯国内民调机构的数据，尤其是如“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或“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结果；然而，在普京政权下，几乎所有官方民调都在信息审查、问卷偏置与恐惧反馈的结构性压制中运行。例如，列瓦达中心虽然是相对独立的调查机构，但自 2016 年起被俄罗斯政府列为“外国代理人”，其运作持续受到压力，其负责人也公开承认，许多受访者对敏感问题采取“社会期望式回答”——即为了避免惹麻烦而故意“表达支持”。在一种公共表达高风险、批评者遭受打压、反对派被监禁或暗杀的制度环境中，所谓‘支持率’根本无法反映真实意愿。学界将此类现象称为“制造性共识”（manufactured consent）与“服从性支持”（compliance loyalty），它们更应引发警惕，而非作为信任指标。
其次，即使按照表面数据，文中提到“普京在 2012 年得票 63.35%，2018 年得票 76.67%”也掩盖了关键背景：这些选举的“高得票率”，发生在反对派遭剥夺资格、媒体全面受控、国家资源集中动员的高度操控环境中。2018 年选举中，知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就因“刑事指控”被剥夺参选资格，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平台不允许其获得公平曝光。其他候选人多为“技术性反对派”（即亲克里姆林宫默许的花瓶党候选人），以维持“形式上的竞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等国际观察机构多次指出，俄国选举已严重偏离自由公正原则，其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因此极其薄弱。作者将这些数据当作“民主程序完成”的证据，实际上是对制度腐败的合法性背书。
关于“俄国选举从未出现如美国 2020 年那样的争议”，则更是逻辑颠倒。美国 2020 年总统选举之所以出现“争议”，是因为当权者川普拒绝承认失败，然而选举本身通过司法审查、媒体监督、州议会制衡等机制顺利完成，拜登依法胜选。而在俄罗斯，所谓“选举”本身就是总统主导下安全机构、媒体与中央选举委员会协同打造的“权力仪式”，在这里，反对者的命运不是“败选”，而是入狱、封口或被迫流亡。。美国的制度危机来自于挑战制度者，而俄罗斯的制度危机正是制度本身无法承载挑战者。用后者的“静悄悄”与前者的“有争议”作对比，正暴露出对民主制度理解的根本误读。
接下来文中引用奥利弗·斯通的采访与 Charlie Rose 对奥巴马的引述，也同样存在来源选择性与语境扭曲问题。斯通的纪录片《普京访谈》确实展示了普京的“熟练应对”，但整部影片在国际评论界被广泛批评为“亲克宫宣传”、“没有质询、只听独白”，缺乏批判性。至于“奥巴马说普京掌握一切细节”的说法，来源极为模糊，也未见于奥巴马正式演讲或回忆录。即便这话属实，其含义也是“普京控制力极强”，这当然无法等同于“好领导人”。文章将这一点颠倒为“能力超群”的证明，是典型的语义操控。
最值得警惕的，是作者关于 2022 年战争爆发后“支持率上升到 83%”的叙述。该数据虽见于 Statista 平台（来源多为 VTsIOM 或 FOM 等亲克宫机构），但这是在战争宣传高压、信息封锁与政治恐吓共同作用下得出的产物。在战时，普遍存在“集体围绕旗帜效应”（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即公众在危机中短期对当权者表达支持，这是一种政治心理防御机制，不能视为稳固的政治认同。更何况，俄国 2022 年起通过刑法新条款严惩“抹黑军队”“反对国家行动”，数千人因反战言论被拘捕甚至刑判，这意味着所谓“支持率”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被动忠诚”，而非自由社会中的真实表达。
此外，文中关于“全球民意支持普京”的说法毫无根据。无论在拉丁美洲、亚洲还是中东，多数国家政府对俄乌战争采取观望或中立立场，但这不代表“人民支持普京”。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等全球民调数据显示，自战争爆发以来，普京在全球多数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中的声望大幅下降。即便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反美”亦绝不等于“挺俄”，而作者将这种“复杂地缘立场”简化为“全球力挺普京”，是对国际局势的粗暴篡改。
至于将俄乌战争描述为“被逼到墙角后的反击”，则彻底颠倒了国际政治现实。俄罗斯在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在顿巴斯长期扶持亲俄武装、破坏明斯克协议、扩大北约恐惧等举动，是普京政权主动构建的“修正主义秩序”，意图通过武力挑战后冷战格局。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固然存在，但绝无法构成俄军全面入侵主权国家、制造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正当性。所谓“被逼反击”的叙事，是普京政府内部主导的战争正当化话语，其本质是以外部压力合理化内部扩张与制度危机的对外转移。
综上所述，这一段试图用一整套支持率神话 + 全球理解 + 西方抹黑 + 战争正当化的叙事策略，构建一个“普京合法、强大、被冤枉、且被理解”的虚假图像。它背后的叙述机制，是用数据掩盖制度暴力、用民意遮蔽政治压迫、用国际情绪包装侵略行为、用“敌人的失败”转移自身问题。面对这类文本，我们的回应不应止于“表达反对”，而应深入揭示其深层话语机制：它如何借助“看似理性的数字与逻辑”，完成对威权结构的合法性遮蔽。这正是今日“信息战时代”最危险的写作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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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