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岛：燕京大学在1949（上）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基督教群体的打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基督教群体遭受迫害，活动被冲击，教众被逮捕的新闻。在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逐渐收紧通向海外，通向世界的大门，这不仅体现在出国旅行、留学的难度越来越高，中共更是在教育层面上试图逐渐清除西方思想的影响，国际教育更是如明日黄花，随时都有可能被“清零”。本期《中国之春》杂志刊登了 6 篇有关燕京大学最后岁月的文章，这所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在 1949 年中共接管政权之后，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整个学校在所谓院系调整中被完全瓦解，教员和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分子，也遭遇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清洗。这 6 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讲述一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更是为了警醒读者，“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1:9）”中共统治术的关键就是在于制造对外界的仇恨和恐惧，他们是不会长期允许如燕京大学这样对外交流的窗口长期存在的。

司徒雷登是一个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名字，也许称得上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几个美国人之一。美国驻华大使那么多，你现在到大街上去随便问一个中国人，问他知不知道现任的驻华大使是谁，基本是不大可能有人说得出来的，然而，你去问他知不知道司徒雷登，他是很有可能知道的。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毛泽东的那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对这位真正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极尽讽刺，说“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总之没有人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哪怕是比较左倾，比较亲共的知识分子，对司徒雷登的印象也是非常好的，例如说在中国接受过教育的人可能很多都在课本上读到过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他在讲演当中就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

为什么我们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不是因为他当美国驻华大使期间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上的重要贡献。司徒雷登一手创办了燕京大学，当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甚至可以说是就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他长期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长达 20 多年，为学校建立了一个一流的学术环境，聘请了许多的杰出学者在燕大任教。燕京大学在抗战期间，校园虽然被日军占领，许多留在北平的教授也被日军抓捕，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员得以南迁，在成都复课。这所学校与其他十几所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一样，经历过了抗战，经历过了内战，却没能经历过所谓的解放。中共 1949 年夺取政权之后不久，就通过所谓的三反五反，通过院系调整，把这些学校从专业到人员到学生全部拆散，燕京大学就一分为八，被中共拆的一干二净，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

燕京大学 1919 年成立的时候，是由美国北长老会、美以美会、公理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开办的，抗战胜利之后，燕京大学主要的经费来源仍然是来自西方的宗教团体，主要是由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负责筹集，托事部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权。

1948 年 11 月底，随着中共军队发起平津战役，北平被逐渐包围，燕大校内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大家都在议论到底是留下还是像当年抗战一样组织南迁。燕大代理校长陆志韦内心对中共存有好感，不主张根据美国托事部及燕大前校务长、当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的建议南迁，并且认为往南方搬太麻烦，各方面都不便利，所以主张留守北平，并且呼吁教师学生支持他的意见。当时在燕大的近千名学生中，赞成南迁的不到 300 人，在燕大实行民主表决的情况下，迁校南下的提议未通过。燕大多数教职员的意见也是继续留在燕园办学，希望燕大可以在不牺牲基督教目标或教学自由条件下，作为私立大学继续运行，燕大校董会、美国托事部先后在 1948 年底同意了他们的建议。最终，燕大同北大、清华等北平高校一样选择了留守，没有迁到外地办学。对于师生去留，燕大校方则是让其自由选择，并未施加压力。到 1949 年 1 月初，基于北平战事，燕大有近 200 名学生撤离北平，但还有 720 名学生与 95% 的教职员在学校坚守。燕大还在上海设立专门办公室帮助南下的师生，待局势稳定，中共全面接管之后，陆志韦还曾经致电滞留上海的师生，欢迎他们重返校园。

1948 年 12 月中旬，中共军队完全控制了北京西郊，陆志韦召集全校人员开会，他在会上表示，期望新政权能够尊重宗教习惯，给予他们彻底的自由，并且宣布要与新政权进行全面的合作。而在另一方，中共对燕京大学的政策，一开始就有着相当的灵活性，不是说马上就要镇压或者采取一些严厉的政策，而是先以怀柔为主。

毛泽东在 1948 年 12 月 15 日凌晨急电东北野战军领导及前线将领，要求通知部队注意对燕大、清华的保护。为此，东野十三兵团政治部在燕大校门口贴了保护燕大的布告，不准部队擅自进入学校，干扰教学。12 月 18 日，中共派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吕炳安来校宣讲，发表了展望燕大美好未来的鼓动性讲话，与师生座谈以解答各种疑问，并提出保证燕大继续自由办学，并尽可能给予帮助。后经与中共关系比较密切的社会学系教授严景耀及燕大学生自治会的邀请，12 月 19 日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又来燕大宣讲当时的形势与中共的各项政策，与师生员工进行座谈。此次讲话消除了很多师生心中的疑虑，燕大教授林庚在概述刘道生讲话要点时，称中共“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像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在此之后，燕大与十三兵团还举行联欢和座谈会，互相慰问，中共方面除了帮助恢复了中断的供电，十三兵团的文工团还来燕大表演《杨勇立功》、《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文艺节目，宣传中共政策，对燕大师生触动很大。12 月 24 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就燕大情况采访陆志韦，陆氏称中共军队尚未进入燕大，该校师生均许自由在城郊行动，外籍教授均安全，并能完全自由继续讲学。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 1949 年对外国教会学校的政策，经历了从容忍到改造，从缓和到激进的过程。中共中央基于维持中外关系考虑，在 1949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对于外国人办的学校特别指出：“已办之私立外国学校，暂许其维持现状，但其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其学校经费，必须报告其来源；其课程，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

下篇

https://chinaspring.org/article/e8219be6-26da-4727-95c7-26c05245e4bc